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夜晚一年里没有几个。杨夏知道。

　　雅各布最后被马车拉走的时候，已经过了夜里两点半。

　　杨夏一个人走回那套新公寓。

　　公寓的门一推开，松木和油漆的味道淡了，多了股新铺地毯的羊毛味。客厅的黄铜立灯亮着，地上有新买的脚踏，墙上多了幅画，画得不算好，但看得出真符是用心选的。

　　楼上传来狗叫。

　　不是一只，是好几只，叫得参差不齐，听着像几只小奶狗在大狗后面起哄。

　　杨夏顿了顿，把帽子搁在玄关半圆桌上，沿着楼梯上去。

　　二楼最里头那间房的门半开着，里头铺着旧毛毯，毯子上四只小狗，团成几团滚在一起，黄的、白的、还有只黑里透褐的。当中最大的，不用看就知道是真符。

　　她盘腿坐在地毯上，膝盖上趴着只刚断奶、巴掌大的小白狗。她手里拿着煮过的鸡肉，撕成细丝，喂得很慢。

　　听见脚步声，她没回头，只把小白狗举高了点：“你看。”

　　杨夏靠在门框上，看了一会儿。

　　他认识真符这一年多，知道这个女人不是真心想养狗。她想要的是证据。证明“我现在的日子，能容得下这些没用的、只会乱叫、只会拉屎的东西”。她从前过的是另一种日子，那种日子里多养只猫都是奢侈。她现在要把这种奢侈，一点一点摆到屋子里来，摆给自己看。

　　杨夏没拆穿她。

　　“你自己买的，你自己管。”他说，“别在二楼拉屎，别夜里叫得让对面那栋都听见，剩下的我不问。”

　　真符嘴角一勾，小白狗在她手里晃了下：“知道了。”

　　“还有，”杨夏顿了顿，“那只黑的，眼睛不太对，明天叫个兽医过来看看。”

　　真符这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里没说什么，但她大概明白了：这个男人嘴上说“你自己管”，眼睛却已经把四只狗挨个看过，连哪只眼睛有问题都看出来了。

　　她什么都没说，又低下头去喂小白狗。

　　杨夏关上门，走回主卧。

　　他本来以为自己今晚能睡个整觉。这一天的事一桩接一桩，骨头里都是沉的。

　　他刚把外套扔在椅背上，钟楼那边敲响夜里十二点。

　　第十二响落定的瞬间，

　　清单来了：

　　【凌晨3点，吸血鬼会吃掉警察局局长的儿子小派克】

　　【凌晨4点，东区化学药品仓库会发生爆炸】

　　【凌晨5点，一个德国巫术家会来到纽约】

　　杨夏在床沿上坐了整整一分钟，没动。

　　三条情报，都在凌晨。三点、四点、五点，接连排着，连让他喘口气的间隙都不留。

　　他把这三条在脑子里飞快过了一遍。

　　巫术家那条最远，五点钟才到，眼下不急，看不出敌友，得先观察。仓库爆炸那条，时间死、地点死，意味着他要么三点结束第一桩之后立刻赶过去，要么干脆不管，可那是化学药品仓库，炸起来周围两条街跑不掉。可第一条更急，警察局长的儿子，被吸血鬼吃，这两个词一前一后摆在一起，已经不是普通绑架了。

　　而且，前两天清单上那条“曼哈顿区有人报告吸血鬼出没”，他没去管。现在它绕回来了，绕到一个孩子的脖子上。

　　杨夏从床上站起来，外套又重新套上。

　　他走到楼上那间房门口，没敲门，直接推开。

　　真符正抱着小白狗给它裹毛巾，听见门响，一抬眼。她大概是看了杨夏的脸色，他这种脸色在过去一年里出现过两次，每次出现，那一夜就要见血。

　　“小狗暂时让安雅看着。”杨夏说，“换衣服，跟我走一趟。”

　　真符把小白狗轻轻搁在毯子上，站起来，没问去哪儿，也没问去多久。

　　这一点是他喜欢真符的地方。该问的时候她什么都问，不该问的时候她一个字不多。

　　凌晨一点半，纽约市中心。

　　雨已经停了，地面上覆着薄薄的水，被路灯照得像撒了满地碎银子。马车轱辘碾过去，“哗啦，哗啦”。

　　车夫问去哪儿，杨夏报了地址：佩里街，三十七号。

　　那是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咖啡馆，门面不大，玻璃窗上贴着张已经被夜露打软的报纸。

　　车一停，杨夏拽住正要下车的真符胳膊。

　　“这地方，我进去找个人。”他声音放得很低，“那人姓富兰克林。城里头数一数二的自由记者，谁的钱都收，谁的话都不卖。你跟我一起进，但不要说话。他这种人嗅觉太灵，多一句就要被他闻出三层意思来。”

　　真符点头。

　　咖啡馆里烟雾缭绕。

　　最里头靠墙的位子上，富兰克林，三十出头，瘦，戴圆框眼镜，左手夹着廉价雪茄，右手在翻烂的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他抬头之前，烟先抬起来。

　　“杨。”他笑了一下，那笑意没到眼睛里，“你深更半夜的，不在家陪你那位小姑娘喝威士忌庆功？”

　　他怎么知道弗吉尼亚那场的？杨夏没问。富兰克林不靠别的吃饭，就靠这种“消息比你自己还快”。他要是不知道，那才叫奇怪。

　　杨夏拉开椅子坐下。他没绕弯，从内袋里掏出钞票，往富兰克林的笔记本旁边一搁，纸钱打在木头桌面上，发出闷响。

　　“一千。”杨夏说，“今晚一桩活儿。”

　　富兰克林的眼睛眯了眯，雪茄从嘴角拿下来。

　　他认识杨夏两年了。杨夏给过他钱，但从来不给一千这个数。一千不是雇人写稿子，是雇人卖命。

　　“什么活儿。”

　　“派克局长的小儿子，三个钟头之前被人绑了。眼下没出绑架信，没传赎金条件，警局还没动起来，意味着绑人的不要钱，要别的。我得在凌晨三点之前找到那孩子。”

　　富兰克林的表情没变。他把雪茄重新叼回嘴里，深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慢慢出来。

　　“派克的小儿子，叫小派克，十一岁。”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上礼拜他保姆被换过，新来的那个，是从哪个职业介绍所过来我没记上。今天下午四点钟，派克太太接了电话，挂电话之后立刻让司机出门，司机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人。”

　　这就是富兰克林。他不需要去现场，他需要的只是一杯咖啡和半本翻烂的笔记。这个城市里每个有用的细节都从他眼皮子底下过过一遍。

　　“我大概知道那帮人是谁。”富兰克林把笔记本合上，把钱卷起来塞进胸前口袋，“皇后区有个废农场，去年夏天死过两只奶牛，奶牛是被，”他停了一下，“抽干血死的。那地儿之后就空了。我一直想去看看。今晚刚好。”

　　马车出城往北开，街灯一盏一盏地稀下去，最后只剩前边马脖子上的马灯，在前头一晃一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