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保险柜潜入的筹备刚刚展开，老孙那边就递来了一条意料之外的消息——代号“账钩”的董家内部联络人，伤势未愈却被董震山派人从法租界诊所接走了，送回了董公馆后院。

　　谢临渊看到这条消息时，正在桂记杂货铺后屋替谢明薇核对最后一批诱饵账户的注销进度。他将纸条放在桌面上沉默了足足一分钟。账钩被接回董公馆这件事，意味着两个重要信号：第一，董震山已经不再信任法租界任何独立于他控制之外的藏身处，他要亲自看住这个活口；第二，董震山很可能准备通过账钩，查出所有与谢家旧案有关的线索，包括谢临渊近期在码头调度簿上的所有非常规操作。

　　“我得见账钩一面。”谢临渊对陈叔说。

　　陈叔端着他的紫砂壶沉默了片刻：“董家后院不比前院，你翻过一次墙，树上的扒痕丁伯早就看见了。再翻进去，等于自投罗网。”

　　“这次不翻墙。”谢临渊把手边的密码本残页合起来，放入抽屉，“账钩之所以叫账钩，是因为他从小在我父亲的账房里长大，他认识谢明远的每一本账，也记得董震山每一笔见不得光的黑账。董震山把他抓回去，不是因为他砍伤之后需要养病，而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证据——一个让董震山寝食难安的证据。我需要抢在董震山之前把这份证据拿到。”

　　陈叔没有再劝，只是将一张叠好的纸条推给他。纸条上是谢母托伙房那老妈子带出来的最新字迹，只有寥寥几个字：“账钩在柴房。”

　　谢临渊把纸条收进衣襟，当天下午就通过老孙启动了与另一位潜伏人员的接头流程。这个人代号“账钩”，与他正在寻找的那位董家内线有着相同的代号，但身份却是组织多年安插在董公馆外围的独立暗线。真正的账钩在韩秃子事件之后已躲入地下，他这个代号暂时由另一位同志承担过来作为备用身份。

　　接头地点选在上海老城厢城隍庙附近一个旧书铺里。这家书铺的老板是个半聋的老人，经营旧书兼卖文房四宝，铺子进门处堆满了发霉的线装书和旧报纸。谢临渊推开铺门时天正下着微雨，空气中弥漫着霉纸和墨汁的气味。老板头也不抬地指指里面，说“新到的碑帖在后头架子上”。

　　谢临渊穿过两排高至天花板的书架，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看到了他要见的人。那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戴着一副铜框眼镜，面容看似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脸颊上还粘着一撮做旧用的假胡须，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代号，谢临渊也很难将他从满街的旧书商中认出来。

　　“孤鸿让我来。”对方将一本旧碑帖推到谢临渊面前，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一张薄如蝉翼的油纸。油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董公馆内部近期的动态，字迹极小但极工整。

　　谢临渊低头读着油纸上的内容，表情越来越严肃。据这位情报员记录，账钩被关在董公馆柴房之后，董震山曾亲自进过柴房两次，每次都带着丁伯，而那位账钩在第一次进去时还曾大声争辩，第二次出来之后便沉默不语，饭量也明显减少了。这绝不是伤势所致的变化，更像是受到了某种严重的心理压制，或者是董震山当着他的面使用了某种要挟手段，逼他咽下了本准备说出口的实话。

　　油纸最下方还有一句备注：“柴房东侧窗户钉有杉木板，围墙根有排水暗沟与厨房水渠连通，夜间无人看守，但必须匍匐穿过约四十米砖石通道。”

　　谢临渊将油纸卷成细条塞进鞋底夹层，朝对方微微点了点头。两人没有再说话，各自从不同的方向离开书铺。临走前他在旧书铺前台买了一本《陶庵梦忆》和两支毛笔，当作寻常客人般的寻常交易。

　　回到桂记杂货铺后，他把油纸上的信息与谢母的纸条合并在一起，在陈叔的八仙桌上画出一幅简图——柴房的位置、厨房排水渠的出口、后院老桂树与月亮门之间的动线、丁伯夜间巡查的规律。在那张简图完成之后，他指着排水沟出口对陈叔说：“今夜去。”

　　陈叔端起紫砂壶喝了一口茶，然后把壶放下，起身去拿了他那双还未晾干的布鞋放在火笼旁边。与此同时，谢明薇派桂叔转来的消息也送到了——银行内部调查因证据不足已正式撤销，她明天就可以恢复公开身份，但被冻结的几笔日元账户已经划入日军军需部的福利基金账下，无法取回。她在纸条末尾加了一句话：“那些钱本就是当火药用的，不需要收回来。”

　　黄昏之后，苏州河两岸的工厂汽笛最后一次鸣响，暴雨前兆的暗红色闪电在天际线处隐约闪烁。谢临渊换上一身黑色短打，放下衣袖裹紧手腕，将那张他练习过无数遍的排水沟通道图塞进腰间，然后消失在老城厢阡陌般错综的巷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