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帝登上南京城，从外郭的垛口俯瞰四方，不由暗自赞叹：父皇英明，吾辈不及也！

　　虽经四年“内乱”、“内战”，全境千疮百孔，民不聊生，但仍留了南京风景独好。

　　大明的南京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标志的城阙，其政治地位特殊，从明代起，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统一王朝的都城。

　　在统治者口中，南京是“首善之城”，“首善”，原本只能用来形容京城，但明代实行两京制，所以永乐迁都之后，北平是国都，南京成了“留都”，南京还可被称为“首善之城”。

　　其皇城建筑风格特殊。明代南京城墙垣绵延七十多里，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城墙，若言其大，首推南京，当属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城池包括，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圈城墙，形成了结构完整，规模宏大的城建体系。

　　南京经济文化地位突出。南京经济实力雄厚，朱元璋从富庶之地迁来大量富户，还征调大批的工匠轮班服役，使南京人口迅速增加。

　　城内有车水马龙的工商区，功臣宿将丛聚区，还有京卫仓储区。

　　沿秦淮河一带，分布着密集的游乐区和风景区，所谓“十里秦淮”，就是指这个区域。

　　百姓的日常消费，则反映了十六世纪城市生活的总体趋势，并体现出货币经济与市场的迅速发展。

　　当时的南京，吃穿是构成日常开支的重头。其中，饮茶已演变为一种带有休闲性质的餐饮，南京市面上可买到各地所产名茶，有“宜兴之青叶、雀舌、蜂翅，越之龙井……”。

　　由于自家开局造酒、携酒访友成为风潮，南京的酒消费则一度出现了逆市场化的趋势。更大的开销当数宴席，席间设乐、请戏班的花销比食材还要贵。

　　与衣食类开销相比，购买、建造、装修住宅的费用更为昂贵，当时的南京人开始追求房屋结构、装饰的奢华。但在相关历史文献中，人们看到既有对“南都繁会”的自得自豪，又有对“秣陵凋敝”的自卑自怜。

　　这种自相矛盾印象，说明南京居民的消费并未进入非理性的攀比状态。

　　南京城建布局结构完全适应王朝统治需要，是全国经济、文化、人才中心，形成洼地聚宝的磁吸效应。

　　南京是人才中心。在思想、诗文、书画、戏曲、园林、收藏以至科举考试等方面成就卓著。南京云集了众多的工匠、官僚和功臣宿将。

　　南京六部中户部和兵部较为重要，许多官员都想调到南京户部任职，南京兵部则是六部当中第二个有实权的部门。

　　南京人口兴旺。到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约至七十万，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超过长安、洛阳、开封、杭州等。

　　流动人口的成分主要是工匠、官吏、内使、商贾、学子之类。

　　南京看不到“苛政猛于虎”。在明代，不动产如房屋可以作为课税对象，即在房号钱的税收中，也出现了《优免则例》。根据相关“则例”，鳏寡孤独、残疾、财力不堪、医官等，均可有“免一间”的优惠。

　　当然，为了防止滥免，还有明确规定：取租房屋不得优免；外籍流寓之官员不予优免等。

　　此外，各城兵马司对申报优免者也须严格核查，“乡官必须上元、江宁两县籍贯起送者，监生、吏员、匠役必须上元、江宁两县土著者。”

　　朱棣萦绕于怀的，一面在父皇朱元璋的制度遗产中掘宝，一面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位曾是皇帝、现为皇侄的朱允炆。他打从进南京的第一日起，就掀天挖地地找，一直找了二十二年，直到他行将就木之际，这是后话。

　　他动用了父皇留下的政治遗产——锦衣卫，锦衣卫不仅遍布全国，在邻国如朝鲜也有分支机构，苦查数年，仍如泥牛入海，音信杳无。

　　他成立了一个以宦官、太监为主体的情报机构、特务机构和司法机构集于一身——东缉事厂，简称就是那个臭名昭著、遗臭千年的“东厂”。

　　东厂，应是朱棣烙在史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污点。尽管他的本意不过是寻人——一个对他、对国家来说生死攸关的人。此前，朱棣祭拜了靖难之役的功勋大臣。

　　第一位是姚广孝，朱棣登基时，姚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他本是苏州的一名和尚，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人，也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黑衣国师（黑衣即指僧人）。

　　永乐十六年即1418年，姚广孝病逝，追赠荣国公，谥号恭靖。

　　第二位是张玉，河南开封人，骁勇善战，被誉明朝“靖难第一功臣”。 1401年1月，燕军进攻东昌（今山东聊城）。当时，朱棣率军冲击，结果被朝廷军队重重包围。张玉为救朱棣，在阵中冲杀，格杀数十人，最终伤重力竭而死，时年五十八岁。

　　昱年，即永乐元年，张玉被追赠为荣国公，谥号忠显。

　　第三位是丘福，安徽凤阳人，靖难名将。朱棣继位后，丘福被封淇国公。

　　第四位是朱能，安徽怀远人，靖难名将。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任命朱能为征夷将军，让他率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征讨安南。同年十月，朱能行至龙州（在今广西），病逝于军中，时年三十七岁，追封东平王，谥武烈。

　　拜完功臣，朱棣又去忙着组建他的东厂了。

　　1421年，永乐十九年，在南京当了十几年皇帝的朱棣，迁都北平。

　　对于宦官太监执掌东厂一事，姚广孝是极力反对的。早朝时，姚广孝表达了自己的异见。

　　“陛下，宦官太监乃身体残缺之人，服宫中杂役杂务未尝不可，然主持国之要务，身居政之重位，恐大为不妥。

　　古有东汉‘十常侍之乱’祸延灵帝、少帝、献帝三朝，致天下大乱，摇摇欲坠。此辈自残其身，自戕其心；身心俱残，行必邪也。万不可以常人视之、重之、用之!”

　　姚广孝说这番话时，朱棣认真听了。

　　但朱棣最终还是选择了由宦官执掌东厂，给国家治理开了一个后患无穷的先例。

　　这是为何？因为至少在天下初开，宦官是皇帝最亲近的外人。

　　北平一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朱棣心绪不佳。有锦衣卫报，街上已在流行瘟疫。

　　太医院发布了紫禁城禁足文告，城内各色人等，只进不出，如是管制七日。

　　太医院呈报疫情，一种伤寒病毒自民间传播，约七日后即可结束。

　　这种情况，之前北平有过几轮，死亡病例不多，太医院跟皇宫人士说不足为虑。

　　朱棣想，这就是我的北平吗？这就是大明的京师吗？

　　在杨士奇、张傅等人的陪同下，朱棣出城进行了一次微服私访。

　　出了紫禁城，穿过前面泥泞的街道往前走去。不时被西风吹过来一股难闻的味道。

　　就京师的环境而言，空间显得逼仄狭小，街上全是垃圾，蚊蝇乱飞，天气酷热，而一下雨就有内涝，尤其连阴雨，积水排不出去，难怪瘟疫相仍不绝。

　　街道两旁住宅参差错乱，拥挤无余地，街巷上又多粪秽，来来往往是四面八方之人，喧嚣杂处，无片刻安宁。兼有商贩叫卖，食肆酗酒，烟柳争客，难得宵平夜静。

　　朱棣细观行住之人，多是太监、娼妓、乞丐等人，言行恣肆，不堪入目。

　　朱棣欲上前搭讪，被杨士奇拉住。

　　杨士奇说：“万岁，瘟疫刚过，当心感染。况街面奸盗丛生，藏污纳垢，各种丑恶冠于街市。只是看看，心知肚明就好。”

　　朱棣问：“京师风气如何？”

　　杨士奇说：“馋懒奸滑之人多，良善勤恳之人少。俗云燕地有四多，一曰奄竖多于缙绅，二曰女子多于男子，三曰娼妓多于良家，四曰乞丐多于商贾。”

　　朱棣问：“怎么解释？”

　　杨士奇说：“民间蔑称宦官为奄竖，这种人比官员多；来京师谋生的女子比男子多；烟花柳巷的卖身女子比良家女子多；乞讨为生的叫花子比做买卖的多。”

　　朱棣叹气：“教化懈怠，读书松弛，是朕的过失！要兴儒教才是。”

　　杨士奇说：“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比比皆是！”

　　朱棣问：“京师女子的风评如何？”

　　杨士奇说：“劣也！传京师妇人有五不善：馋也，懒也，刁也，淫也，拙也。”

　　朱棣问：“京师有多少乞讨者？”

　　杨士奇答道：“京师乞丐众矣！仅是五城坊司所辖之地，不啻万人。他们大抵游手好闲之辈，耽于聚赌，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裤，不数掷，倮呼道侧矣。”

　　朱棣问：“灾年岂不更甚？”

　　杨士奇说：“若逢荒年饥岁，则自北而南，至于景州，数百里间，连臂相枕，盖无恒产之所致也。余见四方游宦取京师女为妾者，皆罄资斧以供口腹，敝精神以遂其欲，及归故里，则撒泼求离，父母兄弟群然嚣竞，求其勤俭干家，千百中不能得一二也。”

　　朱棣问：“我朝数度远涉西洋，熙熙攘攘，万邦来潮，商贸扩展如何？”

　　杨士奇说：“就经济而言，京师市面虽然繁华荣盛，但

　　都是四方财货，往来客商都来自外地，如此，京师沦为吸血之城矣！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

　　朱棣年轻时就分封燕地，在燕地游走半生，竟不知北平境况！

　　听杨士奇介绍，方悟出京师建设，任重道远。当年父皇决议迁都，却有心无力，现今了却父皇迁都遗愿，成全孝道。

　　但他深知，这绝不是父皇想要的北平模样！仅仅建成一座皇城，绝非国都应有的样子！

　　朱棣不由心绪激荡，思潮翻滚。微服所见历历在目，私访所闻句句惊心。

　　教化，需要学风鼎盛；学风鼎盛，需要学有所引，读有所系。他当即颁旨恢复被建文帝废除的儒学教化。

　　还要编一部大书。

　　不能再等了，明成祖要编纂一部任天下人畅读的鸿篇巨制！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纵观当朝，能领衔编就这部巨著的，非大学士解缙莫属！

　　朝议时，朱棣当场拍板这项功在千秋的伟大计划！

　　解首辅诺诺接旨，喜不自已。

　　巨著初稿时，明成祖朱棣在全国精心选拔一百四十七名儒生参加编纂，总纂官最初只有解缙一人，鉴于工程过于专业、浩大、繁重和艰难，重修时，总纂官又增加二人：姚广孝和刘季篪。

　　解缙，旷世奇才，“大明第一才子”。官至翰林院大学士、右春坊大学士、内阁首辅、《永乐大典》首席总纂官。可谓“一人之下，亿兆之上”。

　　姚广孝，大明“黑衣国师”，朱棣江山总设计师。官至太子太师。身为僧人，却经世致用。精通儒、释、道、兵，对中国军事、思想、文化、科技、宗教诸史，皆有大成，被史家誉为“千古第一全才”。

　　刘季篪，官至行人（正九品）、陕西参政、刑部侍郎。宦海沉浮，漂泊无定。精专于刑法、诉讼等。

　　在文渊阁，朱棣对三位说：“天下古今之事散载诸书，篇佚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

　　解缙明白，这就是皇上编写这部巨著的核心动机。分类编纂成册，方便检索阅读。

　　解缙叹皇上格局真大，大格局才有此大策划，功在当今，利惠千秋！

　　明成祖又把解缙传到便殿，嘱咐说：“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这是明成祖设定的更为具体明确的编纂范围和路径。上不封顶，是书就行；下至当今，悉数收编。

　　解缙说：“陛下，臣定当不辱使命！不过，臣有一事要问，对民间捐书，如何处置？如有人捐来《齐民要术》完整版，我等是否要有所表示？”

　　明成祖甚喜：“赏！赏！一定重赏！此类家传经典之作千金难求，把捐书人传来，我要亲自接见！”

　　解缙建议皇上把此人留住，参与编纂，理由是此人有辨识书籍的目光。

　　这位《齐民要术》的捐书人是贾思勰后裔，被明成祖留在了这部巨著的编纂团队。

　　此后凡有捐书者，必有奖赏。

　　初稿完成，明成祖不甚满意，连连说：“嫌其未备！嫌其未备也！”意思是，还不完备。

　　初稿过审的结果是：重修！

　　重修工程，明成祖组合了一个“全明星阵容”，书分多少类，人分多少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三百六十行，行行有精英。

　　皇命之下，从全国遴选最精专的各类人才，共两千一百六十九人。

　　整个编纂程序分列五级：监修、总纂、分校、誊录、校对。一部书成，有这五道关口足矣，迄今万变不离其宗。

　　明成祖的责任是，每个季度审阅一次来自文渊阁的报告，虽日理万机，但不敢有误。

　　重修近半，出现急躁情绪，编纂组似有赶工迹象，明成祖及时批曰：“务要详备，不可急遽！”

　　明成祖召总纂官问话，反复叮咛：“工程近半，切莫急躁。纵日以继夜，亦须严守诸道关口，不得丝毫有误！”

　　姚广孝说：“皇上放心，日日加班，但未有过劳之苦。诸位纂官虽寝食仓促简陋，做事不敢稍有懈怠。”

　　对首辅解缙的话，皇上是要打折扣的；对太子太师姚广孝的话，皇上笃信不疑。在所有文武大臣中，姚广孝是皇上最亲近的人，没有之一。

　　重修之时，巨著暂时名称还是《文献大成》。接着，重修之后，明成祖就亲自定名为《永乐大典》。仅用三年，重修竣稿。一项旷古未有的超级文化工程终于划上了句号。

　　1408年12月，《永乐大典》编纂结束，从初稿、重修到成书，历时四年。

　　《永乐大典》共22877卷（包含目录60卷），11095册，汇集古今图书近8000种，3亿7000万字。除少量书卷需要整理增删外，绝大多数书卷几乎是整本编入。

　　在没有电脑的时代，3.7亿字，全凭手工誊写抄录，而且是用明代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书写，简直不可思议！

　　《永乐大典》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结晶集大成的旷世大典。

　　当时，朝廷把全国两千三百一十六名精英人物召集到文渊阁从事编纂。《永乐大典》并不是一部门类有限的丛书，而是一部门类宏大的类书。

　　所谓类书，就是按照类别编纂的书卷。它将各种拥有共同逻辑线条的书卷进行分类整理，然后成书。

　　《永乐大典》卷轶浩繁，为方便检索，编纂者用“韵以统字，字以系事”的体例来编排的。

　　汇集自古至今几乎能够搜集到的书，大概有七千多种。

　　把这些图书中有价值的片断进行抄录，其中包括宋、元之前一些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自然、科学、宗教等方面资料，悉皆入卷，基本保存了古籍的原貌。

　　从中国版本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籍版本分为刻本、抄本、稿本、活字本等。

　　在中国古籍版本文献学当中，刻本、活字本和抄本三类最为难得，而像《永乐大典》这样的抄本更是稀世珍宝。

　　《永乐大典》的外观非常精致恢弘，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裹，显得格外庄重。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粘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

　　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粘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一册所属的韵母，又题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母的第几本册子。

　　整部大典是用朱、墨笔写成的。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注者和书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母、书籍正文并绘制图画。

　　圈点则是用内空外圆的芦、竹、骨或玉制笔管蘸上朱砂印泥戳上的，整体看起来短装美观，朱墨粲然。

　　《永乐大典》的每页朱色的边栏都是手工绘制的，边栏四周都绘成双边，“朱丝栏”把每半页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页数。行格的笔画粗细均匀，画得一丝不苟。

　　《永乐大典》的三亿七千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无一错讹，无一笔误。

　　《永乐大典》中有很多插图，图中所绘山川、名物、人物、城郭等形态逼真，器物也全用白描手法，精细工致，是古代书籍插图中的精品。如此精湛的画面，在中国历史艺术史中地位颇高。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的康熙年间，《永乐大典》一直存放于皇史宬。

　　明成祖感觉困了，想在上书房的龙榻小睡一会儿，不知不觉沉浸于梦乡。

　　他突然觉得榻前有人，问是何人，来人说：“我来自大唐，乃狄仁杰长子狄光嗣。”

　　明成祖连忙施礼：“见过仙家。”

　　狄光嗣说：“小仙穿越六百余年去了当代中国，刚刚回到大明，这该是永乐年间吧？”

　　明成祖说：“正是，永乐十年。”

　　狄光嗣说：“我从那里听来一些情况，关于《永乐大典》的消息。”

　　明成祖说：“快讲讲，《永乐大典》现下命运如何？”

　　狄光嗣说：“大明之后，满人占取江山，改朝换代，国号成了清朝。你的《永乐大典》最初是存在皇家藏书楼‘文渊阁’的，至明朝嘉靖年间，移进了‘皇史宬’，又到清朝雍正年间时，移存翰林院。从此《永乐大典》就开始了它的厄运。”

　　狄光嗣说，到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大典只剩9800多册。

　　明成祖说：“我那是两万多册呐！”

　　狄光嗣说：“大规模的散失是从清朝咸丰十年（1860）开始的，那些官吏知法犯法，监守自盗。”

　　《永乐大典》被官员们偷出宫后，有的被洋人高价收购，加剧了它的流散，到光绪元年（1875）只剩5000多册。

　　二十年后再清点，竟然只有800册。而到宣统元年（1909）仅仅剩下64册，也就是说现在仅存的只是5.8％。

　　据考证，《永乐大典》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庚子事变中被烧毁的，而地点是在翰林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与围攻英国使馆的义和团发生了冲突。英国使馆毗邻翰林院，在冲突中翰林院成为战场。

　　据一家英文报馆报道，冲突中有人拿火把跑进翰林院中，翰林院顿时起了大火，价值连城的大批藏书付之一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外交档案记载，英国使馆在大火当中移走的《永乐大典》330多册，随后归还给中国总理事务衙门，但大部分又被衙门的人渣们瓜分，只剩得区区64册。

　　呜呼！一笔不可再生的巨大文化资源，一座无可补救的宏伟历史圣殿，就这样被毁得抢得偷得面目全非，所剩无几，令人扼腕叹息，令人怒火焚心！

　　狄光嗣说：“陛下不必过于着急，据我了解，现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强国，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现存的《永乐大典》卷本已被国家书库收藏，其余正在千方百计回购，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找回一批失落卷册。”

　　明成祖稍觉释然，一下子醒了过来，只见殿前一缕白烟尚未散尽，揉揉眼，原是一枕仙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