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宁殿中，赵煦坐在御案前，思绪万千，怎么也无法静下心来。

　　前一日街头行刺的余波，至今萦绕心头，两名胆敢近身刺杀御驾的刺客，一人当场伏诛、气绝身亡，余下一人至今仍由皇城司全力追查，踪迹未明。

　　当街刺驾，乃是惊天大案，此事一旦传开，必定朝野震动、流言四起，容不得半分轻忽。

　　过不多久，殿门轻启，御前侍卫总管王恩走了进来，面色沉肃。

　　赵煦眉头一轩，站起身来，问道：“可是查清楚了？”

　　“回官家，据皇城司查实，”王恩躬身行礼，却是语气凝重，说道：“当场毙命的那名刺客，本是京畿辖县的一介乡民，其父去年被征调修缮河堤，不幸殒命于施工之所......”

　　他顿了一顿，又道：

　　“他家中薄田，因拖欠青苗钱被官府收缴，其母无依无靠，半年前贫病交加、病饿而死。”

　　听到这里，赵煦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王恩见到他这般神色，不禁一凛，续道：“启禀官家，臣已查明，那人是流落汴梁，艰难度日，前一日街头偶遇官家车驾仪仗，只当是寻常权贵官绅出行，积怨于心、一时愤起，这才铤而走险、持刀行凶。”

　　赵煦却是一怔，目光之中满是诧异，道：“依你此言，当时他并不知道朕的身份，不知自己行刺的是当朝天子？”

　　王恩郑重颔首，道：“回官家，正是如此。”

　　赵煦眉头一蹙，疑惑道：“那他骂我的时候，不是还说了“狗皇帝”什么的？”

　　王恩脸色一变，连忙垂首躬身，道：“陛下自污，臣......不敢接口。”

　　赵煦摇了摇头，道：“无妨，此处并无外人，不必如此拘谨。”

　　王恩依旧敛声垂首，缄默不言，恪守君臣本分。

　　“罢了。”赵煦见状，轻叹一声，缓了语气，道：“便当朕适才未曾说过那话，你接着说罢。”

　　王恩这才敢接着回禀，并道出关键原委：“不瞒官家，此人当日与同党相约，在京城街巷游走，但凡遇见权贵车马，便伺机行刺，而他知晓官家身份，并非事前探查得知，而是官家自己说的。”

　　“朕自己说的？”赵煦满脸愕然，全然不解。

　　“回官家，他当日那句愤懑斥骂，本来也不过是一句怨怼之言，并非直指官家，或许官家当时闻声误会，以为对方当众辱君，便顺着他的话，自称为‘朕’，那人听闻此言，才幡然知晓眼前之人便是当今天子。”

　　王恩细细解释道：“只是他心性悍戾，面上不露分毫破绽，是以陛下当时未曾察觉异样。”

　　一番话落，殿内更显沉寂。

　　赵煦闻言，不禁涩然道：“原来如此。这般说来，朕竟是平白遭此无妄之灾了。”

　　话音未落，又一名御前侍卫快步入殿，躬身拱手禀道：“启禀官家，刺客余党已然寻获。”

　　赵煦点了点头，道：“将那人押入刑部大牢，好生看守，却莫要难为了他，更不可缺了饭食，由刑部主官亲自审问。”

　　那名侍卫当即应声，道：“是，微臣奉诏。”说着转身离开了福宁殿。

　　待他走后，赵煦又问王恩，道：“你先前说，那已死的刺客之所以生出反心，是因其家破人亡之故，其中提到什么家中薄田，因拖欠青苗钱而被官府收缴？此事是怎么回事？青苗法不是由官府借钱给农户，租金利息极低么？纵有天灾，收成不好，官府也当因时制宜，怎会直接收缴？”

　　王恩低下头，斟酌了一下措辞，才道：“皇城司查案时，问过经办此案的胥吏，然而那是朝廷取息，加上下层官员再乘机勒索一把，便成了倍称之息（年息100%）。”

　　“朝廷虽规定‘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但却阻不住胥吏置若罔闻，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强行要求农户缴纳青苗钱，倘若不缴，或是缴纳不及时，官府便会派人收缴了田地，以至于......以至于弄糊了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他说到最后，不禁声音微微发颤，想来也是气愤已极。

　　赵煦叹了一口气，心想：“日前我还和苏卿（苏轼）商议，在定州先试行改良后的新法，看来此法向全国推广，还是迫在眉睫，不过欲速则不达，至于下层官吏方面，尚需敲山震虎一番。”

　　有关青苗法之事，之所以从利国惠民的良法，转变为胥吏升官发财、压迫农户的恶法，其实并不难理解。

　　史料记载，农民向官府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虽然朝廷规定取息二分，但地方官员私自提高利息到十分之三，甚至更高。

　　台谏之中，或许不乏有能臣志士，上疏揭露青苗法的执行问题，但身为宰执的章惇等人，第一反应却不是调查，而是“怒形于色”，逐条驳斥。

　　他们的逻辑是：执行中的问题是暂时的、局部的，不能因噎废食。

　　因为绍述才是第一要务，一切有碍绍述的声音，都会被压下。

　　地方官为了政绩，向上报的都是推行顺利，当年神宗朝时，新法施行，亦是如此，苏辙说：“监司虽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意思是监司知道有问题，但不敢禁，怕影响政绩、怕得罪上官。

　　而京畿地区的胥吏不是普通的基层办事员，他们与朝中权贵盘根错节。

　　京畿地区的胥吏往往与朝中大臣有利益关联，地方官初来乍到，根本斗不过他们，当初苏辙说“闇于事情，为吏民所制者”，指的就是那些被胥吏架空的官员。

　　宋朝法律虽然允许百姓“越诉”（直接向上级官府告状），但实际操作中，百姓根本不敢。

　　京畿的胥吏背后有靠山，百姓告状，不仅告不赢，还可能遭到报复。

　　苏轼在杭州亲眼见官吏放青苗钱时，让酒务搞鼓乐倡优，诱惑借了钱的农家子弟去玩乐，钱花光了还不上债，只能卖田卖地，这种事就发生在“皇城脚下”，但百姓亦是缄口不言，纵有声音，也会被官吏压下。

　　至于查案的皇城司，如不是王恩特意下令追查，本来也不会查到胥吏身上，只因皇城司原本职责是“伺察臣民不法情事，讥察流言蜚语与图谋不轨者”，不是“监督胥吏是否克扣青苗钱”，胥吏纵有贪腐，皇城司巴不得他们多贪一点，自己好分一杯羹，因此根本不管，也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