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生产队末日记分簿

　　麦收过后，赵秦村的日子忽然慢了下来。

　　麦子入了仓，玉米种下了地，沙河两岸的田里从金黄变回了青绿。庄稼人把镰刀磨了收好，锄头挂在房檐下，开始等雨。等完雨，等苗出齐，等完苗，等玉米拔节。种地的人一辈子都在等，等播种，等出苗，等灌浆，等收割，等入仓。等完了这一季，还有下一季。等完了今年，还有明年。好像日子就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等。

　　但1979年的夏天，赵秦村的气氛跟往年不太一样。

　　先是公社来了通知，说各生产队要“盘点资产，清理账目”。这话说得含含糊糊的，谁也不知道“盘点”完了要干什么。接着又来了通知，说要“核实耕地面积，登记到户”。这八个字一出来，赵秦村就炸了锅。

　　“登记到户”是什么意思？地是集体的，登记到户干什么？有人说是上头要分地了。有人说不可能——地是集体的，分地就是走回头路，是要被批的。有人从外村听来消息，说安徽那边已经偷偷分了，上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人从公社回来，说文件上写的是“包产到组”，不是分地，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各种消息搅在一起，像一锅搅不清的糊涂面。有人兴奋，有人害怕，有人不信，有人假装不关心但每天天不亮就去村口等邮递员看有没有新文件。

　　秦守拙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都没有。他每天还是天不亮起来，去沙河边走一圈，回来吃早饭，然后坐在院门口抽旱烟，一抽就是一天。有人来问他怎么看，他就说：“等红头文件。没红头的事，别瞎操心。”

　　但到了六月二十八这天，秦守拙坐不住了。

　　这天一大早，大队部就传出了话：晚半晌开全体社员大会，公社来干部，要清工分、盘账目。秦守拙听到这话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磨锄头，手顿了一下，又继续磨。但他磨着磨着就把锄头放在一边，站起来走出院门，在村道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身往大队部走。

　　大队部是赵秦村最气派的一栋房子——其实也就是五间砖瓦房，带一个大院子，院墙上用白灰刷着八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字是1972年刷的，七年风吹雨打，已经模糊了，尤其是那个“奋”字，少了一大块，看着像“奋斗”缺了一只脚。

　　赵广兴一个人坐在大队部的办公室里。他不是现任大队长——赵秦村的大队书记是秦家东塬的人，大队长也是——但他在队里当了二十年会计，所有账目都从他手里过。今天他被叫来提前清理账册，从早上坐到天黑，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旧账本。

　　秦守拙推开门的时候，赵广兴正戴着一副断了一条腿的老花镜，凑着一本发黄的账册看。断的那条腿是用黑棉线缠在镜片框上的，缠得歪歪扭扭，戴在脸上一边高一边低。

　　“广兴。”

　　赵广兴抬起头，眼镜滑到鼻尖上，他从眼镜上面看人，看了半天才认出是谁。“守拙兄。”他把眼镜摘下来，“你咋来了。”

　　秦守拙在他对面坐下，看了一眼满桌子的账本。账本有大的有小的，封皮上写着年份——最早的一本是1958年的，封皮已经碎了，用浆糊糊了一层旧报纸；最晚的是1979年的，才用了半年，还半新着。

　　“清得咋样了？”秦守拙问。

　　赵广兴没说话。他把面前那本账册合上，封皮上写着“赵秦生产队·1962”。他用手在封皮上抹了一把，抹掉一层灰。

　　“守拙兄，”他说，“我当了二十年会计。这些账本，每一笔我都记得。哪年丰收，哪年歉收，哪家借了粮，哪家还了粮，都在里头。”

　　秦守拙没接话。他把桌上的账本一本一本地拿过来翻。他翻到1963年的那本，那一年的账本特别薄，纸页发黄发脆，一翻就哗啦啦地响。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秦守拙看着那些名字，一个一个地看过去。有些名字他还记得——记得那些人的脸、那些人的声音、那些人蹲在地头抽烟的样子。有些名字已经模糊了，只剩下一个符号，一个笔画。

　　“广兴，”他忽然开口，

　　“你记过他们的工分没有？”

　　赵广兴愣了一下，然后说：“记过。都记了。”

　　“工分记给谁？”

　　“记在账上。”

　　秦守拙点了点头。他把1963年的账本合上，轻轻放在一边。然后他从那堆账本里抽出了1979年的那一本。

　　这本还新着。封面上的字是赵广兴用钢笔写的——“赵秦生产队·1979年”，写得工工整整。秦守拙翻开第一页，第一页是社员名单。赵秦生产队，男女全半劳力总共一百七十二人，每个名字后面跟着工分基数。他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第三页上，他看见了自己的名字。秦守拙——工分基数9.5。在整个生产队里，9.5分是最高一档，拿这个分的只有五六个人，都是种了几十年地老庄稼把式。

　　第四页，他看见了秦建国。秦建国——工分基数8.0。他儿子比他差一档半，不是技术不行，是太老实了。生产队派活，别人抢轻的干，秦建国总是被分到最重的那一垄，不叫苦不叫累，干了还不落好。有人笑他傻，他不还嘴。有人占他便宜，他不计较。他就是蹲在地头闷头干活，天黑了回家吃饭。

　　第五页，他看见了秦卫东的名字。秦卫东——工分基数7.0，后面还跟着一个括弧，里面写着“副业组，经常性缺勤”。秦守拙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

　　“这括弧是谁加的？”

　　“大队部讨论加的。”赵广兴说，“你二小子这一年正经在生产队没干几天活，天天往外跑。”

　　“他跑不是跑着玩。”

　　“我知道他不是跑着玩。但工分就是工分，没出工就是没出工。这括弧我不加，别人也会加。”

　　秦守拙没再说话。他把那本1979年的账册合上，放在一边。

　　他低头看着桌上，最角落里放着一本还没合上的小本子。这本子比其他账本小一圈，红塑料皮，上面烫着五个金字——“劳动工分簿”。金字已经磨掉了大半，只剩下“工分”两个字还能看清。

　　“这是最后一本了。”赵广兴说。

　　秦守拙拿起那本工分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每天出工情况——日期、地块、工种、人数、每人得分。最后一行是六月二十七日的记录，字迹还没怎么褪色：上午全体整修沙河堤坝，下午锄玉米。

　　他翻到第一页。第一页是今年开春的记录——第一行是惊蛰后一天。那天生产队的活是“整修麦田排水沟”，出工人数四十七人。他翻过那天的底页，在背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旁边用工整的小字写着：排水沟清淤，全天，9.5分。

　　他合上工分本，放在桌上。动作很轻，像放下一个熟睡的婴儿。

　　“广兴，”他说，“这本子，以后是不是就用不着了？”

　　赵广兴沉默了很久。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大队部的窗户外面聚了一堆等着开会的社员，有人说笑，有人蹲着抽烟。蝉还在叫，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烦意乱。

　　“守拙兄，”赵广兴终于开口了，“从1958年到现在，我记了二十一年工分。二十一年，一天都没漏过。谁哪天出了工，干了什么活，得了多少分，我都能查出来。”他顿了顿，用手抹了一把脸，“往后要是不用记了，我还真不知道每天早上起来该干什么。”

　　秦守拙看着赵广兴。赵广兴脸上的皱纹被煤油灯从侧面照着，一道一道像刀刻的。他们做了一辈子对手——秦赵两族的族长，东塬西塬的头人，为了水井、为了地界、为了族里大大小小的事，多少年没真心实意地说过一句话。但今天晚上，在这个堆满了旧账本的屋子里，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的命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被拴在土地上的牛，犁了一辈子地，到头来地要是换了主人，牛就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开完会再说。”秦守拙站起来，“东西收好。这些账本，不管以后还用不用得着，都别丢。”

　　“不丢。”赵广兴说，“丢不了。”

　　秦守拙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赵广兴正把那本红塑料皮的工分本拿在手里，用袖口擦拭着封皮上的灰。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擦一件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秦守拙推开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东塬的聚在东边，西塬的聚在西边，中间空出一片空地，像寨壕沟的翻版。有人蹲着，有人站着，有人席地坐着。有人在交头接耳，有人沉默地抽着旱烟。空气里弥漫着烟叶味、汗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月亮挂在老槐树顶上，把树影投在人群中间的空地上，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秦建国蹲在东塬人群的最边上，看见秦守拙出来，站起来叫了一声“爹”。秦守拙摆摆手，让他蹲回去。秦卫东没来——他又去许昌了。

　　人群忽然安静下来。公社来的人到了。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大队书记跟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两个人在大队部门口的台阶上站定，大队书记把报纸铺在台阶上摊平——那是《人民日报》，头版上印着一行大字，煤油灯太暗，隔远了看不清写什么。

　　穿灰布中山装的人清了清嗓子：“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宣布一件事。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咱们赵秦生产队，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人群嗡了一声。虽然早有风声，但真的听到这四个字，所有人还是被震了一下。

　　“简单说，”那个人继续说，“就是地分给大家种。不是分地，是承包。土地所有权还是集体的，经营权交给各户。完成国家任务以后，剩下的归自己。”

　　人群炸开了。有人站起来大声问怎么分，有人喊按人头还是按劳力，有人说好田赖田怎么算。西塬赵家的人往前挤，东塬秦家的人也往前挤，中间那道空地被踩没了。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满脸愁云。有个老太太拉着旁边的人问“是不是要单干了”，问了五遍也没人理她。

　　秦守拙靠在院墙根下，抽着旱烟，什么都没说。

　　他的目光越过那些吵吵嚷嚷的人头，落在站在暗处的赵广兴身上。赵广兴也没有往前挤。他站在大队部门口，手里还拿着那本红塑料皮的工分本。院子里的喧闹一浪高过一浪，但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激流里一块不出声的石头。

　　有人从秦守拙身边挤过去，撞了他一下，道歉也没说。秦守拙没在意，他往旁边让了让。

　　人群里挤进来一个人，是秦建国。他被人群推来搡去，好不容易挤到父亲身边。

　　“爹，”他压低声音，“真的分地了？”

　　“分了。”秦守拙弹掉烟灰。

　　秦建国沉默了。他转过头，看着那些吵嚷的人群。有人已经在掰着指头算人头了，有人大声争论哪块地好哪块地赖，有人在角落里抱着膝盖不说话——那是家里劳力少、分地也种不过来的老人。

　　秦建国看了很久，然后说：“分了地，以后种啥自己说了算？”

　　“自己说了算。”

　　“那我能种麦子？”

　　“能。”

　　“我想种多少种多少？”

　　“地够大就种多少。”

　　秦建国点了点头。他好像还想问什么，但张了张嘴没说出来。他想问的是——地要是分了，是不是以后就不用听生产队吹哨了？是不是不用再看记分员的眼色了？是不是不用跟那些偷懒耍滑的人分一样的粮了？他有一肚子的话，都堵在喉咙口，堵了十几年，堵成了结石。

　　但他什么都没问。他只是站在父亲身边，沉默地看着满院子的人吵嚷、争论、算计、憧憬。

　　秦守拙的烟灭了。他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干净，说：“走吧。”

　　“走？”秦建国愣了一下，“会还没散。”

　　“该听的都听了。剩下的，是他们的事了。”

　　秦守拙说完转身就往院子外面走。秦建国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人群。赵广兴还站在大队部门口。有人叫他——好像是赵金生，挤到前面来找他商量什么——但他摆了摆手，转身走进了大队部的办公室。

　　秦建国不知道赵广兴回去干什么。他只看见那间办公室的煤油灯又亮了起来，窗纸上印着一个佝偻的人影，从桌上抱起一堆什么东西，然后熄灭了灯。

　　夜里，秦守拙坐在自己屋里，没点灯。

　　月光从窗纸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银白色。他把《赵秦村土俗记》摊在膝盖上，翻到最新的一页。上面已经写了三行字——临塬出生，谢土，满月认树。他提起笔，借着月光又写了一行：

　　“六月二十八，公社来人。生产队末日记分。听说地要分了。广兴说，账本不丢。”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搁下笔，把册子合上。窗外，赵秦村的夜不安静。散了会的人还没有睡，东塬西塬到处是说话声，有人兴奋，有人焦虑，有人争执。灯火星星点点地亮着，比往常多了一个时辰。这村子从来没有这么晚还醒着。

　　秦守拙把册子放回木箱里，盖上箱盖。明天还要干活。分不分地，日子都得过——天亮就下地。他闭上眼睛，把那些说话声和灯火都搁在门外，沉入了梦乡。

　　窗外，沙河还在流。什么都变了，它没变。什么都在变，它不说话。它流过赵广兴的办公室窗下，流过秦守拙的院墙外面，流过老槐树和义渡碑，流过东塬和西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界线。它对一切都不表态，只是静静地流着。流走了二十一年的工分，流走了一百七十二个社员的汗，流走了数不清的四季和收成。

　　流进了一个即将翻过页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