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

　　起义要先造舆论，口号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是东汉时期广为流传的谶语模式。

　　张角生年不详，他在起事前已传播太平道十余年。

　　早在汉顺帝时期，就有一名叫宫崇的琅邪（今山东临沂）人来到皇宫，献上一本《太平清领书》，也就是著名的《太平经》。内容主要包括阴阳五行，也有巫术、占卜等，被朝廷官员认定为荒诞不经，没有给予重视。《太平经》受老子《道德经》的影响很大，宣扬道教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如：“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当任其所长，所能为。所不能为者，而不可强也。”《太平经》也反映百姓意愿，提出了均贫富等思想。后来，张角得到了这本书，他以此为理论基础，向民众传播太平思想，号称“太平道”。

　　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对宗教教义兴趣不大，只要对自己有用，老天爷、王母娘娘、观音菩萨、关公、土地爷、灶王爷、妈祖都能拜。张角发展信徒的手段是治病，方法是让病人叩头思过，然后喝符水，如果病情减轻治愈就是符水有效，没有作用就说病人不虔诚。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众人将张角奉若神明。张角又向八州派出弟子传教，起义前信徒多达数十万。

　　这八州百姓，很多人抛弃家产，离开家乡，奔赴冀州，想要见到他们心目中的神灵，辗转在道路上因饥寒而死的就有上万人。地方官不明就里，反而上书称太平道帮助朝廷教化百姓，是件好事。朝廷也有明白人，比如杨修的爷爷杨赐，时任太尉，极力主张取缔太平道，反遭灵帝罢免。朝政昏乱，地方官欺上瞒下，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黄巾之乱，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土地兼并、疫情、旱灾、贪官污吏等等，令天下民不聊生。古代民间宗教，最初都以治病发展信徒，张角的手段也不意外。等到人数足够了，组织者就秘密聚会，宣传朝廷无道、政治混乱、贪腐成风、苛捐杂税等，最后群情激愤，揭竿而起，打土豪、杀官吏、占城池，进而天下大乱。

　　黄巾军大小三十六方，大方规模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分别在冀州、荆州、豫州、兖州等地，对朝廷威胁非常大。黄巾军大方首领马元义得到宦官封谞、徐奉的支持，因被叛徒唐周告发，导致失去朝廷内应，被迫仓促起兵。这对张角的计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否则局面更难以收拾。

　　黄巾之乱，从表现来看更像是流民运动，也就是失地农民运动到各地找食吃。黄巾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战斗力并不强，与官军正面战斗时往往一触即溃，然后流窜到别处。他们没有长期占据大城市的战绩，也没有多少斩杀官军大将的记录。黄巾的部队里，不仅有战斗人员，还有大量的老人、妇女、孩子等非作战人员，拖家带口，行动缓慢。黄巾队伍中，人们携带着农具以及各种生产生活物资，看起来像是逃荒要饭的，而不像是打仗的。

　　黄巾军的领导层，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没有策略方针，没有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没有统一的指挥配合，各支部队各自为战，打不过就跑。

　　所以，黄巾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被卢植、皇甫嵩、朱儁等人率领的官军各个击破。

　　黄巾主力虽然被平息了，但是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根基。农民起义遍地开花，基层乱到不可收拾，比如并州、司隶一带的“白波军”，太行山脉的“黑山军”，北宫伯玉、李文侯、宋建等人领导的凉州义军，其他如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纷纷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满千。义军起名很随意，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捷者为“张飞燕”，声大者为“张雷公”，饶须者为“于羝根”，眼大者为“李大目”。

　　黄巾也未被全部官军消灭，中平五年（188年），黄巾余部再度发动起义，青州、徐州、豫州、益州等地此起彼伏。

　　面对天下动乱，灵帝为强化中央军事力量，设置西园八校尉，首领是他所宠爱的年轻宦官蹇硕，任上军校尉，二号人物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三号人物鲍鸿为下军校尉，四号人物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校尉，夏牟、淳于琼为左、右校尉，并征召天下的豪杰充当将领，调集军队驻守京都，想以此控制四方。从历史发展看，西园八校尉在设立之初并没有多少兵力，任命八校尉后就让他们各自募兵去了。

　　历史上名号带“灵”的皇帝都不灵，比如晋灵公被臣子杀害、赵武灵王被儿子囚禁饿死，汉灵帝也一样。在平灭黄巾的过程中，朝廷为尽快提升军事力量，将军权下放地方，虽然减缓了东汉覆亡的速度，但各地州牧、刺史、太守都有了兵，为军阀割据混战埋下了种子。

　　黄巾之乱给了一些人机会。比如曹操成为兖州牧，是因为青州黄巾杀死兖州刺史刘岱，空出了位子；曹操得以控制汉室“挟天子以令诸侯”，前提也是黄巾余党“白波军”护送汉天子车驾到洛阳，摆脱了董卓余党的控制。

　　黄巾之乱，把东汉政府打成了个空架子，但未波及首都洛阳周边及关中地区。导致王朝崩盘的是董卓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