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六日，劫船行动的前一天。

　　谢临渊拿到了那份关键文件——顺昌号本航次的最终货物清单。

　　这份清单的副本是谢明薇通过沈老板留下的关系网搞到手的。沈胖子被抓走之后，替他跑腿的一个小会计吓破了胆，躲到了法租界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不敢露面。谢明薇费了不少功夫才找到这个人，用一笔丰厚的“封口费”换来了他手上残存的一批往来单据。其中最关键的一份文件便是顺昌号这一次的装船备案清单副本——正本上呈给了日军司令部，副本则在前一天递进了码头调度室。

　　谢临渊坐在码头办公室的桌前，用一盏罩着绿玻璃的台灯照着那份清单，仔仔细细地对查每一个条目。他的手指顺着货物品名的排列一行一行往下移，翻到第四页中部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那批德国精密仪器的条目编号和他之前在仓库里看到的木箱标签上的编号不一致。

　　清单上写的仪器编号是GN-204至GN-310，共一百零七个单元，分别装载在七只标准军用木箱内。但谢临渊亲眼在三号仓库里看过的那些木箱，标签上印的是GN-305至GN-311，共七个箱号，数量看上去差不多，编号系统却往后错开了整整一个批次。这种错位只有在全部打开箱子逐一清点之后才会被察觉——藤田在调度簿上做了手脚，他把这批仪器做过拆分，将其中一部分替换成了标记相似的劣质零件。

　　谢临渊将两份记录比对完之后，突然触电般抹平纸张，重新再看了一遍。他没有愤怒——在军校的课程中就学过，敌人贪污战时物资，往往不是愚蠢的削弱，而是另有所图。藤田在替山本做事的间隙，通过冯值班员偷偷将这些精密仪器的一部分替换出来，目的无非是偷偷囤积零件，然后通过他私设的渠道倒卖给华北伪军的某个商团，或者更糟——倒卖给亲日的地方军阀武装。

　　这意味着这批仪器中至少有一部分已经不是真正的德国货，而是被掉了包的冒牌货。如果谢临渊按照原计划整批劫走，他非但不能破坏日军的通讯网建设，反而可能劫走一堆废铁，同时却暴露了整个行动阵线——藤田正好可以借谢临渊劫船的动作把亏空全部推到他身上，完成他谋划已久的替罪羊计划。

　　谢临渊在办公室里坐了十分钟，把两种方案放在天平上反复掂量。然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董家账房的内部专线。电话那头接起来的不是原来的老账房先生，而是一个语气生硬的年轻人，说自己是三井洋行派来临时顶岗的。谢临渊没有跟他多作解释，只是在电话里公事公办地说：“我是码头安保调度谢临渊，根据货单核对流程，三号仓库的七箱GN系列仪器需要在明天装船前重新开箱抽检。请把钥匙备好，明天一早在仓库等我。”

　　挂断电话后，他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深色牛皮纸信封，将两份清单都装了进去，又用蜡封了口。他没有把信封交给任何人，而是夹在执勤日志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这份清单就是他在劫船行动中保命的底牌——如果劫船途中出现任何意外，他可以拿着证据反将藤田一军。

　　但仅仅是证据还不够。他还需要有人在藤田最不敢面对的地方，亲手把这份证据亮出来。他的目光透过窗户看向苏州河对岸虹口的方向，那里有日军司令部的灰色大楼，有探照灯在夜空中缓缓扫过。

　　山本大佐的书房，也许很快就会收到第三封信。

　　与此同时，谢明薇通过桂叔的传递链给他转来了重庆军统方面“尺素”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比前一次更具体，内容大意是——如果谢临渊愿意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中立接洽，重庆愿意提供一条关于日军高价值物资的机密航线，附带华东军力部署的部分情报共享。

　　“高价值物资。”谢临渊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四个字。组织之前也提到过，近期有一批国共双方都高度关注的高价值物资将经由上海中转——难道和重庆方面所谓的秘密航线指的是同一批？这或许才是山本真正压箱底的底牌，而藤田擅自替换出来的这批仪器零件，充其量只是外围的小动作。

　　他将谢明薇的来信看完，然后划了根火柴将纸烧成灰烬，随手将灰研碎，散在了窗台上的盆栽泥土里。

　　当天傍晚，谢临渊在霞飞路尽头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陈叔给他的一个紧急号码，联系到老孙，将最新的情报和调整后的行动方案一并汇报。老孙在电话里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你做得对。宁可劫不走，不能打错目标。组织会立即核实顺昌号上其余相关货箱的编号——注意安全，后天晚上，按计划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