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临渊用了整整一天来做决定。

　　他在饭店房间里足不出户，面前摊着那张从糖葫芦下取出的纸条，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盏台灯亮着，昏黄的光圈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

　　山本的威胁信是一把双刃剑。它说明山本已经开始怀疑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同时也意味着山本对他还有兴趣，否则不会用这么客气的方式写威胁信。山本想要的，是一个可以被收买、可以被利用的谢临渊。这就是他的筹码——假意投诚。

　　在山本和藤田看来，一个“谁给饭吃就替谁做事”的人，只要价钱合适，随时都可能倒戈。如果谢临渊主动向他们靠拢，山本会认为自己的判断得到了验证，从而降低对他的戒心。而一旦进入山本的信任半径，他不仅能接触到更深层的情报，还能在关键时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风险是巨大的。假意投诚意味着他必须向日本人提供一些真实的情报作为“投名状”——不能是假的，山本和藤田都是老狐狸，任何伪造的情报都逃不过他们的审查。但他也不能给真正要害的东西，每一条情报的尺度都必须精确定位。

　　谢临渊在房间里冷静推演了足足一个下午。他想到了母亲那间长年不见天日的屋子，想到了闸北废墟上老槐树从焦枯之中发出的几根新枝。他的父亲十五年前死在董震山脚下，母亲被关在董公馆后院像野草一样疯长，而制造这一切的人如今正与山本推杯换盏。

　　他不再犹豫。

　　他拨通了三井洋行办公室的电话。藤田接起电话时，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意外，仿佛他确实还没想过谢临渊会主动致电。谢临渊把措辞拿捏得恰到好处，只是说：“藤田先生，上次您说过的话，我认真考虑了。有些事情，我想跟您面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藤田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很好。明天下午三点，虹口料亭，我恭候大驾。”

　　次日下午三点，谢临渊准时出现在虹口的那家日式料亭。藤田已经在包间里等他了，桌上摆着两盏清酒和几碟精致的小菜。藤田今天脱了西装，换了一身深灰色的和服，盘腿坐在榻榻米上，姿态更显闲适，但眼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专注。

　　“谢先生果然爽快，”藤田亲自为他斟了一杯酒，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请坐。这里很安静，不会有人打扰。”

　　谢临渊在榻榻米上坐下来，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开门见山：“藤田先生，您在咖啡馆那次说过三井洋行欢迎有军事背景的人加入。我不知道这个提议还有没有效？”

　　藤田放下酒杯，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但缝里透出的光是锐利的。他还是那么不动声色，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谢先生为什么忽然改变了主意？”

　　“因为我想清楚了。”谢临渊迎着藤田的目光，语气坦然而直接，“我在董家终究是个外人。老爷子虽然认了我，但他更信任绍康。我做得再好也是个外孙，上不了台面。而且——”他故意顿了一下，然后压低了声音，像是终于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秘密，“藤田先生，我跟你说实话。我这次回国不全是为了投奔外祖父。我在法国欠了一笔不小的赌债，债主追得紧，我在国外待不下去了才回来的。董老爷子给我安排的小差事，靠那点微薄的收入，我的债要还到猴年马月。”

　　藤田端起了酒杯，没有喝，只是将它凑在鼻端闻了闻，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谢临渊的脸。

　　藤田见过太多人在他面前撒谎，也见过少数人把谎言说得比真话还真。谢临渊这套说辞——欠债、缺钱、急于求财，它太合情合理了，每一个细节都踩在藤田预判的轨迹上。一个被赌债逼迫的年轻人，急匆匆回到国内投奔外祖父，却发现给外祖父打工根本填不上窟窿，最终转向出手更大方的日本人——这简直不是谎言，更像是一份藤田在内心早已替他写好的剧本。

　　“谢先生的意思是，想为我们做事？”

　　“我想替能给我饭吃的人做事。”谢临渊使用了他已经演练多时的那句话，在“谁给饭吃”的人设上加上了最顺理成章的一层注脚，“藤田先生，我虽然和董家沾了亲，但我和老爷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他有他的考量，我有我的需求。圣西尔军校教会我一个道理——军人不认感情，只认利益。”

　　藤田沉默了。窗外的日式庭院里，竹筒水钵蓄满了水，发出一声清脆的叩响。那声响在安静的包间里显得格外清晰。

　　“如果你愿意合作，”藤田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第一件事，我需要一份投名状。码头上最近有一批货启运，是被精心精密过的德产仪器，我怀疑重庆方面已经盯上了这批货运。你作为安保调度，能不能替我查出来——谁在为重庆提供这批货的情报？”

　　谢临渊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酒杯慢慢转了半圈，低着头看着清酒在杯壁上留下的痕迹，像是在权衡利弊。过了一会儿，他放下酒杯，抬起眼帘，目光里带着一种赌徒特有的决绝：“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

　　“请说。”

　　“事成之后，我要拿到码头上的独家物流代理权。佣金百分之十，外加结算时用日元而不是法币。”

　　藤田听完后忍不住笑了，笑出声来。那笑声短暂而干涩，像是一张好牌终于落进掌心里。谢临渊的要求贪婪而现实，恰好印证了他是一个可以被收买的人。

　　“成交。”藤田说。

　　从料亭出来，谢临渊没有直接回饭店，也没有回桂记联络站。他反复换乘了几趟车，最终确认没有任何尾巴时，才在深夜悄悄去见了老孙。

　　在老孙那间拥挤昏暗的房间里，谢临渊将所有情况合盘托出——山本的威胁信、藤田的新眼线、他主动投诚以及那个关于重庆情报的假投名状任务。

　　老孙听完之后沉思了很久，然后缓缓点头：“投诚这一步极其危险，一旦露出破绽，你在上海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但如果我们有了藤田私人的犯罪证据——明薇查到的那个私人账户——再加上董震山摇摆的心，也许我们最终扳倒的不只是藤田一个人。”

　　“我要的就是这个机会。”谢临渊说。

　　两天后，谢明薇完成了最后一笔记录的比对。她把所有关于藤田私人账户的证据整理成两套——一套是正本，通过陈叔的暗线传递给组织；另一套是副本，只用最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印成了匿名信，趁着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投进了虹口日军司令部的举报信箱。

　　这封匿名信写得极为巧妙，没有一个字提到谢家兄妹，只是提供了一些关于“内部人员利用军用物资中饱私囊”的财务疑点。山本是个多疑的人，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身边有人背着他搞小动作。

　　果然，匿名信投入司令部的第二天，藤田来电话找谢临渊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藤田此刻的压力谢临渊无法亲眼看到，他只能从外围的波动来推测局面——山本已经开始审查藤田经手的物资账目，藤田被叫去司令部开了整整一天的闭门会。这些迹象先后传来的时候，谢临渊正站在码头上，看着工人们往货船上吊装箱柜。那批货物将在两天后启程北上，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他转过身，看到董绍康站在不远处的栈桥上，正和那个瘦高个的日本眼线说话。后者凑在董绍康耳边嘀嘀咕咕，董绍康不住地点头，表情里透着一种谢临渊之前从未见过的局促。

　　谢临渊没有走过去。他站在原地，用一种平淡的、寻常的目光扫过那两人的身影，然后收回视线，低头翻开了手里的执勤日志。翻开的那一页上，他用钢笔在日期栏旁边写了一行极小的字，假装是给工头留的调度备注，实际上是一句从老孙那边刚转来的暗语。

　　“货在码头有藤田的人守着，劫船方案已批。同舟——水鬼。”

　　他将日志合上。江面上，一艘汽轮正在缓缓起锚，汽笛声低回而沉重地撕开了空气，也撕开了这场密局中又一道看不见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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