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醒来的苟洋洋
这里要倒回去说一下苟洋洋在休息室里“醒来”这件事。
准确地说,他不是“醒来”的——他就没真正睡着过。
一个十岁的男孩,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了一个所有人都说外语的地方——你让他睡觉?
这就好像你把一只猫放进一个全是鱼的房间,然后对它说“你睡吧”。
苟洋洋在沙发上躺了大约四十分钟。
这四十分钟里,他做了以下事情:
闭着眼睛听机场的声音——远处有广播在说阿拉伯语,每隔几分钟重复一次,像一首他听不懂的歌。
数呼吸——他的呼吸,爸爸的鼾声,妈妈的安静。
三种节奏叠在一起,有一种奇怪的和谐感。
想马尔代夫——海是什么颜色的?
沙子踩上去是什么感觉?
鱼长什么样?
会不会有鲨鱼?
有鲨鱼怎么办?
跑。
但在水里怎么跑?
那就游。
但我游泳不快。
那就不下海了。
不下海那来马尔代夫干嘛?
还是下海吧。
想那辆法拉利模型——红色的,亮亮的。
如果买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他口袋里有八十块人民币,不知道够不够。
可能不够。
在这种高级机场里的东西,大概率不便宜。
但是看一眼总行吧。
不花钱又不犯法。
到了第四十一分钟,苟洋洋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决定。
就像在学校下课铃响了之后决定去小卖部买根冰棍一样小。
走出去,看一眼,回来。
全过程五分钟,不耽误任何事。
他轻手轻脚地从沙发上下来。
把书包留在了座位上——这是第一个失误。
书包里有他的段子本、旺旺仙贝、望远镜,还有那个李小芹花298块钱在拼多多上买的“逗你玩”多国语言翻译器。
如果他带上了“逗你玩”,接下来的很多事情都会简单得多。
但他以为他五分钟就回来,带什么书包呢。
他穿着一双白色运动鞋——李小芹给他买的,安踏的,他觉得还行。
一件蓝色T恤,一条灰色短裤。
口袋里:
八十块人民币(四张二十),一支中性笔,一颗从飞机上留下来的糖(邻座老爷爷给的)。
就这些家当。
苟洋洋走出休息室的时候,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
他不知道的是,迪拜和中国有四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按中国时间算,现在是早上七点十七分。
但他的生物钟已经被八个小时的飞行搅乱了,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休息室外面的走廊很安静。
灯光是那种不亮不暗的状态,让你觉得时间好像凝固了。
走廊的地面是抛光大理石,亮得能看到自己的倒影。
苟洋洋沿着走廊走。
左边是一排关着门的店铺——Gucci、Burberry、一家卖手表的、一家卖巧克力的。
全关了。
他想起来了,那家玩具店在更前面一点的地方。
他加快了脚步。
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
走廊很长,像一条通道——通向哪里,他不太确定。
但方向应该是对的。
走了大约五分钟,他看到了一个岔路口。
左边的指示牌上写着“Gates A1-A24”,右边写着“Arrivals / Exit”。
苟洋洋不认识这些英文。
他在学校学过一点英语,知道apple、banana、cat、dog,但“Arrivals”和“Exit”不在他的词汇表里。
他选了右边。
为什么选右边?
他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右边的灯更亮一些。
这个理由听起来不太靠谱,但对于一个凌晨三点多在异国机场里游荡的十岁男孩来说,“哪边亮去哪边”可能是唯一合理的决策逻辑了。
走了又一个五分钟。
他经过了一个行李转盘——空的,没人。
经过了一排海关通道——也是空的。
经过了一个免税提货区——关了。
然后他看到了一扇玻璃门。
门的旁边站着一个推着行李推车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什么——可能是“需要帮忙吗”或者“你去哪里”或者“小朋友大半夜的你干嘛呢”——苟洋洋一个字也没听懂。
他点了点头。
这是第二个失误——苟洋洋在听不懂的情况下点头了。
在中国,点头通常意味着“好的/可以/我知道了”。
在这个场景里,它可能被理解为“是的,我要出去”。
工作人员帮他推开了那扇门。
一股热风迎面扑来。
不是空调的风——是外面的风。
七月的迪拜凌晨,气温依然在三十四五度左右。
热浪像一块潮湿的热毛巾,整个裹在了苟洋洋身上。
他站在门外。
面前是一片停车场——出租车排成一排,有人在等车,有人在抽烟。
远处是公路,公路上有车在跑,车灯划过夜色。
更远处是建筑的轮廓——高楼大厦的灯光星星点点。
苟洋洋站在迪拜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到达出口外面。
他回头看了看那扇玻璃门。
门上没有中文。
他不知道门上写的是什么。
他想推门回去——门没动。
需要刷卡?
需要按按钮?
他不知道。
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推着车走了。
苟洋洋站在原地,愣了大约十秒钟。
这十秒钟里,他的脑子以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处理了以下信息:
第一,我好像出来了。
第二,我不太确定怎么回去。
第三,我应该害怕。
但第三条信息在抵达他的情绪中心之前,被另一条信息截获了:
第四,外面的世界好大。
恐惧和好奇在一个十岁男孩心里打了一架。
好奇赢了。
不是因为好奇更强大——是因为苟洋洋这个人天生有一种“苟住”的本能。
遇到事情,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慌,而是观察。
像一只小动物掉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件事不是叫唤,而是闻一闻、看一看、蹲下来想一想。
他四处看了看。
出租车、接机的人、一个卖水的小贩、一个穿制服的保安……
保安。
苟洋洋看到了保安,本能地往旁边退了一步。
不是因为保安可怕——是因为李小芹长期以来的教育在此刻发挥了作用:
“你要是不听话,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
虽然苟洋洋早就知道这是吓小孩的,但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凌晨三点多、一个人站在机场外面的时刻——任何童年恐惧都会被放大一百倍。
他决定先离保安远一点。
于是他走了。
沿着出租车通道往外走。
走过了停车场,走到了一条公路旁边。
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司机摇下车窗,说了一句什么——语气像是“上车吗”。
苟洋洋摇了摇头。
又一辆出租车。
又一个司机。
这个司机更热情,直接推开了后门。
苟洋洋想:
我应该回去。
我应该找到那扇门回去。
但他回头一看——机场大楼的灯光在夜色里显得很远了。
他不确定走哪个门是对的。
他不确定进去以后能不能找到休息室。
他不确定……
“Airport?”
出租车司机指了指身后的方向。
苟洋洋听到了一个他认识的词。
Airport。
机场。
他点了点头。
然后上了车。
这是第三个失误——上了一辆出租车。
公平地说,苟洋洋上车的目的是“回机场”。
他以为司机会把他送回去。
但在沟通完全不畅的情况下——司机说阿拉伯语,苟洋洋说中文,双方唯一的共同词汇是“airport”——事情的走向并不取决于意图,而取决于理解。
或者说,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