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孝廉治国

　　汉朝以儒学治国，但没有科举，各级官员由地方推举人才来担任。地方推举人才由官吏负责，推举结果确定该人才可否做官，至于担任哪一种具体官职仍由朝廷分派。这种推举有专断性质，需要自上而下的挑选、监察、考核、鉴别，故又称“察举”。还有一种特殊的完全是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由皇帝直接来选拔人才，叫作“征”；或由公府州郡选拔人才，叫作“辟”，征辟显然更具专制性、独断性。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诏举士，规定非治儒术者不取，董仲舒作为大儒取为上第。这标志着察举制度的完备与正式确立。察举的科目是不断变化的，有常科（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常科包括孝廉、茂才（本名秀才，因避光武帝的讳改名）、察廉、光禄四行，特科包括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常科中以孝廉最为重要，特科中以“贤良方正”最为重要。所有的科目，在品德上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以儒学为主，也就是选拔品德高尚、学识出众的人。从公平性来说，察举不如后来的科举，但相较于夏商西周的世卿世禄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在汉朝，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士人，是对身份的要求；第二，通晓经学，也叫明经，是对才的要求；第三，被举为孝廉，是对德的要求。孝是孝子，孝顺；廉是廉士，廉正。一个人被举为孝廉，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我们所熟悉的三国人物，很多人通过孝廉走上仕途，比如华歆、王朗、董昭、袁术、钟繇、苏则、杨修、陈登、贾逵、刘焉、郭淮、王基、王凌（王允侄）、陶谦、朱儁、刘放、刘繇（刘岱兄弟）、韩暨、和洽等人，蜀汉方面有马忠、张裔等人，孙吴方面有孙权、孙翊、孙匡、张昭、朱治、周鲂、阚泽、黄盖等人。

　　按照制度设计，察举以真才实学为依据，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并不重要，一批人才确实通过这条路走上仕途，比如司马相如、东方朔。被察举者有一年任期考核，相当于试用期，胜任者才会转为正式官员，不胜任者会被撤换，推荐者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在这个制度设立初期，推荐者不敢胡乱推荐。

　　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外人很难进入这个圈子。所以，“士族”即“世族”。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一个人既然有条件读书，又做了官，他的子孙后代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了，先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大家族，他们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于是，仕途被若干大家族垄断，形成了门阀政治。

　　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另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少，一旦被推荐，对推荐者感恩戴德，甚至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成为他们的圈子成员。一个人官做得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推荐的人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出现“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又可以推荐别人做官。官员是某家族的“门生故吏”，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就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就垄断了做官权。

　　东汉靠豪强地主立国，开国功臣们世代安享安享荣华富贵，即便有错皇帝也极为宽容。《后汉书》所载人物，大多通过察举走上仕途，他们的祖上都是高官。特别优秀的寒人子弟，即便能做官，也只能做基层官吏，很少能列入《后汉书》。

　　士人们被高官举荐，自然为其效命。比如曹操被司马防举荐走上仕途，担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他的儿子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等人就备受关照。比如袁绍长子袁谭曾被刘备举荐，刘备徐州兵败时，袁谭出城二百里相迎。再比如袁涣，出身“陈郡袁氏”，是司徒袁滂之子，刘备为豫州牧时曾举荐他为秀才。吕布在徐州时，强迫袁涣写信辱骂刘备，袁涣誓死不从。

　　举荐是政治资源。世家大族通过相互举荐、联姻等方式，结成各种利益共同体，寒门子弟很难进入圈子。袁绍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讨董时一呼百应；其他如弘农杨氏、荀氏、陈氏都形成了大族。

　　两汉制度差别不大，但世家大族的垄断地位却是在东汉形成的，首先是因为光武帝刘秀善待功臣大族；还有就是，东汉中后期名士间的游学互访和品评推荐，建立了社交网络，以此获得声誉名望，再通过察举进入仕途，依靠家族资源而累代为官。东汉中期，袁绍的先人袁安出仕，奠定了汝南袁氏的赫赫地位，其后四世五公，至袁绍达到顶点；几乎与袁安同时，弘农杨震崛起，也成为四世三公的大族。这两个家族的崛起，预示着门阀士族时代的到来。

　　袁绍少年时喜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还阴养死士；曹操少年时喜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袁绍与曹操，都不是汉朝士人模范，只是因为有家族实力才不愁官做。

　　2、清议乾坤

　　对于普通读书人来说，能通过察举做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首先是因为僧多粥少。

　　王莽时期，太学生就已上万，汉桓帝党锢之祸发生时有三万人，再加上各地郡县乡间的读书人，要察举的对象太多了。能被察举的人有多少呢？章帝元和二年（85年），诏各郡举明经之士，十万人以上的郡国推举五人，不满十万推举三人；安帝建光元年（121年）令郡国举“有道之士”各一人；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令郡国举“至孝笃行”各一人。事实上，两汉时期通过察举而成为官吏的，只占极少部分。

　　这少数的机会，还被世家大族垄断了。

　　对普通人来说，怎样才能获得大佬察举呢？

　　想要获得大佬察举的机会，要有大名声，帝国从上到下都兴起了人物评议之风。

　　人物评议可以理解为社会舆论，基本掌握在士族手上。士族有知识文化，所交往者名士、学者众多，他们是社会贤达、意见领袖、大V，对人对事发表意见，臧否人物，褒贬人物，议论时政，时称“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就控制了社会舆论。强大的舆论还是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使士人们高度重视道德修养。另外，就当时官员举荐征辟制度看，道德力量也很重要，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有人因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则罢职丢官。因此，士人和官员对于社会舆论十分重视，行事非常谨慎。三国时期很多人物有光鲜的履历，他们当然优秀，但也多是品评人物留下的舆论。

　　后世顾炎武对清议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

　　东汉末年，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学成为清议时局、品评人物的两个中心，其后影响最大的是郭泰。郭泰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众多，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他学习的弟子有几千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名望：“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人，很多大臣有南阳背景，所以东汉初年，第一大郡是南阳。到东汉中期，袁安家族的出现使汝南反超了南阳。比如桥玄、许劭、司马徽、颍川荀氏以及许靖许劭兄弟。

　　东汉末年，汝南名士许劭、许靖兄弟主持“月旦评”，闻名全国。“月旦评”就是在每月初一，两兄弟对各地的名士人物、学说观点、文学作品进行点评，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评”，盛极一时。无论是谁，经其点评之后，声名鹊起，身价百倍。从形式上说，这还是很新潮的，引领汉末品人的社会风尚。东汉之后，清议之风不止，魏晋时尤盛。

　　曹操年轻时没有名气，就去拜访太尉桥玄，桥玄说：“天下将要发生动乱，能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桥玄认为曹操名气还不够大，就让他拜访许劭。曹操来到，许劭给了“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曹操大笑离去，此后名声大震。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颍川名士辈出，钟皓、荀淑、韩韶、陈寔被称为“颍川四长”。从司马徽到徐庶，都是颍川人。曹操手下的谋士，来自颍川的更多，荀彧、荀攸、郭嘉、钟繇、陈群……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曹操依靠“颍川谋士集团”，最终击灭了袁绍等人。

　　清议也有负面作用。名士们摇唇鼓舌即可改变他人命运，主观性太强，许多人“矫情饰帽，依倚道艺，以就声价”，清议成了攫取名利、捞取好处的资本。更有人品低劣者不看实际，空发议论。就像如今很多网络大V，发表大量无良言论。

　　3、二十四孝

　　既然察举以孝廉为主，士人们不仅要把书读好，还要拼命作秀，看起来很“孝”。孝要有实际行动，著名的二十四孝，大多发生东汉魏晋时期。孝子们的许多行为，现在看来，令人匪夷所思。

　　比如“郭巨埋儿”：东汉郭巨生了儿子，担心养这个孩子影响奉养母亲，就去挖个坑要把儿子埋了。

　　比如“刻木事亲”：东汉丁兰，幼丧父母，经常思念父母，于是用木头刻成父母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议。妻子觉得好奇，用针刺木像手指，丁兰就将妻子休了。

　　“孝”确实能改变命运。魏晋豪门琅琊王氏，兴旺于魏晋南北朝第一孝子王祥，即“卧冰求鲤”的故事主角。王祥的继母生病，想吃鲜鱼，跟他说：“这鱼要是吃不到，我是没法活了。”冰天雪地的，去哪儿打鱼？王祥心急如焚，实在没办法，就脱光了衣服，趴在结冰的河面上，用体温将冰融化。王祥感动了上天，趴冰上不久，有两条鱼从缓缓融化的河中跳了出来。琅琊王氏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做到五品以上的有一百六十一人，其中一品官十五人，著名的有王戎、王澄、王敦、王导、王羲之等人。

　　鲁迅先生认为孝子们的故事，原本应该是很感人的，但是为了愚昧做孝子，而伤害孩子的自尊甚至生命，实在是残酷的。一代一代人往二十四孝故事涂脂抹粉，反倒把真实涂抹成了令人反感的矫情。

　　“孝”还催生了厚葬之风。汉代流行“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认为主人生前最珍贵的物品应该一起殉葬，让其在地下继续享用。坟墓被认为是联结生与死的交界点，所以要通过为死者修建坟墓来表达孝顺。墓修得越好，陪葬物品越多，就表示自己越孝顺。两汉厚葬之风盛行，上至天子诸侯，下至臣子豪富，无不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来修建陵墓。《后汉书·光武本纪》云：“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将厚葬之风又提升了一个高度。从普通墓室到“黄肠题凑”，从简单的服饰到“金缕玉衣”，厚葬之风盛行不止。父母的葬礼，成了孝子们的大秀场，围观的人多，一旦传开了，就可能被举孝廉的大佬知道，也就有可能被推荐去做官。在西汉首都长安、东汉首都洛阳一带，自古盗墓活动猖獗，盗墓贼最喜欢的就是陪葬品众多的汉墓。

　　这一厚葬之风，直到曹操下令整治后才有所好转。

　　可笑的是，曹操本人就是盗墓贼。他能在乱世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盗了很多大墓。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文》是千古雄文，与隋末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唐朝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明初宋濂《奉天讨元檄》并称为檄文史上的四大名篇。这篇檄文站在袁绍的立场上痛骂曹操，揭露了他盗墓的无耻行径，甚至设立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豫东的芒砀山，周边皆为平原，风水特别好，深得达官贵人喜爱。山上有21座西汉梁国陵墓群，规模大、数量多，其中梁孝王刘武之妻李王后陵被称为“天下石室第一陵”。汉代重厚葬，王侯之墓的陪葬品价值不菲。曹操引兵掘墓，据说仅在梁孝王刘武的陵墓，就得到72船金银，可供其养兵三年。另一个梁共王的陵墓，墓主是刘武的儿子，历史上遭多次盗掘，1987年发掘时，在一处侥幸保存下来的钱窖里，出土5.5吨、225万枚铜钱，还有一万多件鎏金车马饰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