但电波的痕迹不可能永远隐形。

　　第四次发报——那是他为确认爆破坐标而发的一封简码工务报——被监听到了。

　　日军驻沪通讯监听站设在外滩一栋西式大楼的地下室里。这处监听站在淞沪会战后由日军通讯联队扩建而成，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制无线电测向仪，可以对整个上海及周边地区实施全天候的信号监测。谢临渊的电报虽然使用了跳频和压缩简码，但连续数日凌晨的异常信号仍然被值班监听的军曹标记为“疑似非法加密短波”。军曹将标记上报到通讯课课长的次日清晨，测向小组便开始锁定信号的大致方位。

　　他们没有精确定位到桂记杂货铺，但已经将范围缩小到了苏州河南岸老城厢到老闸北之间的矩形区域。那恰好涵盖了桂记杂货铺和谢临渊藏身的全部外围安全屋。

　　当天下午，一支不显眼的宪兵分遣队在苏州河南岸沿街突击检查了七家店铺，其中包括桂记杂货铺斜对面一家米行和巷口一间照相馆。他们对外宣称是查私盐，但老桂在柜台上就认出了领头的那名便衣——那是电子监测课从满洲调来的一名朝鲜籍监听技官，平时极少露面，他在斜对面米行翻查货物时，袖口露出了半截便携测向电表的夹头。

　　老桂在当天夜里紧急拆掉了阁楼上的发报机，将蓄电池和电键分别藏在两只看似装腌菜的木桶底层。他没有转移自己——转移等于不打自招。他只是把铺子里所有涉及联络的暗格全部清空，将接头的信物分散到巷子口不同流动摊贩身上，然后继续在白天开门卖他的红糖和八角。

　　谢临渊整整三天没有碰电台。通讯监听的范围虽然缩小了，但山本如果决定对苏州河南岸这一整片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暴露只是时间问题。

　　他在这三天里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彻底销毁了藏身处所有与发报机相关的纸质记录，将胶卷底片重新封装进伪装的鱼肝油瓶。第二件是去码头上班时看似漫不经心地替好几个不同工头重新排了夜班轮值——这些轮值安排看似在应付即将到来的高温天，实则将可能涉及联络工作的关键交通员全部转移到了夜间轮岗，一旦桂记铺子出事，他们可以在夜色掩护下沿苏州河各自的撤离路线就地消失。

　　第三件，他和谢明薇在法租界那家老咖啡馆的二楼角落里见了一次面。他把她名下所有未转入福利基金的安全户头全部清点了一遍，清点在咖啡杯压着的便笺纸上画成一张只有两个人才懂的流水图。便笺纸最后一行写着：“如果我两周后没有再进这间咖啡馆，你以银行名义将这行数字销毁。”

　　谢明薇看完后把便笺纸折成极小的方块，没有收藏进手袋，而是放进嘴里慢慢嚼碎，就着最后一口咖啡吞了下去。她说：“我记在脑子里了。”然后推开椅子，像任何一位在午后逛街的优雅小姐一样，拎起软呢手袋走下了咖啡馆吱嘎作响的木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