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法租界最繁华的霞飞路上，谢明薇正在构筑属于自己的情报帝国。

　　她的战场不是码头和仓库，而是银行、洋行、证券交易所和私人会客厅。她的武器不是手枪和匕首，而是账目、汇票、贷款合同和汇率差价。当谢临渊在码头上与藤田的手下拔枪互射时，谢明薇正在汇丰银行贵宾厅里与几位洋行买办讨论英镑与法币的汇率走势。她端着骨瓷茶杯，笑容优雅，谈吐从容，仿佛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与她毫不相干。

　　但这层优雅的表象之下，一张精密的情报网络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铺展开来。

　　谢明薇来到上海不过两个月，但她已经在金融圈内建立了一个核心联络圈。这个圈子里有汇丰银行的客户经理，有永安公司的财务总监，有法租界公董局的税务顾问，还有几个替各路见不得光的资金做“理财规划”的金融掮客。这些人表面上与她只是普通的业务往来，但实际上，谢明薇通过巧妙的利益捆绑和信息交换，已经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变成了她情报网络中的节点。

　　她用的不是威胁和恐吓，而是金融手段——高息揽储、低息放贷、汇率套利。在乱世中，钱是最硬通的货币，也是最锋利的武器。谢明薇通过汇丰银行的渠道，替几个关键人物解决了资金周转的难题，又通过他们在法租界的人脉，拿到了别人拿不到的账目和信息。

　　这一套手法，是她在伦敦金融城学到的。在伦敦时，她的导师——一位退休的英国海军情报官——曾经对她说：“金融即情报。掌握了钱的流向，就掌握了人的动向。”

　　她现在正在将这句话变成现实。

　　那天傍晚，谢明薇在永安公司顶层的咖啡厅里约见了三个人。第一个是汇丰银行的外汇部经理，姓梁，四十来岁，谢顶，眼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谢明薇从他手里拿到了一份关于日元与法币汇率波动的内部预测报告，这份报告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委托汇丰做的，里面包含了日军对未来三个月华东地区经济控制的具体规划。

　　第二个是法租界公董局的税务顾问，姓吴，矮胖，皮肤黝黑，但眼神精明得像一只老猫。谢明薇从他手里拿到了一份董家名下所有商号的税务申报记录，这些记录显示董家在最近半年内申报的利润与实际业务规模严重不符——董震山在向日本人隐瞒他的真实财力。

　　第三个最特殊。那个人没有在咖啡厅出现，而是通过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向谢明薇传递了一封密信。密信来自重庆方面——国民党军统局驻上海站的一名情报官，姓郑，代号“尺素”。信中措辞极其谨慎，表达了重庆方面愿意在“共同抗日”的框架下与延安方面共享部分日军情报，并希望与谢临渊建立间接联系。信的最后用了几行扑朔迷离的外交辞令，但谢明薇读出了真正的意思：重庆方已经得知谢临渊这个身份的存在，但他们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值得信任。

　　谢明薇把三份情报带回自己在法租界的新住处，花了一整夜整理和加密。她已经从酒店搬到了桂记杂货铺楼上的一间公寓里，这里的楼道狭窄逼仄，但好在进出不需要经过大堂，便于隐蔽。她的房间里有两张桌子，一张摆着化妆品和香水瓶，另一张则藏在一面活动穿衣镜后面，堆满了加密文件、微型胶卷和一台便携式打字机。

　　她用打字机将情报逐条整理成文，然后用微型相机翻拍成胶卷，装进一个伪装的香粉盒里，准备第二天交给桂叔转运。

　　做完这一切后，她坐在窗前，望着深夜的霞飞路，陷入了一种少有的沉思。她收到了一条关于她哥哥的间接消息——不是来自谢临渊本人，而是来自军统那位“尺素”先生通过第三方传递的旁敲侧击。重庆方面似乎已经注意到谢临渊在法租界频繁出入，而且和藤田的多次会面引起了某些情报人员的警觉。

　　“尺素”在信末加了一句格外微妙的话：如果谢临渊愿意以公开身份与重庆方接触一次，他或可提供一条关于日军高价值物资的秘密航线信息作为见面礼。

　　她不知道这是真诚的合作邀请，还是重庆方面在试探她哥哥的真实身份。但无论如何，这个消息必须尽快传递给谢临渊。

　　谢明薇将窗户推开一条缝，让夜风吹进来。远处的黄浦江上，一艘货轮的汽笛声穿透薄雾传来，低沉而绵长。她想起了父亲——那个她几乎没有记忆的男人。父亲的面容在她脑海中永远是一片模糊的影子，但母亲偶尔清醒时会告诉她：你爹说，谢家的人可以死在枪口下，但不能死在账簿后面。

　　母亲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谢明薇以前不懂，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