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气恼之下，拂袖而去。

　　东阁的雕花木门在身后重重合上，殿内宰执大臣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先开口。

　　章惇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袍角的灰，神情复杂，安焘目光沉沉地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终究没有说话。

　　赵煦大步穿过廊道，脚步匆匆，王恩跟在后面，不敢靠近，也不敢离远。

　　回到福宁殿，赵煦火气未消，走到御案前，双手抓住案沿，发力一掀，一张御案带着奏折、笔砚、茶盏直飞出去，只听‘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众物摔在地上，碎成一片。

　　郝随站在门边，一颗心怦怦直跳，连一口大气也不敢出，官家平日虽然威严，却从不轻易动怒，更不会在宫中摔砸器物。今日却是怎么了？

　　殿中静得出奇，只听见赵煦急促的喘息声。

　　他站在满地狼藉中间，双手撑着御案边缘，低着头，默然半晌。

　　郝随偷偷抬眼看了一眼，又飞快垂下，心中却是暗自思忖：“官家在气什么？相公们？新党？”

　　过了许久，赵煦才缓缓直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

　　一阵凉风拂过，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深深吸了口气，转过身来，目光落在地上散落的奏折上。

　　“捡起来。”

　　郝随身子一颤，连忙弯下了腰，一叠一叠地收拾。

　　赵煦站在远处，望着郝随忙碌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方才发的那通火，也只不过徒作样子罢了，自己便连诸位宰执都无法真正收服，还谈什么推新政、收燕云？

　　他暗自摇了摇头，随即走到御案前，重新坐下。

　　郝随将收拾好的奏折放回案上，轻手轻脚退到一旁，垂手而立。

　　“官家勿恼，诸位相公大臣们，对待国事，总是一片诚心，似章相公、安门下、曾枢相等，都是老成谋国之臣......”

　　赵煦不置可否，道：“郝都知，朕问你，新党大臣倘若都不可用，那你可知道，还有哪些人可用么？”

　　郝随闻言，心中登时惴惴不安起来，官家为何突然又将矛头对准了自己？

　　他心中不禁想：“官家说新党大臣不可用？如此说来，官家是要罢免章相公他们么？可官家又为何单独说与我听？我只不过是区区内侍，与我说有何裨益不成？

　　他念头飞转：“不，不对，官家是看在我是章相公的爪牙，这才肯说，因此上，与其说是对我说的，不如说是对章相公说的。只是官家这般，难道是要借我之口，来压章相公他们一头么？”

　　他不敢再想，只知自己和章惇绑在一条船上，若官家要对其出手，自己怕是也没什么好下场了。

　　念及于此，郝随忙道：“回官家，政事上的事，老奴一向是不懂的，但章相公他们，都是国之柱石，官家推行绍述，这些个宰执相公们，乃是必然要依靠的。”

　　赵煦哼了一声，道：“你说来说去，还不是劝朕宽宥他们？”

　　郝随身子一震，双膝一软，跪了下去，连连磕头，道：“官家自有决断，老奴无知，万万不敢胡说八道。”

　　他侍奉原主赵六郎已久，知道赵六郎喜欢旁人奉承，只要有什么话稍稍不符合心意，便会立时遭受斥逐，也知道章惇等一众新党，靠着迎合赵六郎，推行绍述，获得恩宠。

　　眼前的官家，虽自那场大病之后，变得不喜奉承，假使旁人稍有谄谀，惹得他就此憎厌，加以贬斥，自是不在话下，但饶是如此，官家对于先帝的孺慕之情，却是半点未曾消减，而对于推行绍述，亦还是矢志不移。

　　既然是推行绍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大臣，自然是不可能召回的了，则官家务须重用章惇等一众新党，纵然章惇等人犯了什么忌讳，又行了什么结党营私，贪污朝银之事，官家多半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觉得官家对章惇等人生气恼怒，也不过是一时之事。

　　赵煦见郝随一副不粘锅的模样，心中不禁来气，道：“你莫不是以为，朕离了章惇他们，便一件事都办不成了？”

　　郝随忙磕头道：“老奴不敢。”

　　“还是说......”赵煦目光一寒，又道：“你是觉得朕这个官家登极，章惇他们有拥立之功，朕不敢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事，怕被天下士人讥笑？”

　　郝随忙道：“官家明鉴，老奴可一句话都未曾说啊。”

　　赵煦冷冷道：“你虽然一句话未说，但脸上的神情，分明便是不以为然，当朕瞧不出来么？”

　　听得官家如此之言，郝随只感觉一股凉意从脊椎骨上直透下去，他从始至终都没想掺和此事，不料官家偏生要牵强附会，似一定要致自己于死地一般，眼下不过只有自己与官家两人，都已是这般情格势禁，要是官家的亲信再火上浇油一番，说自己对官家心存怨望，自己虽然做到内侍省都知，但项上的一颗人头，还是说落便落。

　　他一时间思如潮涌，自恨自己千不该、万不该说那第一句话，不该为章惇等人辩护，更不该劝谏官家，以至于被赵官家抓住了痛处，当下呆呆地跪伏在地，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为自己辩解才好。

　　赵煦双目凝视着他，只瞧得郝随心慌意乱，连连磕头，自称有罪。

　　就这么过了一会，赵煦心中稍稍好受了些，不再那般恼怒，也知自己这般玩弄一个内侍，实在不像堂堂天子所为，反倒像一个十岁的顽童了。

　　赵煦没有再问了，摆了摆手，让郝随退下。

　　殿门合上，赵煦一个人坐在御案前，翻开奏折，却是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赵煦知道，原本元祐年间，太皇太后废止新法，因而重用旧党，赵六郎亲政之后，因为需要一副自己的心腹班底，便将当时远在地方的章惇、曾布召还回京，并予以重任，一个坐镇东府，是为当朝首相，一个主管西府，担任枢相，得此二人，政治军事，可说是全盘操于己手。

　　然而，章惇并非赵六郎的“潜邸旧臣”，在太皇太后执政，赵六浪被冷落的八年之中，两人并无交集，赵六郎亲政时，也就是当下，章惇已是五十八岁，赵六郎之所以选择此人，看中的是其“新党旗帜”的身份，需要借他的能力推行绍述，恢复先帝神宗的新政。

　　那么，回到章惇自己，他的政治理念又是什么呢？

　　是要一人摄政，独揽大权，做一个常务副皇帝，还是要匡扶社稷，中兴国邦？

　　很显然，章惇自是后者。

　　即便章惇心存城府，为人内敛，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对此的追求。

　　章惇是私生子，是章俞与妻母杨氏私通所生。他从小被过继，靠族父章得象的赏识才得以抚养长大。这个身世可能对他性格有影响，极度好胜、不服输、耻居人下。

　　这位年仅二十二岁便高中进士的才子，却是因同科进士中有自己的侄子章衡，便因此为耻，放弃功名不就，直到两年后再次应考，正式登科。

　　然而这章衡，乃是嘉祐二年的状元，是登上“千古龙虎榜”榜首的鬼才，力压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王韶等一众堪称各项领域“开山立派”的人物，章惇算是输得不冤。

　　不过这段“耻居侄下”的轶事，倒是也把章惇那种狂傲不服输的性格暴露无遗，和他在当朝做宰相时的做派，如出一辙。

　　章惇于嘉祐四年（1059年）登科，才华横溢，很快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担任过“编修三司条例官”这一要职。可以说，他一开始就在帝国的权力中枢。

　　他不仅是文臣，还以“察访使”的身份经制荆湖，开拓疆土数百里，战功赫赫，显示了过人的军政才能。这让他既有中央履历，又有地方实权。

　　他的仕途真正受挫，是在宋神宗去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祐更化”时期。保守派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新法，章惇作为新党干将，自然成了头号打击对象。

　　他与司马光在朝堂上激烈辩论免役法，言辞激进，寸步不让。

　　随后，他被旧党台谏官们贴上“三奸”、“四凶”的标签，遭到刘挚、苏辙等人的轮番弹劾。

　　最终，他被贬出京城，到汝州等地做地方官，甚至一度被逼得想回苏州老家侍奉老父，以求避开锋芒，这才有了长达八、九年的“外放”和“闲置”经历。

　　章惇的蛰伏：是一种“困兽犹斗”的煎熬。他性格刚烈，能力超群，绝不认输。他身处风暴中心，因政治立场而被反复碾压。他的“不得志”写在脸上，体现在与政敌的每一次正面交锋里。

　　章惇的能力早已在神宗朝的变法和拓边中得到验证。他等待的，只是太皇太后去世后，那个能为他“报仇雪恨”、重启变法的赵六郎。

　　他后来对旧党的疯狂报复，也正是这十年积郁的总爆发。

　　因此上，章惇既是权臣，便不可能全然受自己摆布，赵煦此刻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位当朝的铁血宰相，性格耿直、雷厉风行，正是自己需要的“利剑“。

　　但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赵煦万分头疼。

　　不过令他心中稍稍有些慰藉的是，起码发了这通火后，章惇他们便不敢轻易再提针对旧党臣子之言了，这对眼下的朝局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落实新法的事。

　　想到这里，赵煦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既然他们不做，我便亲自去做好了。”

　　虽然如此，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心里其实也没有底。

　　亲自去做？怎么亲自做？

　　他是天子，总不能跑到州县去挨家挨户放青苗钱，也不能拿着尺子去丈量土地。他所能做的，无非是下旨、催办、问责，而这些事，他一直在做。

　　区别只在于，以前他是坐在宫里等章惇他们把结果呈上来，现在他不想等了。

　　他想起今日在刑部牢房里看到的那个犯人。那人不是什么旧党，也不是什么元祐奸臣，就是一个种田的庄稼汉。

　　他活不下去，不是因为旧党误国，也不是因为新党害民，而是因为不管谁在朝中当政，那些经手办事的胥吏、那些层层加码的官员，总有办法把好事办成坏事。

　　赵煦忽然心想：“原身为什么一直执着于绍述新法？难不成就因为他要宣泄对太皇太后的不满？不是的，他亲政时日虽短，却也是想好好作为一番的，他亦是看清了旧法故步自封，对国家长治久安，无所裨益，面对外敌环伺的当下，更是不宜施行。”

　　赵煦又想，自己穿越而来，为了什么，所要什么？

　　“我要的不是新法旧法。”他目光望向远处黑沉沉的深空，喃喃道：“不过是要天下百姓都能丰衣足食罢了。”

　　可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空洞。

　　百姓能不能活下去，不是一个皇帝坐在宫里拍桌子就能决定的。他拍得再响，传到州县去，也不过是一纸诏书。诏书写得再好，到了下面，还是那些胥吏在办。

　　那些胥吏今天能被杀一个赵德，明天照样会有李德、王德冒出来。

　　除非他把这套班子换了。

　　不是换章惇，不是换曾布，而是换那些真正经手办事的人——从州县到京畿，从胥吏到监司，一层一层，换一批真正肯做事、能做事的人。

　　可这想法刚一冒出来，他就知道不现实。

　　当初他也与旁人探讨过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可用之人？

　　念及于此，他想起神宗，先帝当年推行新法，何尝不是雄心万丈？何尝不是宵衣旰食？可到头来呢？新法废了又立，立了又废，折腾了几十年，百姓还是那个百姓，朝堂还是那个朝堂。

　　赵煦忽然有些理解章惇了。

　　章惇不是不想把事办好，而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知道绍述，只知道恢复神宗旧制，可神宗旧制在神宗朝都没能真正成功，在他章惇手里就能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