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给谢临渊的第一个任务，比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阴险。

　　在料亭密谈后的第三天，藤田派人给谢临渊送来了一份密件。密件装在一个没有署名的牛皮纸信封里，封口用火漆封死，火漆上盖着三井洋行的印戳。谢临渊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上面用工整的楷体写了几行字——

　　“目标：法租界《大晚报》主笔顾言章。此人近日连发数篇反日言论，煽动民众情绪，影响恶劣。需在一周内使其噤声。手段不限，但不得引起公共租界巡捕房注意。事成之后，董家码头物流代理权正式移交。”

　　信纸的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红色的“藤”字印章。

　　谢临渊将这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然后将它放在桌上的烟灰缸里，划了一根火柴点燃。火苗舔上纸边，将那几行工整的楷体字烧成灰烬。他盯着那团跳动的火焰，脸上的表情冷得像一块冰。

　　藤田果然是个老狐狸。这个任务看似是让他去恐吓一个报社主笔，执行一次普通的黑帮式威胁，但背后的用心却毒辣得多。顾言章，这个名字谢临渊听说过。此人是上海新闻界的硬骨头，淞沪会战期间曾冒死在闸北前线采访，写过多篇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他在租界内的公开言论虽然措辞激烈，但从不跨越法律的红线，日本人想抓他把柄都找不到正当理由。

　　如果谢临渊真的去对顾言章下手，等于亲手替日本人除掉一个爱国报人，从此手上沾了同胞的血，再想回头就难了。而如果他拒接这个任务，藤田立刻就会判定他的“投诚”是假的，前面的所有铺垫都将毁于一旦。

　　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藤田在用它来测试谢临渊的底线。

　　谢临渊在房间里坐了半个钟头，然后起身换了一身不起眼的灰布长衫，出门时特意从饭店后门绕出去，确定没有尾巴之后才拐进了桂记杂货铺。

　　老桂正在柜台后面给一个老太太称白糖，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这糖是广西货，比台湾的甜”。看到谢临渊进来，他不慌不忙地给老太太找完零钱，等她走了之后才放下秤杆，朝谢临渊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进里屋。

　　里屋堆满了装着干货的麻袋，空气里弥漫着八角茴香的气味。谢临渊把藤田的任务简单说了一遍，老桂听完后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顾言章是我们的人。”

　　谢临渊愣住了。

　　“他是组织在上海的地下宣传战线成员，”老桂压低声音解释道，“他在《大晚报》上发的那些文章，表面上是反日评论，实际上是在用公开渠道向租界民众传递我们想传递的信息。他的身份极为隐蔽，组织上为了保护他，连大多数联络员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立场。”

　　这个消息让谢临渊的脑子瞬间转了十几个弯。顾言章是自己人，那就绝对不能让藤田的计划得逞。但如果谢临渊不执行任务，主动权就会完全丧失。唯一的办法是反过来利用这次任务，既能保护顾言章，又能让藤田对谢临渊的“忠诚”深信不疑。

　　“我需要立刻和顾言章本人联系。”谢临渊说。

　　老桂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从柜台底下摸出一部老式电话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挂断了，又过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回来。老桂接起来，用暗语简短地交代了几句，然后挂断电话，对谢临渊说：“今晚十点，霞飞路尽头的废弃印刷厂，他会等你。”

　　当晚十点，谢临渊准时来到那家废弃的印刷厂。印刷厂早已停产，厂房里堆满了报废的印刷机和发霉的纸卷，空气中弥漫着油墨和霉菌混合的气味。一盏微弱的煤油灯挂在一台旧印刷机的摇臂上，一个中年男人站在灯下，身形清瘦，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谢先生？”顾言章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新闻记者特有的沉稳，“老桂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说吧，要我怎么做。”

　　谢临渊打量着眼前这个文弱的报人。他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但眼神依然锐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用笔杆子做着最危险的宣传工作。谢临渊忽然感到一阵由衷的敬意，但他没有浪费时间表达，而是直入正题。

　　“藤田要我在一周之内让你闭嘴。具体方式他没说，但暗示可以用暴力手段。”

　　顾言章听了这话，嘴角竟然浮起一丝笑意，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所以你是来执行任务的？”

　　“我是来和你商量怎么演一场戏的。”谢临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已经想好的方案，“我们需要制造一次‘袭击’，让藤田以为我已经对你动了手，但实际上你安然无恙，只是暂时转入地下隐蔽一段时间。这样一来，我完成了任务，你也安全了。”

　　顾言章接过纸条仔细看了看，然后推了推眼镜，点了点头：“方案不错，但有一个问题——藤田的人不是吃白饭的，他们会验证袭击是否真实。如果做得不够逼真，不光骗不了藤田，反而会连累你暴露。”

　　“所以需要你来配合演出一场格外的逼真。细节我们可以再推敲，但核心只有一条——藤田信了，你活着，任务才算完成。”

　　顾言章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出手来，语气平静得像是在约一篇稿子的截稿日期：“成交。”

　　两天后的傍晚，法租界一条相对僻静的后巷里，枪声忽然撕裂了暮色的宁静。

　　《大晚报》主笔顾言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遭到不明身份歹徒袭击，身中两枪，被路过的黄包车夫紧急送往广慈医院抢救。巡捕房赶到现场时，只在地上找到了一滩血迹和几枚弹壳，歹徒早已不知所踪。医院方面传出消息，顾言章伤势严重，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短期内无法继续工作。

　　消息传出去后，上海新闻界一片哗然。各大报社纷纷发文谴责暴行，租界当局也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外交抗议。没有人知道，那几枚落在巷子里的弹壳是谢临渊亲手放的，而医院里那位“伤势严重”的顾言章，实际上只在后背上被地面擦伤了一小块皮。主持手术的大夫是老孙早年安插在广慈医院的同志，病历上写的那些吓人的伤情，从头到尾就是一份提前准备好的剧本。

　　第三天上午，藤田的电话就打到了谢临渊的饭店房间里。

　　“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藤田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那种笑不是高兴的笑，而是满意自己判断得验证后的笑，“干得漂亮。顾言章就算不死，这辈子也别想再写东西了。”

　　“藤田先生过奖，”谢临渊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回答，甚至还带着一点邀功的味道，“不过动静闹得比我预想的大了一些，花了不少钱打点医院的人。”

　　“钱不是问题，”藤田笑了起来，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像是砂纸摩擦玻璃的声音，“谢先生，你是个讲信用的人。码头物流代理权，明天开始正式移交给你。另外，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要和你谈，改天见面细聊。”

　　挂断电话后，谢临渊走到窗边，远处的黄浦江在夕阳下泛着血红色的光。与顾言章在外科手术室里低声交谈的场景还映在脑海中——两人顶着手术灯惨白的光，像对暗号一样互换了彼此的代号和紧急联络方式。老孙安排的地下协助链条已开始提前运作——在谢临渊完成演戏的同时，新的证件、新的住处都已备好，只等顾言章转入地下。

　　与此同时，藤田正坐在三井洋行的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份刚收到的密报。密报的内容让他皱起了眉头——山本大佐已经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指控有内部人员利用军用物资中饱私囊，虽然没有点名，但涉案的物资清单和经手人范围直指藤田本人。

　　“该死。”藤田将密报揉成一团，狠狠掷进废纸篓里。

　　他站起身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烦躁地将领带松开。他想到了谢临渊，又迅速否定了——不对，谢临渊刚替他完成了任务，而且手段干净利落，不像是会暗中捅刀的人。敢在山本面前拆他藤田的墙角，这个人要么是不要命了，要么是后台够硬。

　　藤田在办公桌前重新坐下来，目光落在墙上那幅上海地图上，指尖缓缓划过苏州河码头的位置，最后落在了南京路以南的法租界。他拿起电话听筒，对手下的情报员下了一道命令，语气冰冷而笃定：“去把前一阵在汇丰银行帮董家走账的那个金融掮客带来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