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幼年天子

　　跟读书人抢做官机会的，还有外戚与宦官。

　　东汉王朝的帝国大厦，是由三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娘家，也就是皇亲国戚。一个女人，如果当了皇后，她的娘家人也鸡犬升天。东汉皇帝多次绝嗣，权力归于后宫，不得不从诸侯国访求继嗣，有四位皇帝就这样继位。太后们在后宫决策，将朝政大权交给自己的父亲兄弟，因皇帝年幼，外戚们长期执政，压制贤臣。一旦太后身染重疾，在云台驾崩，掌权的外戚就会遭殃，这样的事例络绎不绝。

　　包括少帝刘辩在内，东汉共十三个皇帝，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最后一任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个都没有活过四十岁。皇帝继位时的年龄，除汉明帝三十岁，其余十一个都不到二十岁。年龄最大的，汉章帝十九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只有百日，汉冲帝只有二岁。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于是，东汉便有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弘农王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整个东汉王朝，有半数时间是太后和外戚在执政。

　　皇帝年幼登基，太后临朝，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在东汉地位不低，其中也有一些人才，比如造纸的蔡伦，但是大多数素质堪忧。宦官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皇帝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

　　皇帝去世后，又一代执政外戚上位，首先拿宦官开刀。两派争斗力度之大是其他王朝没有的。一部东汉宫廷史，差不多就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一直闹到东汉亡国。比如公元92年杀窦宪，公元121年杀邓骘，公元125年杀阎显，公元159年杀梁冀，公元168年杀窦武，公元189年杀何进。东汉王朝，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六个执政的外戚，都是被皇帝依靠宦官，甚至宦官自作主张杀掉的。

　　宦官一旦立功上位，则高冠博带、腰系长剑、身怀金印，甚至裂土受封，南面为尊。他们在京师大肆建造府邸、私宅，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他们的亲属、义子、以及依附他们的官员，遍布地方，作威作福，为祸乡里。宦官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

　　在这个斗争中，士族是偏向外戚的。他们虽然对外戚的跋扈不满，但更对宦官深恶痛绝，何况有很多人追随宦官与自己争夺官位利禄。汉灵帝去世后，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进行了最惨烈的夺权之战，最终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三国乱世开启。

　　2、党锢之祸

　　外戚与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读书人看不下去了。

　　宦官掌控皇帝，大臣们要么依附宦官，要么不与之合作，另寻救国机会，渐渐形成了“清流”。

　　读书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学而优则仕，东汉读书人很多还出自名门望族。与只讲利益的外戚宦官不同，士人有气节、有操守、有追求、有情怀。东汉儒生品格高洁，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平日里“清议”朝政，批判宦官外戚，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汉末太学生有三万余人，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领袖，与李膺、陈蕃（一屋不扫的主人公）、王畅相互倚重。有学生讲：“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这些知识精英名气大得很，有清流美誉，还有各种组合，比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

　　三君：窦武、刘淑、陈蕃，是一代宗师，是世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是人中英杰。

　　八顾：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是道德榜样。

　　八及：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是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能以财力接济士人。

　　公元166年，有宦官为非作歹，被按律处置，桓帝不悦，重处了官员。太尉陈蕃、司空刘茂向桓帝进谏，要求整肃宦官乱政之风，未获桓帝准许，宦官又不断上谗言。大臣、地方官以及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桓帝大怒，以“党人”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党”是党人，是宦官给士大夫、太学生的称号；“锢”是禁锢，被禁锢者不得为官。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从未有过的荣誉。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名人被下狱处死，各地又陆续逮捕、杀死、流徙、囚禁了六七百人，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从此，朝廷失去了人心。

　　《后汉书》认为：“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从后世看，东汉清流的人品最为人称道。明朝清流骨头很硬，但是依附宦官者更多，与东汉清流高下立判。晚明顾炎武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东汉）者。”顾炎武所说的风俗就是士风。东汉是中国士文化真正的源头。

　　在汉末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很多士人选择归隐，导致了儒学教育崩溃，“盖魏晋人之一切风气，无不自后汉开之”。

　　3、卖官鬻爵

　　令读书人寒心的，除了党锢之祸，还有卖官。

　　诸葛亮《前出师表》中说：“先帝（指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桓帝灵帝都昏庸无能，贪淫好色，后宫均有数千人。他们不仅没有化解社会矛盾，反而激化矛盾，将东汉推到了深渊。灵帝刘宏在宫中坐着驴车乱跑、在宫中开店铺、给爱犬封官，玩得比较刺激。年岁渐长，他要求宫女必须穿开裆裤，而且不能穿内衣内裤，为的是发泄的时候方便。灵帝还在西园修建了一千间房屋，屋外是水渠，渠中种满了莲荷。在这个仙境般的世界里，灵帝与宫女们脱光衣服，嬉戏淫乐，他还给花园命名为“裸游馆”。

　　汉灵帝是偏远宗室出身，之前的日子比较穷，因此对敛财特别热衷，特别喜欢存私房钱，敛财的用途是自己享乐。可能在他心里，天下是天下人的，进到钱包里的才是自己的！他的生母董太后也劝他通过各种途径聚财。皇宫内库存满了，灵帝甚至把钱转存到亲信宦官家中。灵帝敛财越来越上瘾，越来越兴奋，经常叹息自己的伯父桓帝不会敛财。

　　卖官鬻爵是灵帝重要的敛财手段。

　　卖官古已有之。商鞅变法时期的秦国、汉文帝、汉武帝都有过卖官行为，得钱进入国库，增强国家实力。灵帝卖官历史上出名，一是因为他敛财归自己，二是因为他的手段创造了新高度。

　　光和元年（179年）灵帝下令设立西园官邸，明码标价，公开卖官鬻爵，规定：二千石二千万钱，四百石四百万钱，其他各级官吏也都标明了价钱；因名望或资历轮到做官的，也要交纳官价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有人要求买某县的县令，灵帝根据每个县的贫富程度定了不同的价格；灵帝还经常撺掇亲信们购买公卿之类的高官，三公定价一千万，卿定价五百万。买家众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为了激发大家买官的积极性，灵帝还推出分期付款政策，钱不够可以先上任，等做了官再分期缴纳，但是要加收一倍利息呦！卖官形成了制度后，朝中公卿、州郡以下直至黄绶带官员，都要交钱才能授实职。

　　《傅子》曰：“灵帝时榜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颎数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杰才，陵能偶时；皆一时显士，犹以货取位；而况于刘嚣、唐珍、张颢之党乎！”唐珍是中常侍唐衡弟，张颢是中常侍张奉弟，他们当上大官，可以想象他们会如何治理百姓。

　　崔烈是冀州名士，出身书香门第，素有清名，靠着自己的努力，历任郡守，官至九卿。他看见大家都在买官，也耐不住寂寞。《后汉书》记载：“冀州名士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于是声誉衰减”。也就是崔烈也买了官，但只花了一半的钱。不过灵帝很快又后悔了，对身边的侍臣讲：“真后悔没有多要点儿，这个官值一千万。”崔烈深感不安，问儿子崔钧：“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崔钧答：“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崔烈又问：“何为然也？”崔钧回答：“论者嫌其铜臭。”崔烈遭到儿子鄙视，勃然大怒，拿起手杖就打崔钧，崔钧掉头就跑。崔烈骂他说，为父一打你就跑，这是孝吗？崔钧说，当年大舜侍奉父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崔烈无言以对。

　　崔烈虽然因买官坏了名声，但毕竟是忠臣，李傕郭汜之乱时为保护朝廷战死。他的儿子崔钧就是崔州平，避乱荆州时与诸葛亮为友。

　　当时一个名叫司马直的，被任命为太守。委任状刚到，就要他交钱，还说考虑到家庭困难，可以给他减免三百万。司马直感叹说，为民父母，还要靠盘剥百姓来求官，于心何忍！就辞官不做。朝廷见外快落空，就下令司马直不准辞官。司马直没有办法，只好在赴任的半路上自杀。临终前，他留下遗书，痛斥这种做法是亡国的征兆，一时轰动朝野。

　　在这样的情况下，察举制度形同虚设，世风日下。灵帝尝到了卖官的好处，只恨天下的官职太少，僧多粥少，哪里还任你乡闾评议，察举授官呢？

　　据《修学令》记载：“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有才有德的人被压制，清议转为抨击朝政，读书人极度失望。

　　但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之后十五年，灵帝大赦党人，甚至起用一些名气大的士人。原因很简单：黄巾打过来了！朝廷不仅要平息民怨，还要防止士人加入黄巾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