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时间线倒回去——倒回到苟洋洋走出休息室之后大约三个小时。

　　凌晨六点。

　　迪拜机场T3航站楼。

　　苟大明是被李小芹摇醒的。

　　“大明——大明！洋洋呢？“

　　苟大明睁开眼。

　　一瞬间他不知道自己在哪——灯光很暗、沙发很陌生、旁边的女人很焦虑。

　　然后记忆回来了：迪拜、机场、转机、休息室。

　　“洋洋……“

　　他往左看——空的。

　　往右看——空的。

　　沙发上只有一个蓝色的书包，印着喜羊羊。

　　苟洋洋的书包。

　　但没有苟洋洋。

　　苟大明的第一反应是：

　　“可能去上厕所了。“

　　李小芹说：

　　“我刚从厕所回来。女厕所那边没有。“

　　苟大明说：“男厕所呢？“

　　李小芹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的意思是“我一个女的怎么去查男厕所“。

　　苟大明站起来，往休息室门口的男厕所走。

　　推开门——三个隔间，只有一个有人（一个打着鼾的中年男人），不是苟洋洋。

　　他回来了。

　　“不在。“

　　李小芹的脸色变了。

　　不是那种慢慢变化的脸色——是一瞬间的。

　　像有人按了一下开关，从“睡醒的迷茫“直接切到了“母亲的恐惧“。

　　“他什么时候不见的？“

　　苟大明看了看手机——六点零五分。

　　他的闹钟还没响（设的十一点四十五）。

　　他是被李小芹摇醒的。

　　“我不知道。我刚醒。“

　　李小芹开始在休息室里找。

　　不大的地方——沙发、走廊、角落——三十秒就找完了。

　　没有。

　　她走出休息室，在门口的走廊上左右看了看。

　　空旷的走廊，几个早起的旅客拖着行李经过。

　　没有那个高高瘦瘦、嘴角有黑痣的小男孩。

　　李小芹哭了。

　　不是那种慢慢流泪的哭——是“啪“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眼泪、声音、身体的颤抖同时发生。

　　像一个闸门突然打开。

　　苟大明第一次——真正的第一次——没有说“再等等，再看看“。

　　他说：“去找工作人员。“

　　他们找到了最近的机场服务台。

　　苟大明把情况尽可能清楚地说了——用他那半吊子的英语，加上手势，加上李小芹手机里存的苟洋洋的照片。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很认真。

　　她立刻用对讲机通报了安保部门。

　　十五分钟后，两个穿制服的安保人员来了。

　　他们做了标准流程的询问：

　　孩子多大？十岁。

　　什么时候最后见到的？凌晨三点左右（苟大明回忆了一下，他大概在三点钟前后迷迷糊糊看了一眼苟洋洋还在）。

　　孩子穿什么衣服？蓝色T恤、灰色短裤、白色运动鞋。

　　有什么特征？嘴巴左小角有黑痣，大眼睛，甲字脸，高高瘦瘦。

　　孩子身上有什么？苟大明想了想——书包在这里，护照在他这里……大概只有口袋里的零钱和一支笔。

　　还有一个翻译器？

　　不，翻译器在书包里。

　　安保人员说他们会调监控。

　　请两位家长在休息室等候。

　　等候。

　　这两个字对于一个丢了孩子的母亲来说——

　　李小芹没有在休息室等。

　　她拉着苟大明在T3航站楼里跑了一圈。

　　从B区到A区，从免税店到美食广场，从男厕所门口到每一个长椅。

　　她叫着：

　　“洋洋！苟洋洋！洋洋——“

　　新乡口音的中文在迪拜国际机场的穹顶下回荡。

　　几个外国旅客回头看了一眼。

　　没有人回应。

　　苟大明跟在她后面，一边走一边用手机给苟洋洋发消息——QQ消息、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

　　“洋洋你在哪？“

　　“洋洋赶紧回来。“

　　“爸爸不生气，你回来就行。“

　　没有回复。

　　四十分钟后，安保人员找到了他们。

　　监控已经调出来了。

　　苟洋洋，凌晨三点十七分，走出休息室。

　　三点十九分，沿走廊向西走。

　　三点二十五分，经过岔路口，向右拐。

　　三点三十一分，经过行李转盘区。

　　三点四十五分，经过海关出口通道。

　　三点五十二分——走出了机场。

　　安保人员说最后那句话的时候，用了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

　　职业素养。

　　但这种平静在李小芹耳朵里听起来像炸弹。

　　“走出了机场？“

　　她重复了一遍。

　　“他——一个十岁的孩子——走出了机场？“

　　安保人员解释：

　　凌晨的到达区出口有工作人员值守，但孩子体型较小，且当时人流稀少，可能被误认为某位旅客的随行人员……

　　李小芹没有听完这段解释。

　　她转头看着苟大明。

　　苟大明的脸是白的。

　　不是害怕的白——是那种整个人的血液突然往下沉时的白。

　　一种“我的世界正在塌“的白。

　　他张了张嘴，想说“再等等“——但这三个字到了嘴边，他自己也知道说不出口了。

　　他说了另外三个字。

　　“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