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的请柬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的两周里，谢临渊被藤田以各种名目请去参加了不下五次“小聚”。有时候是在虹口的一家日式料亭，有时候是在法租界的私人会所，还有一次干脆就在三井洋行的办公室里。每次小聚的参与人员都不一样，有时候只有藤田一个人，有时候会有几个日本商人作陪，还有一次来了一个自称是《朝日新闻》驻沪记者的年轻人，中文说得极好，问的问题却比藤田还要刁钻。

　　谢临渊很快就摸清了藤田的套路。这些“小聚”表面上是不拘形式的社交活动，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讯问会。藤田会用最轻松的语气抛出最危险的问题，他手下的那些人则负责观察谢临渊的反应——他说话时的微表情、喝酒时的姿态、回答问题时的停顿时间，每一个细节都被记录在案。

　　谢临渊以不变应万变。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清晰的人设：一个在国外受过教育、见过世面、但本质上胸无大志只想安稳过日子的世家子弟。他不回避任何话题，但也不主动发表观点。藤田问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就说自己是学军事的，不太懂政治。藤田问他怎么看重庆和延安，他就耸耸肩说在国外待久了，国内的事不太了解。藤田问他如果有一天中国和日本全面开战他会站在哪一边，他就用一种被冒犯了的语气说藤田先生您这问题太为难我了，我一个生意人，谁给饭吃我就替谁做事。

　　这句话是他在多次拉锯之中为藤田量身定做的饵料。果然，藤田听完这句话之后沉默了足足五秒钟，然后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容——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控制谢临渊的支点。

　　一个“谁给饭吃就替谁做事”的人，是可以被收买的。而可以被收买的人，就不值得害怕。

　　那一次从藤田的“小聚”出来后，谢临渊在黄包车上闭目养神，将今晚藤田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重新咀嚼了一遍。藤田显然觉得他在试探中占了上风，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向谢临渊透露一些半真半假的信息，比如说近期码头上的安保要格外注意，因为有一批“极其重要”的货物即将启运，山本大佐亲自过问了这件事。

　　极其重要的货物。

　　谢临渊在心里将这四个字翻来覆去地掂量着。能让山本亲自过问的东西，不会是普通的弹药和被服。老孙那边传来的情报提到过，日军近期有一批从德国进口的精密仪器要经由上海转运华北，用于建设野战通讯网络。如果这批仪器顺利运抵前线，日军的指挥效率将大幅提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游击作战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必须截下这批货。

　　但他不能亲自动手，甚至连知情都不能表现出来。他需要一条绝对干净的暗线来完成这次破坏行动，而这条暗线，他已经在谢明薇和陈叔的帮助下悄悄铺了整整两周。

　　就在谢临渊与藤田周旋的这段时间里，谢明薇那边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她通过汇丰银行的渠道查清楚了那笔董家兑换日元的资金流向——资金经由三个中间账户和一个空壳公司，最终汇入了华北日军军需部的采购账户。这笔钱的数额之大，足以支撑日军在华北维持至少三个月的物资采购。更重要的是，她在追踪资金流向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藏得更深的账户——那个账户的所有者不是别人，正是藤田秀明本人。

　　藤田在以个人的名义向华北汇款，而且使用的是和董家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渠道。

　　谢明薇将这个发现记录下来，准备通过新联络站传递给谢临渊，却不料危险已经悄然接近。

　　那天傍晚，谢明薇加完班从汇丰银行出来，照例沿着外滩走回酒店。初春的黄昏仍有寒意，她裹紧风衣，一边走一边低头整理肩包的带子。外滩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黄浦江对岸的工厂烟囱冒着灰烟。

　　她走出大约两百米，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身后有一个人在跟着她。

　　那是她从银行出来时就隐约察觉到的——不急不缓的脚步，与她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她快他也快，她慢他也慢。谢明薇没有回头，而是借着在路边的橱窗前驻足整理围巾的机会，透过玻璃反射看了一眼身后。

　　她的心脏猛跳了一拍。

　　跟着她的人她见过。那个人的照片在陈叔给她的档案里出现过——藤田秀明手下的情报员，名叫吉田，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表面上是三井洋行的职员，实际上是特高课派驻上海的特工。吉田比藤田年轻，但手段据说比藤田更狠。

　　谢明薇没有慌乱。她在橱窗前站了两秒，然后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她没有回酒店，而是拐进附近专营贵妇时装的永安公司，在女装部里假装挑选衣服，与此同时，她借试衣间向陈叔的暗线拨出了一个紧急电话。

　　陈叔在电话那头听完她的描述，沉默了三秒，然后说：“你现在不要出来，等我的消息。”

　　不到两刻钟，陈叔安排的人就到了永安公司。那是两个穿着码头苦力衣服的年轻人，推着一辆送货用的板车，车上堆满了布匹。他们从员工通道进了永安公司，从后门的货梯把谢明薇带出去，让她藏在布匹堆里推出巷道，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从弄堂的另一端上了一辆等在那里的黄包车。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惊动任何人。

　　当天夜里，谢明薇从酒店紧急撤离，搬进了陈叔在法租界另一头为她安排的新住所——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楼下是一间经营杂货的铺面，铺主就是桂记杂货铺的老桂。

　　谢明薇透过公寓的窗户看着楼下来往的人群，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她在这场暗战中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分析师”了。她已经触碰到了藤田的核心利益，触手可及的情报让藤田果断地启动了针对她的跟踪。如果不是陈叔预先铺设了多重防线，此刻她或许已经在藤田的审讯室里了。

　　但她手中那份关于藤田私人账户的证据，必须尽快交到谢临渊手里。有了这份证据，他们就能在关键时刻对藤田施加压力——在敌我博弈的天平上，多一个筹码往往就是多一条命。

　　转入深夜，董公馆的书房灯光彻夜未熄。老管家丁伯在凌晨三点送茶进去的时候，看到董震山还坐在书案前，面前摊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笑容灿烂。丁伯认得那张照片——那是董家大小姐抱着刚满百天的谢临渊。

　　“老爷，该歇了。”丁伯轻声说。

　　董震山没有回应，只是将照片翻过来扣在桌上，然后将面前一份刚写完的文件装进信封封好，递给丁伯：“明天一早，送去法租界公董局。这是我的遗嘱公证。”

　　丁伯的手猛地一抖，但他在董公馆当了几十年的管家，深知什么时候该问什么不该问。他沉默地接过信封，退出了书房。

　　董震山独自坐在灯下，将那根未点燃的雪茄叼在嘴里，牙关慢慢咬紧。灯花爆了一声，火星溅起来又落下去，落在照片背面泛黄的纸面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焦痕。

　　窗外，上海滩的夜色深沉如墨，远处的黄浦江上汽笛声声，像是这座城市不安的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