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货行动的日期定在四月十七日——那批德国精密仪器原定装船启运的前一天。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谢临渊需要一件他早就应该配备、但一直因为安全原因没有启用的工具：一部能直接与组织联络的秘密电台。在此之前，他与老孙之间的情报传递全靠桂记杂货铺的暗号和人力交通，这种方式虽然安全，但效率太低。在行动即将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时，他需要一个能在第一时间收发指令的电子通道。

　　架设电台的地点选在老城厢一栋废弃的公寓楼顶层。这栋公寓楼紧邻苏州河，原是一家比利时洋行的职工宿舍，淞沪会战后被流弹击中过，大部分住户早已搬走，只剩下底层还有几户无处可去的贫民。顶层的阁楼常年无人踏足，窗户正对着苏州河下游方向，信号发射方向开阔，视野也极其有利。

　　陈叔用了两天时间，通过他那些旧关系弄到了一台德国造的便携式发报机。机器不大，装在木壳子里，比打字机还小一圈，使用蓄电池供电，发报功率经过了巧妙的调校，能在不用大型铜线圈的情况下将信号稳定传输到至少三公里外。

　　搬设备进公寓楼的当晚，谢临渊用的是码头上董家货运的板车，车上是伪装成旧家具的木箱。押车的是桂记杂货铺的两个小伙计，推着车大摇大摆地从苏州河沿岸的路上经过，半路经过哨卡时，一个正盘查的日本宪兵甚至掀开了箱盖看了一眼，但只看到几捆旧棉絮和破铜烂铁，便嫌弃地挥了挥手放行。

　　谢临渊站在公寓楼的阁楼里，看着陈叔和老孙亲手把发报机架起来。老孙用手电筒照着发报机的旋钮，一根手指摸索着调频，耳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然后是一个遥远的、稳定的信号。老孙按了几下电键，耳机里传来几声回应的滴答，他摘下耳机转向谢临渊，点了点头。

　　电台通了。

　　谢临渊在电台前坐下来，戴上耳机，手指放在电键上。他没有立刻发报，而是先收听了来自组织的定期广播。耳机里传来一个低沉而清晰的女声，用标准的国语念着一串看似无意义的数字——数字暗码。谢临渊用铅笔快速记录下数字，然后对照事先约定好的码本逐条逐句翻译。

　　组织的指示非常简短，但每一个字都透着分量的压迫感——“劫船行动准予执行。另：侦悉近期有一批国共双方均高度关注的日军高价值物资将经由上海中转，暂不能确认与仪器的关联，须持续追踪。若得手，应全力获取目的地信息。”

　　谢临渊将翻译完的纸条烧掉，然后立即发出了确认回执。在按下电键的那一刻，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孤身在黑暗中摸索——在这座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城市里，还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将他与千里之外的组织紧紧相连。

　　守在公寓楼下假装收破烂的交通员给他带来了一个额外的消息：董家账房的老先生昨日以身体欠佳为由主动辞了职，接替他的是三井洋行的人。这意味着藤田准备彻底捏住董家经济情报的命脉，也说明董家内部对藤田的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

　　“藤田给了账房那边最后通牒，”交通员低声说，“他要求在仪器启运之前，把所有董家账目里有争议的地方都推给老马和谢少爷你——也就是说，藤田打算把走私物资的黑锅甩到你们身上，用你们当替罪羊给山本一个交代。”

　　谢临渊听完，脸上没有变化，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冯值班员的调度簿漏洞，他自己早已开始修补；而藤田想让他当替罪羊这件事，他早在暗中布下对藤田的诱饵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藤田的私人账户证据此刻正在山本的案头，藤田给他挖的坑，很快就会变成藤田自己的坟场。

　　从公寓楼出来后，谢临渊拐进附近一条小巷，与刚从汇丰银行下班的谢明薇碰头。两人在昏暗的路灯下交换了最新情况，谢明薇的神情镇静却也微微透着疲惫。她告诉谢临渊，自己追踪到了一个以零散商号名义挂在董家码头下的分账——看上去像是零碎仓租收入，但走账的方式与那批“法国货”的编号系统高度一致。

　　“如果这批钱的流向和你父亲旧账上的那些代号吻合，”谢明薇声音很轻，“那么董震山的书房里应该还有另一半底本。光靠我们现在掌握的残卷，还不够确凿拼出他那边的政治账。”

　　谢临渊点了点头，没有接话。他看着妹妹眼角熬夜留下的红血丝，想说什么却终究把话咽了回去。沉默片刻后，他被远处传来的汽笛声打断了思绪——那是苏州河上夜航船的汽笛，穿透薄雾，越过万家灯火。

　　“行动前最后这段时间我们最好暂时不要有直接联系，”他交代道，“桂叔那里有第三套备用暗号，专门对接你的银行场地。关于董家分账的后续追踪，你先顺着码头上那些零散仓租下手，其余的事交给我。”

　　谢明薇把围巾拉紧了些，微微颔首。两人在路灯下分开，一个朝南，一个朝北，消失在苏州河两岸斑驳的夜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