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大龙村唯一的女邮递员小陈送来的。

　　小陈骑着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在大龙村的土路上颠簸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那个薄薄的信封送到李天宇手里。信封是白色的，左上角印着“清平大学”四个红字，右下角写着“青阳市金阳县新成乡大龙村李天宇收”，字迹清秀端正，一笔一划都写得很认真。

　　李天宇接过信的时候，手在发抖。

　　他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信封，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他用手指摸了摸信封的边角，感觉到里面有一张叠得很整齐的纸，还有一些硬硬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谢谢陈姐。”他说，声音有些发紧。

　　小陈看了他一眼，笑了：“女朋友寄来的？”

　　李天宇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像刚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红薯。他没有回答，把信揣进口袋里，转身就往家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问了一句：“陈姐，从清平寄过来，要几天？”

　　“正常的话，三天。”小陈跨上自行车，蹬了一脚，又停下来，回头补了一句，“你要是回信，写好送到乡邮政所就行，我帮你带过去。”

　　李天宇点了点头，快步往家走。

　　他本想在山上拆信的。

　　他上了后山，走到歪脖子老槐树下，坐在树根上，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掏出来。信封被他的手心捂热了，边角有些发软。他把信封举到眼前，看着那四个红字——“清平大学”。

　　清平大学。省城最好的大学。张紫妍在信里说过，她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清平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她说这个专业全国没有多少间大学开设，清平大学是其中最好的一所，毕业了好找工作。

　　她考上了。

　　她走的那天，站在公路边上等班车，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手里提着一个皮箱。班车来了，她上车，从车窗里向他挥手。班车开走了，扬起一路灰尘，灰尘散了，公路空了，她走了。

　　他站在路边，手里握着她塞给他的那张纸条，很久没有动。

　　现在，信来了。

　　他把信封翻过来，用手指甲小心翼翼地挑开封口。信封粘得很紧，他怕撕破了里面的信纸，一点一点地挑，指甲盖都翻起来了，才把封口挑开。

　　里面有两样东西——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一根白色的羽毛。

　　羽毛很小，只有小指那么长，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他把羽毛放在手心里，一阵风吹过来，羽毛在掌心里动了动，像是要飞走。他赶紧握紧拳头，把羽毛攥在手心里，然后慢慢地展开那张纸。

　　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有些毛毛糙糙的。信写了两页，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写得认认真真，像是在课堂上偷偷写的，又像是在宿舍的台灯下一笔一笔慢慢写的。

　　“李天宇：

　　你好吗？

　　我已经到清平大学快一个月了，一直想给你写信，但刚开学事情太多，忙着报到、找宿舍、选课、认识新同学，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下午没课，我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窗外下着小雨，我想起你了，就给你写这封信。

　　清平大学很大，比我想象的大得多。从校门口走到我们宿舍要二十多分钟，我第一天报到的时候迷了两次路。校园里有好多树，梧桐、银杏、香樟，都是几十年的老树，很粗，一个人抱不过来。秋天到了，银杏叶全黄了，落了一地，走在上面沙沙响，像踩在金币上。

　　我的宿舍在四楼，四个人一间。室友都很好，两个是省城本地的，一个是从外省农村来的。我们四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但相处得还不错。昨天晚上我们聊到凌晨两点，聊各自的家乡、各自的梦想、各自喜欢的人。她们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我没有说话，只是笑。她们追着问我，我就把话题岔开了。

　　我选的专业是农业经济管理。这个专业比我想的要难一些，要学经济学、管理学、农业学，还有数学、英语、计算机。课程安排得很满，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课，有时候晚上还要上选修课。但我很喜欢，因为每一门课都跟农村有关，都跟土地有关，都跟我以后想做的事情有关。

　　今天下午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书名是《农业经济学》，是这门课的教材。我翻了翻，里面有好多我不懂的东西，但我很有兴趣，我想把它们都学会。我想等你下次来省城的时候，我可以给你讲讲这本书里写了什么。

　　学校食堂的饭菜还行，比我想的要好。最便宜的是素菜，两毛钱一份，最贵的是红烧肉，八毛钱一份。我一般吃一荤一素，再加四两米饭，五毛钱左右。食堂的红烧肉没有你做的好吃，我想念你做的红烧肉了。

　　这封信我折成了一只纸鹤。我爸以前教过我折纸鹤，他说纸鹤能带来好运。我折得不太好，翅膀有点歪，你别嫌弃。

　　那根白色的羽毛是我在校园里捡的，不知道是什么鸟的，可能是鸽子，也可能是别的鸟。我把它夹在信里寄给你，就当是我从省城带给你的礼物。

　　你在村里还好吗？你爸的身体怎么样了？你妈的眼睛真的全好了吗？她在医院的时候我见过她，她说看得见了，拉着我的手说我是个俊姑娘。我一直想着这事，心里暖暖的。后山那块地怎么样了？麦苗长高了吗？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在吗？

　　我很想去看你，但这个学期课太多，走不开。等放寒假了，我一定来。

　　你给我回信好吗？我想知道你那边的情况。

　　就写到这里吧，室友叫我一起去吃饭了。

　　祝好。

　　张紫妍

　　1984年10月17日于清平大学图书馆”

　　李天宇把这封信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的时候，他的眼睛在字里行间飞快地扫过，像一只饥渴的兽扑向水源。他急着想知道她写了什么，急着想知道她在省城过得好不好，急着想知道她有没有想他。那些字一个个地跳进他的眼睛里，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些句子他看了一遍就记住了，有些句子他看了三遍还是想再看一遍。

　　第二遍看的时候，他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像在咀嚼什么珍贵的东西，舍不得咽下去。他看到“我想起你了”那四个字的时候，心跳漏了一拍，耳根子烫得像被火烤过。他赶紧回头看了看院子里有没有人——李立飞在屋里躺着，王兰英在灶台后面忙活，李秀兰和李天明还没放学。没有人看见他脸红。

　　第三遍看的时候，他把每一个字都刻在了心里。他把信纸举到鼻子跟前，闻了闻纸上的味道。有一股淡淡的墨水味，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清香，可能是信纸本身的味道，也可能是她握笔的时候留在纸上的味道。他说不清楚，但他觉得那味道很好闻，好闻到他想把这封信贴在脸上，好闻到他想把这张纸吃进肚子里。

　　那根白色的羽毛他看了很久。

　　他把羽毛举到眼前，对着太阳看。阳光透过羽毛，把它照得半透明，能看见羽毛中间那根细细的轴，和两边排列整齐的羽枝。风一吹，羽毛在他的手指间轻轻颤动，像要飞走。

　　他小心翼翼地把羽毛夹回信纸中间，把信纸重新折好，折成原来的样子——一只翅膀有点歪的纸鹤。他折了好几次才折回去，因为他拆开的时候太急了，没记住原来的折法。但他不想把信纸简单地叠成一个方块，他觉得纸鹤就是纸鹤，就应该是一只纸鹤。

　　他把纸鹤放在手心里，纸鹤很轻，轻得几乎没有重量，但他的手心却觉得沉甸甸的。

　　这份重量，来自省城，来自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来自一个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信封，来自一只折歪了翅膀的纸鹤。

　　他把纸鹤和羽毛一起，放进了上衣口袋里。口袋里面还有张紫妍临别时塞给他的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等我回来”。纸条和纸鹤挨在一起，一个旧，一个新，但上面的字迹是一样的——清秀、端正、认真。

　　两样东西在口袋里碰在一起，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在说什么悄悄话。

　　那天晚上，李天宇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给张紫妍写回信。

　　李秀兰在屋里写作业，李天明趴在桌子上画画，王兰英在灶台后面收拾碗筷，李立飞坐在竹椅上闭着眼睛打盹。煤油灯放在枣树下面的石桌上，火苗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的，把他的影子照得忽大忽小，像一个人在跳舞。

　　王兰英收拾完灶台，端着一碗水走过来，放在儿子手边。她的眼睛清亮亮的，在煤油灯的光线下闪着光，跟几个月前那双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雾的眼睛判若两人。

　　“天宇，喝口水。”她说，声音里带着笑意。

　　“妈，您先放那儿。”李天宇头都没抬，趴在石桌上，面前铺着一张白纸，手里握着圆珠笔。

　　王兰英没有走，站在儿子身后，看着他在纸上写字。她能看清了，每一个字都能看清。她能看清儿子写的“张紫妍”三个字，能看清他写的“你好”两个字，能看清他那握笔的姿势——跟他爸一模一样，手指攥得紧紧的，恨不得把笔捏碎。

　　她笑了。

　　“写得好。”她说。

　　李天宇抬起头，看了母亲一眼。王兰英的眼睛亮晶晶的，不像以前那样灰蒙蒙的、空洞洞的。那里面有了光，有了神采，有了笑意。

　　“妈，您别站我后头，”李天宇有些不好意思，用手挡住信纸，“我看着紧张。”

　　王兰英笑着走开了。她走到院子里，坐在李立飞旁边的竹椅上，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她能看见月亮的纹路，能看见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能看见儿子趴在石桌上写信的侧影。

　　她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四个月前，她还什么都看不见。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黑暗中度过了。她以为自己再也看不见儿子的脸、看不见丈夫的脸、看不见女儿写作业的样子、看不见月亮和星星。但儿子用一根缝衣针，把光重新带回了她的眼睛里。

　　她至今还记得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那是青阳市人民医院的病房，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窗帘，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儿子的脸上。她看见了，看见了儿子的脸——黑黑的，瘦瘦的，但眼睛很亮，亮得她心里发烫。

　　她哭了。

　　那不是伤心的泪，是高兴的泪，是这辈子最甜的一次哭。

　　现在她坐在这里，看着儿子写信，看着月亮，看着枣树，看着院子里的这一切。她的眼睛好得很，比村里任何人都好。她能看清远处山头上的树，能看清飞过天空的鸟，能看清儿子信纸上每一个字。

　　她觉得，老天爷对她不薄。

　　李天宇趴在石桌上，面前铺着白纸，圆珠笔握在手里。纸是从学校里带回来的，以前用来记笔记的，正面写满了数学公式，背面是空白的。他把纸翻到背面，用手掌把纸上的皱褶压平，然后拧开笔帽，开始写。

　　他写了第一行字——“张紫妍：你好。”

　　然后他停住了。

　　他握着笔，看着那七个字，不知道下一句该写什么。他有很多话想说，想告诉她井打了，出水了，水是甜的；想告诉她麦苗长高了一寸，右边那块石头多的地方麦苗也出得差不多了；想告诉她想念她做的那个调研笔记，那个养殖场规划图画得很细，他看了好多遍；想告诉她想念她站在柜台后面算账的样子，想念她蹲在地头抓一把土的样子，想念她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的样子。

　　但他写不出来。

　　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堵在胸口里，堵在笔尖上，就是落不到纸上去。他怕写出来太肉麻，怕写出来太笨拙，怕写出来配不上她那一手工整的字迹和那只折得有点歪但很用心的纸鹤。

　　他想了很久，笔尖戳在纸上，戳出了一个小黑点。墨水滴下来，在纸上洇开了一小片，像一个墨色的花苞。

　　他深吸一口气，重新开始写。

　　“张紫妍：

　　你好。

　　收到你的信了，很高兴。纸鹤我收到了，翅膀确实有点歪，但很漂亮。羽毛我也收到了，我把它夹在我的笔记本里了，跟那片金黄色的落叶放在一起。

　　你问我的事，我一件一件跟你说。

　　我爸身体好多了，出院以后一直在家休养，能吃能睡，脸色也红润了。

　　我妈的眼睛全好了。你走以后她一直念叨你，说你是个俊姑娘，说话好听，人也好。她现在看东西比我还清楚，昨天她站在院子里，看见对面山头上有一只野兔，我找了半天都没看见。她说，在那儿呢，灰的，蹲在石头后面。后来那只野兔真跑出来了，灰的，从石头后面窜出来，跑得飞快。

　　后山的井打了。请了打井队来的，打了三丈深，打出水了。水很甜，我妈喝了一口，眼泪掉下来了，说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的水。村里人都来看，说后山从来没打出过水，我是头一个。

　　麦苗又长高了一些。左边那两亩石头少的地方，麦苗已经有一筷子高了，绿油油的，看着喜人。右边那三亩石头多的地方，麦苗还是稀稀拉拉的，但我每天浇水，每天除草，我相信它们能长好。

　　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在，还是老样子，歪着脖子站在那里，像个驼背的老人。

　　你说你寒假来看我，我很高兴。到时候井水更清了，麦苗更高了，说不定右边的地也绿了。你来了就知道了。

　　你在学校要好好吃饭，别老吃素菜，该吃肉的时候要吃肉。食堂的红烧肉没有我做的好吃，但你别嫌弃，先把肚子填饱，等回来我给你做。

　　你在信里说室友问你有没有喜欢的人，你没回答。我想问问你——你有吗？

　　我这边一切都好，你别担心。

　　等你的回信。

　　李天宇

　　1984年10月21日于大龙村”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信纸拿起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到“我想问问你——你有吗？”那一句的时候，他的心又跳快了，耳根子又烫了。他犹豫了很久，要不要把这句话划掉。这句话问得太直接了，太冒昧了，太不像他会说的话了。

　　但他没有划掉。

　　他把信纸折好，折成一个方块，没有折成纸鹤，因为他不会。他把信封装好，在信封上写下“清平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张紫妍收”几个字。

　　字写得很丑，歪歪扭扭的，跟他的人一样，黑黑的，瘦瘦的，但很用力，每一笔都恨不得把纸戳穿。

　　王兰英走过来，站在儿子身边，低头看着信封上的字。她能看清了，每一个字都能看清。字确实写得不好看，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没有一笔是潦草的。

　　“写得挺好的。”她说。

　　“妈，您别安慰我了。”李天宇把信封翻过去，不让母亲再看，“我这字拿不出手。”

　　“字好不好看不重要，”王兰英说，“重要的是写信的人心诚。心诚，字就好看。”

　　李天宇抬起头，看着母亲。王兰英站在煤油灯旁边，灯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亮亮的，里面有一种他以前很少见到的东西——那是一种笃定，一种踏实，一种对未来的信心。

　　“妈，”他说，“您最近眼睛好了，气色也好多了。”

　　王兰英笑了，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托你的福。天宇，妈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生了你。”

　　李天宇的脸又红了，比刚才看信的时候还红。他低下头，把信封揣进口袋里，站起来，说了一声“我去睡了”，就钻进屋里去了。

　　王兰英站在枣树下，看着儿子的背影，笑了。

　　她转过身，走到李立飞身边，坐在竹椅上。李立飞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

　　“信写完了？”他问。

　　“写完了。”王兰英说。

　　“写给那个城里姑娘的？”

　　“嗯。”

　　李立飞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姑娘，我看挺好。在医院的时俟，她来看过我好几次，给我带水果，给我倒水，陪我说话。她不嫌咱们农村人。”

　　“我知道。”王兰英说，“天宇有福气。”

　　两口子坐在院子里，一个闭着眼睛，一个睁着眼睛。月亮挂在头顶上，枣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王兰英抬头看着月亮，月亮很亮，亮得她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

　　她想起了四个月前，她还什么都看不见。她坐在这个院子里，听见风吹枣树的声音，听见儿子说话的声音，听见老伴咳嗽的声音，但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只能凭声音和触觉去感受这个世界。

　　现在她能看见了。

　　她能看见月亮，看见枣树，看见老伴脸上的皱纹，看见儿子写的信。

　　她觉得，这辈子值了。

　　第二天一早，李天宇走了六里路，把信送到了乡邮政所。

　　邮政所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大龙山乡邮政所”七个字，油漆掉了大半，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里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姓周，四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正在看报纸。

　　李天宇把信递过去。老周转过身来，接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地址，又看了看李天宇。

　　“清平大学？”老周推了推眼镜，“你认识清平大学的人？”

　　“嗯。”李天宇说，“朋友。”

　　老周把信封放在秤上称了称，撕了一张邮票贴上，在信封上盖了一个邮戳。邮戳“砰”的一声盖下去，声音很响，像锤子敲在钉子上。

　　“八分钱。”老周说。

　　李天宇从口袋里掏出八分钱，放在柜台上。那是他卖鸡蛋攒的钱，一分一分攒的，每一分钱上都沾着他的手汗。

　　老周把信扔进一个绿色的帆布袋子里，袋子里已经有十几封信了，都是要寄出去的。李天宇看着那封信落进袋子里，落在其他信的上面，白色的信封在绿色的袋子里很显眼。

　　“几天能到？”他问。

　　“正常的话，三天。”老周说，“快的话，两天。”

　　两天。

　　李天宇算了算时间。信是今天寄出去的，两天后到清平大学，张紫妍收到信的那天，是10月24日。她第一封信是10月17日写的，他10月21日回的，她10月24日收到。

　　七天。

　　从她寄出到收到他的回信，要七天。

　　他觉得七天太长了。他恨不得现在就有一辆自行车，骑着去省城，把信亲手送到她手里。他恨不得现在就在她面前，亲口告诉她，井打了，水出了，麦苗长了，妈的眼睛好了，他想她了。

　　但他不能。他只能站在乡邮政所门口，看着那个绿色的帆布袋子，看着那封白色的信，看着那个写着“清平大学”四个字的信封。

　　风吹过来，邮政所门口的杨树叶子哗哗响。秋天了，叶子开始黄了，有些已经落了，在地上铺了薄薄一层。他踩着落叶往回走，脚底下沙沙响，像踩着金币。

　　他想起了张紫妍信里写的——“银杏叶全黄了，落了一地，走在上面沙沙响，像踩在金币上。”

　　他笑了。

　　他走在大龙山的土路上，踩着杨树的落叶，脚下也沙沙响。他的落叶不是金币，是铜钱，是破铜钱，不值钱，但也是黄的，也是落叶，也是秋天。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蹲在路边，捡起一片杨树叶。叶子已经黄透了，边缘有些干枯，叶脉还看得清楚，一根一根的，像手掌上的纹路。

　　他把叶子夹进笔记本里，跟那片金黄色的落叶放在一起，跟那根白色的羽毛放在一起。

　　笔记本越来越厚了。

　　里面有父亲的病情记录，有省道消息的草稿，有养殖场规划图的草图，有药膳配方，有她写的那张“等我回来”的纸条，有她寄来的那只翅膀有点歪的纸鹤，有她寄来的那根白色的羽毛，还有他捡的这片杨树叶。

　　每一页纸，都是他从石头缝里刨出来的。

　　每一行字，都是他用圆珠笔一笔一笔刻上去的。

　　每一片叶子，都是他走过的路上落下来的。

　　他合上笔记本，把它放进口袋里，站起来，继续走。

　　六里路，他走了快一个小时。不是因为路远，是因为他走得很慢。他一边走一边看，看路边的野草，看田里的庄稼，看山上的石头，看天上的云。他以前走过无数次这条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得这么仔细。

　　他看见了草从石缝里长出来，看见了庄稼从土里钻出来，看见了石头下面有水，看见了云后面有太阳。

　　他什么都看见了。

　　他什么都能看见。

　　因为他的口袋里有一封信，那封信是寄往省城的，是寄给一个叫张紫妍的女孩的。信封上贴着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邮票上盖着一个圆形的邮戳，邮戳上的日期是1984年10月22日。

　　这个日期，他会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