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电台架设完成的当晚，谢临渊在阁楼里待了整整一夜。

　　他没有睡，也不敢睡。发报机里传出的每一个信号都可能是改变整个行动走向的关键指令。耳机里沙沙的电流声像永不停歇的潮水，一波一波地冲刷着他的耳膜。他守着那台德国造的便携式发报机，手里捏着一截铅笔，面前铺着一张空白的电码记录纸，随时准备记录来自上级的最新指示。

　　凌晨三点二十分，耳机里的信号忽然变得清晰起来。那是一组重复了三遍的呼叫码，谢临渊立刻辨认出这是组织上海站的优先加密频道。他迅速调整了频率旋钮，将信号锁定，然后按下电键回执确认。

　　对方开始发报。谢临渊笔走龙蛇，在记录纸上快速地记下一串又一串数字。这些数字是预先约定好的简码，每一个词组对应一个特定的数字组合，没有码本的人就算截获了电文也读不出任何内容。

　　发报持续了整整十分钟。当最后一个数字被记录下来时，谢临渊摘下耳机，从贴身口袋里取出那本薄薄的码本——那是老孙在最后一次接头时交给他的，纸张薄如蝉翼，每一页都浸过特制的药水，遇火即燃，遇水即化。

　　他将数字对照码本逐条翻译，译文越写越多，他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

　　组织在电文中确认了三个重要信息——

　　第一，劫船行动准予执行，时间定在四月十七日夜间，与谢临渊原定的计划吻合。组织将派出一个三人行动小组从水路接应，由一名代号为“水鬼”的同志带队，在苏州河下游的浮桥附近待命。接头暗号是两短一长的灯语，从谢临渊指定的三号仓库后窗发出。

　　第二，组织截获了一份来自日军华北司令部的加密电报，确认那批德国精密仪器是日军“北支通讯网计划”的核心组件。一旦这批设备运抵华北，日军将在三个月内建成覆盖整个华北占领区的野战通讯网络，届时八路军的游击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这意味着谢临渊即将执行的劫船行动，对抗的是日军一个战区级别的战略部署。

　　第三，也是最让谢临渊意外的一条——组织通知他，近期有一名代号为“孤鸿”的高级情报员将从重庆秘密抵达上海，负责协调国共两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网络。这名“孤鸿”携带了一份关于日军在华东地区兵力部署的重要情报，抵达后将通过谢临渊的秘密电台与延安方面建立联系。接应“孤鸿”的暗号和时间将在下次通讯中确定。

　　谢临渊将翻译完的电文反复读了三遍，然后将记录纸和码本一并烧掉。火苗在铁皮盒子里跳动着，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头。

　　“孤鸿”。这个代号他听说过，但从未接触过。在法国受训时，教官曾用“孤鸿”作为案例讲授过高级潜伏技巧——此人活跃于华北和华中日占区，曾三次被日本特高课围捕，三次全身而退，是公认的谍报天才。组织把这样一张王牌调到上海，说明接下来在上海滩发生的情报战将会是最高级别的较量。

　　谢临渊重新戴上耳机，手指在电键上快速敲击，发出了确认回执和行动细节。他报告了藤田最新动向、码头安保排班的调整情况，以及藤田私人账户证据已通过谢明薇递送的进展。最后他加上了一句：“藤田已处于内外交困状态，建议密切关注其在劫船行动前后的动向，可伺机促成其与山本的彻底决裂。”

　　发完最后一组电码后，谢临渊摘下耳机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阁楼窗外，苏州河上的汽笛声远远传来，低沉而绵长。他在脑海中将整个行动重新推演了一遍——从码头安保排班的调整到三号仓库后窗的灯语信号，从藤田保安的撤离时间到水路上“水鬼”小组的接应路线。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必须精确到秒。

　　但越是精确的计划，就越容易在意外面前变得脆弱。藤田虽然暂时被他牵制住了，但山本大佐自始至终都不曾被真正拖入这场博弈。如果藤田在最后关头将全部情况捅给山本，如果山本横插一杠往码头加派兵力，那整场劫船行动就可能演变成一场血流成河的正面硬仗。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发报机的金属外壳，指尖碰到了一个突出的铆钉。那颗铆钉松了，微微晃动。谢临渊低头检查了一眼，然后从随身携带的小工具包里取出螺丝刀，将铆钉重新拧紧。

　　他不需要完美。他只需要比敌人快一步。

　　凌晨五点，谢临渊收拾好所有设备，将发报机锁进陈叔特制的储物箱里，盖上旧木板，然后下楼出了公寓。

　　夜色尚未褪尽，街道上弥漫着破晓前的寒意。谢临渊裹紧大衣快步穿过几条窄巷，脚步在青石板路面上踩出细碎的声响。他要去桂记杂货铺，在老桂开门之前把最新的指令传递给接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