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妍从医院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母亲沈文君破天荒地没有加班，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织毛衣。毛线是铁锈红色的，粗粗的，织的是男款，领口已经收了一半，看起来像是给父亲织的。父亲张明远坐在对面，戴着老花镜看一份文件，是省里刚下发的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厚厚一沓，用订书机订着，边角已经被翻得卷了起来。客厅不大，电视机是十八寸的，放在一个老式的电视柜上，没开。茶几上摆着一盘切好的西瓜，红瓤黑籽，码得整整齐齐。这是1984年青阳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夜晚，安静，平和，甚至有些沉闷。
张紫妍换好鞋，走进客厅，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在他们对面坐下来。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坐在那里，看着父母。母亲低着头织毛衣，一针一线都很认真；父亲低头看文件，一行一行看得很慢。她想说的话在喉咙里堵了很久，从医院回来的公交车上就在组织语言，组织了一路，还是没有组织好。但她必须说了，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高考志愿填报表在她书包里放着，明天是交表的最后一天。
“爸，妈。”她开口了。
沈文君抬起头，手里的毛衣针没有停。张明远从文件后面探出头来，推了推老花镜。“怎么了？”
“我志愿填好了。”
“报的哪里？清阳大学？”沈文君放下毛衣针。
“清平大学。”
张明远摘下老花镜，把文件放在茶几上，坐直了身体。清平大学比他任教的清阳大学名气大，录取分数线也高，离家远，三百多公里，坐火车要四五个小时。他不太想让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但他也知道，清平大学的牌子比清阳大学硬得多。他沉默了一下，点了点头。“清平大学也好。什么专业？”
张紫妍看着他的眼睛，吸了一口气。“农业经济管理。”
客厅里的空气像是忽然被人抽走了。安静，非常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能听见厨房里水龙头滴水的声音，能听见窗外远处传来的狗叫声。沈文君的毛衣针停在了半空中，一根针悬在那里，毛线从针上滑落下来，垂在膝盖上，像一条红色的蛇。张明远的表情从平静变成了困惑，从困惑变成了不解，从不解变成了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他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
“农业经济管理。”张紫妍重复了一遍。
张明远沉默了片刻，靠在沙发上，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看着她。他的眼神很复杂，有疑惑，有失望，有一点生气，还有一丝他不想承认的东西——他觉得女儿是在胡闹。他张明远是清阳大学的教授，教的就是农业经济管理。这个专业好不好，值不值得学，毕业了能干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的女儿要报这个专业，为什么不咨询他？
“你跟我说说，”他的声音压得很低，这是他发火前的前奏，“你为什么报这个专业？”
沈文君把毛衣放在沙发上，也看着女儿。她的表情比丈夫平静一些，但眉头微微皱着。她在想一件事——女儿报这个专业，跟那个姓李的年轻人有没有关系？那天在三楼诊室门口，女儿站在那儿看了一个多小时，脸上的表情她从来没有见过。那种专注，那种投入，那种眼睛里亮着光的样子，不像是在看一个医生给病人扎针，倒像是在看一个让她心动的男孩。
张紫妍低下头，看着茶几上的西瓜。西瓜切得很整齐，一块一块的，红瓤黑籽，在灯光下亮晶晶的。她想起那天在食堂里，李天宇说“我是农民”时的表情。他没有不好意思，没有自卑，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说那两个字的时候很自然，就像在说“我是男的”“我十八岁”一样理所当然。她想帮他和像他一样的人，那些被生活压在山底下、拼命往外挤的人，那些在石头缝里找土、在土里找水、在水里找希望的人。
她抬起头。“妈，你还记得上次我在三楼看的那个年轻人吗？”
沈文君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她没有回答，等着女儿继续说。
“他叫李天宇，十八岁，从大龙村来的。他爸病了，医生说治不了，他用一根缝衣针把人救醒了。他还用一根缝衣针治疗好他母亲的眼睛。后来他开始给别的病人看病，不收钱，治好了很多人。卫生局来查他，说他无证行医，他的病人联名请愿，刘老出面作证，最后卫生局破格给他办了医师资格证。”
张明远听着这些话，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他不知道医院里发生了这么多事，他每天在学校里上课、做研究、写论文，对妻子医院的事情知之甚少。他看了看沈文君，沈文君点了点头，表示女儿说的是真的。
张紫妍继续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我那天去看了他给病人看病。他给一个老太太扎针，蹲下来卷裤腿，弯下腰穿鞋，跟老太太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像是怕吓着她。他给一个老大爷把脉，三根手指搭在手腕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像一尊佛像。他给一个小孩看病，蹲在地上跟小孩平视，小孩不哭也不闹，瞪大眼睛看着他，眼睛里全是信任。”
她的眼眶有些红，但没有哭。
“后来我去食堂吃饭，他正好也来了，坐在我对面。我问他‘你是医生吗’，他说‘不是，我是农民’。我说‘农民会针灸？’他说‘跟书上学来的’。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他说回村子，种地。”
张紫妍看着父亲。“爸，你教了这么多年农业经济管理，你教的学生里有几个人，毕业以后愿意回农村？他们学的就是怎么发展农村、怎么让农民富起来，但毕业以后，他们都留在城里了。没有人回去。没有人愿意回去。”
张明远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
张紫妍的声音哽咽了，但她没有哭。“他不一样。他回去了。他有一身本事，他可以在城里当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但他要回去。他要把那块石头地变成良田，要在路边开饭店，要搞养殖场、果园、蔬菜基地。他要让那个地方变好，不是因为那里有钱赚，是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他爸分到了那块地，他就要把那块地种出来。这就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张明远靠在沙发上，看着女儿。女儿的眼睛里有光，那光很亮，很暖，像一盏灯。他看着那盏灯，心里那些不解、失望、生气，一点一点地熄灭了。
“你报这个专业，是为了帮他？”他问。
张紫妍沉默了片刻，摇了摇头。“不全是。我想帮他，但我也想帮更多的人。我亲眼看见了那个地方有多穷，有多苦。但他家的石头地上还能种出麦子，省道要从那里过，那里有希望。我想去看那个地方，去了解那个地方，去想我能不能为那个地方做点什么。爸，你教了这么多年农经，你教过我，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农村的问题在农民，农民的问题在土地。这些话我背得滚瓜烂熟，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现在，我好像理解了一点。”
她终于没有忍住，眼泪掉了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茶几上，落在那些切好的西瓜旁边。她没有擦，任它们流着。“我想帮他，也想帮更多那样的村子。这就是我报这个专业的原因。”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墙上的时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一下一下的，像是在给什么倒计时。
沈文君第一个开口了。她伸出手，把女儿的手拉过来，握在手心里。“紫妍，你长大了。”她说，声音有些哑，“你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妈为你高兴。”
“妈……”
“我一开始是不理解的。我觉得学医好，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不愁吃不愁穿。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不是我的。你想学农经，你就去学。妈支持你。”
张紫妍的眼泪流得更凶了。沈文君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给女儿擦眼泪，擦着擦着，自己的眼眶也红了。
张明远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女儿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他很少这样做，他传统、严肃、不善表达，跟女儿之间的交流大多是“作业写完了没有”“考试考得怎么样”这种级别。但今天，他想跟女儿平起平坐地说话。
“紫妍，”他看着她，“你说那个年轻人要搞养殖场、果园、蔬菜基地，你知道这些需要什么吗？”
张紫妍擦了擦眼泪。“需要钱，需要技术，需要销路。”
“还有呢？”
张紫妍想了想。“需要规划。什么先搞，什么后搞，搞多大，投入多少，产出多少，什么时候能回本，什么时候能盈利。这些都要算清楚。”
张明远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他没有学过这些，他可能凭着一股冲劲就干了。他会成功，但可能会走很多弯路，交很多学费。你学了这个专业，你可以帮他少走一些弯路，少交一些学费。”
他从茶几上拿起那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意见，翻了翻，找到其中一页，递给张紫妍。“你看看这个。这是省里最新的政策，鼓励农村发展多种经营，扶持专业户、重点户。他的饭店、养殖场、果园，都在这个政策支持的范围之内。你学了这个专业，你就知道怎么利用政策帮他争取贷款、争取补贴、争取各种资源。”
张紫妍接过文件，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心潮澎湃。
张明远站起来，走到书房门口，推开门。“进来，我送你几本书。”
他走进书房，站在那面书墙前，手指从一排书脊上滑过，停在一本厚厚的大书上，抽出来——《中国农村经济概论》。他翻了翻，递给张紫妍。“这是我上大学时的教材，虽然有些旧了，但基础理论不过时。你假期看看，开学了能比别人多些底子。”他又抽出一本，《农业项目管理》，比前一本还厚，封面是蓝色的，印着一辆拖拉机的图案。“这本书讲的是怎么规划农业项目、怎么做可行性分析、怎么控制成本、怎么评估效益。那个年轻人要搞养殖场，这些知识用得上。”
一本接一本，他抽出了七八本，摞在一起，快有半人高了。张紫妍抱着那摞书，沉甸甸的，压得她胳膊酸。
“爸，够了，太多了，我看不完。”
“假期这么长，慢慢看。一天看几页，开学前就看完了。”
张紫妍抱着书走出书房，把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她站在书桌前，看着那摞书，看着那些书名——《中国农村经济概论》《农业项目管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营销学》《农业政策与法规》《农村社会学》《发展经济学》。这些书她以前连看都不会看一眼，觉得跟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她觉得每一本书都是一块砖，铺在她要走的那条路上。那条路很长，很窄，坑坑洼洼的，不好走。但它通向一个她想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有山，有水，有石头地，有歪脖子老槐树，有一个握着银针的年轻人。
她坐在书桌前，打开台灯，翻开最上面那本《中国农村经济概论》。扉页上有一行字，是父亲写的——“张明远，1973年秋于清平大学。”那时候父亲还是个大学生，跟她现在一样大，十八岁，瘦瘦的，戴着眼镜，坐在省城大学的图书馆里，一页一页地翻着这本书。三十八年后，这本书传到了女儿手里。一样的书，一样的字，一样的专业，一样的十八岁。不一样的是，她心里有一个人。那个人不在书里，不在课堂上，不在任何一本教材里。他在一个叫大龙村的地方，在那五亩石头地里，在一条还没有动工的省道旁边。
她翻开第一章，开始看。第一章的标题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她看得很慢，一行一行地看，遇到不懂的术语就用铅笔在旁边画一个问号。她看了半个多小时，看了不到十页，但每一页都看了好几遍，每一段都尽量理解。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亮亮的，挂在那棵老槐树的枝头。她合上书，关了台灯，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凉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气息。她不知道那股气息是从哪里来的——这座城市离农村很远，远到闻不到泥土的味道。但她闻到了。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从书页间散发出来的，也许是那摞书里夹着一片父亲从农村带回来的树叶。她不知道，也不在乎。她只知道，那股味道很好闻，让她想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她在心里说——大龙村，你等着我。还有几个月，我就能去了。我要走你走过的路，看你看过的山，踩你踩过的石头。我要站在你家后山那五亩石头地上，抓一把土，让土从指缝间漏下去，扎得手心生疼。我要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股并不存在的泥土气息吸进肺里，存在心里。然后她关了窗，拉上窗帘，回到书桌前，打开台灯，翻开《中国农村经济概论》的第十一页。灯光照在泛黄的纸页上，那些铅字像是活了过来，在她眼前跳动着，排成一行行、一列列，像田里的庄稼，一行一行的，整整齐齐，绿油油的，在风里摇。
她拿起笔，在第十一页的最上面写了一行字——“张紫妍，1984年秋于青阳。为了大龙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