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芬是在吴赖走后的第二天早上报的警。

　　不是李天宇让她报的，是她自己决定的。前一天晚上她把那些碎碗碟的碎片用报纸包好，放在柜台下面当证据，又把那几桌客人没给钱的账重新算了一遍，写在一张纸上，折好，塞进口袋里。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气，天一亮就走到村口的小卖部，借了电话打到乡派出所。

　　“喂，派出所吗？我要报案。有人砸了我家的饭店，打伤了客人。”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握电话的手在发抖。电话那头问了她几个问题——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砸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人受伤。她一一回答，声音越来越稳，像在念一份写好了的稿子。

　　挂了电话，她站在小卖部门口，看着远处的后山。太阳刚升起来，把后山照得金黄，天宇饭店的房顶在阳光下闪着光。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走回去。

　　派出所的人来得很快。上午十点多，一辆白色的警车从青阳方向开过来，停在饭店门口。车上下来两个民警，一个四十多岁，瘦高个，脸黑黑的，表情严肃；一个二十出头，胖乎乎的，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瘦高个站在饭店门口，看了看那块“天宇饭店”的木匾，又看了看里面坐着的几桌客人，然后走进来，亮了一下证件。

　　“谁是老板？”

　　李天宇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握着锅铲：“我是。”

　　“昨天这里有人闹事？”

　　“是。”

　　“什么人？”

　　“我们村的，吴建设。”

　　民警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砸了什么东西？”

　　李天宇看了一眼柜台下面的李立芬。李立芬把那包碎碗碟的碎片拿出来，放在柜台上，解开报纸，一片一片地摆开。碎片有十几片，大的有巴掌大，小的只有指甲盖大，边缘锋利，在阳光下闪着光。

　　“两个盘子，三个碗，一个碟子。”李立芬说，又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还有五桌客人没给钱就跑了，加起来一共十二块八毛。”

　　瘦高个看了看那些碎片，又看了看那张纸，点了点头。他转身问堂屋里的客人：“昨天你们谁在？”

　　几个客人互相看了一眼，有一个中年男人举起手：“我在。那个人喝醉了，进来就砸，还推了一个客人。那个客人胳膊磕在门槛上，肿了。”

　　“那个人你认识吗？”

　　“不认识，但听说是这个村的。”

　　瘦高个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然后对李天宇说：“带我们去他家里。”

　　吴家乐正在院子里劈柴。

　　他看见警车停在门口的时候，手里的斧头悬在半空中，停了十几秒钟，然后缓缓地落下来，劈在一块木头上，木头裂成两半，“啪”的一声脆响。他把斧头靠在墙根，拍了拍手上的木屑，走到院门口，脸上挤出笑容。

　　“民警同志，有什么事？”

　　瘦高个看了看他：“你是吴建设的父亲？”

　　“是，是。”吴家乐点头，“我儿子昨天喝多了，不懂事，砸了点东西。我赔，我赔。多少钱都赔。”

　　“不是赔不赔的问题，”瘦高个的声音很硬，“砸东西、打人，这是违法行为。你儿子在哪儿？”

　　吴家乐的笑容僵了一下：“在……在屋里睡觉。”

　　“叫他出来。”

　　吴家乐转身进屋，过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后面跟着吴赖。吴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汗衫，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红肿，脸色蜡黄，一身的酒气还没散尽。他低着头，不敢看民警，也不敢看李天宇。

　　“你是吴建设？”瘦高个问。

　　“是。”

　　“昨天下午你是不是在天宇饭店砸了东西、推了人？”

　　吴赖张了张嘴，想否认，但看见李天宇站在警车旁边，手里还握着那把锅铲，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他想起那双眼睛，昨天那双让他腿发抖的眼睛。他把否认的话咽了回去。

　　“是。”他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跟我们走一趟。”

　　吴家乐的脸一下子白了。他拉住瘦高个的胳膊：“民警同志，我儿子喝醉了，不是故意的。我愿意赔偿，双倍赔偿，三倍赔偿！您别带他走……”

　　瘦高个甩开他的手：“赔偿是赔偿，拘留是拘留。两码事。”

　　吴家乐还想说什么，但看见瘦高个的眼神，把话咽了回去。他站在院门口，看着儿子被带上警车，看着车门关上，看着警车发动，扬起一路灰尘，沿着公路往乡里开去。他的脸灰白灰白的，像后山上那些被太阳晒了千百年的石头。

　　警车开走以后，吴家乐站在院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到天宇饭店门口，站在那块木匾下面。

　　李天宇已经回了厨房，灶台上的火正旺，锅里的油正热。李立芬站在柜台后面，看见吴家乐进来，脸上的笑容收了起来。

　　“吴村长，有事？”

　　吴家乐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放在柜台上。钱是十块的，叠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橡皮筋扎着。他数了十张出来，推过去。

　　“一百块。赔你们昨天的损失。”

　　李立芬看着那沓钱，没有接。

　　“吴村长，昨天那些碗碟加客人跑单的钱，加起来不到二十块。你给一百，太多了。”

　　“拿着。”吴家乐的声音有些哑，“多的算我替赖子给你们赔不是。”

　　李立芬看了他一眼。吴家乐的脸是灰的，眼睛是红的，嘴角往下撇着，像一条被晒干的鱼。她从来没见过这个样子的吴家乐。在她的记忆里，吴家乐永远趾高气扬，永远颐指气使，永远把下巴抬得比头顶高。今天他的下巴垂着，像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她拿起那十张钱，数了二十块出来，把剩下的八十块推回去。

　　“二十就够了。”她说，“吴村长，你回去跟你儿子说，以后别来了。他来了我们不欢迎，再来我们还报警。”

　　吴家乐看着那八十块钱，看了很久，然后拿起来，塞进口袋里。他转过身，走出饭店，脚步很重，踩得公路上的石子“嘎吱嘎吱”响。

　　李立芬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那个背影佝偻着，瘦削着，像一棵被虫子蛀空了的树，风一吹就要倒。她忽然觉得，这个人有些可怜。但这个念头只在她脑子里闪了一下，就被她掐灭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她娘教她的。

　　吴赖在派出所关了三天。

　　三天不长，但他觉得比三年还长。拘留室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马桶、一扇窗户。窗户很高，他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外面——一片天空，几棵树，偶尔有一只鸟飞过。他躺在木板床上，瞪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从早瞪到晚，从晚瞪到早。没有人跟他说话，没有人听他解释，没有人问他为什么砸东西、为什么推人。那些问题他自己也回答不了。他只知道自己喝了酒，心里有火，那火憋了一年多，从李天宇打井的时候就开始憋，憋到他爸饭店关门的时候已经烧到了嗓子眼。那天他喝了一斤多白酒，那火从嗓子眼烧出来，烧得他失去了理智。

　　现在酒醒了，火灭了，剩下的只有灰烬。

　　第三天下午，吴家乐来派出所接他。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出派出所的大门，谁都没有说话。阳光很刺眼，吴赖眯着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公路、车、树、房子，一切都跟三天前一样，但他觉得不一样了。他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但不一样。

　　吴家乐在路边拦了一辆回大龙村的拖拉机。父子俩坐在拖斗里，颠簸了一路，屁股被颠得生疼。吴家乐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吴赖也不敢开口。他偷看了一眼父亲的侧脸——灰的，瘦的，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下去了。他不记得父亲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脸上永远有光，永远有肉，永远有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威严。现在那光灭了，肉没了，威严散了，只剩下一个干瘪的老头。

　　吴赖回到家，周桂兰给他下了一碗面。面条里卧了两个荷包蛋，还滴了几滴香油。他蹲在院子里，端着碗，低着头吃。吃着吃着，眼泪掉进了碗里。他没有擦，连眼泪带面条一起咽了下去。

　　周桂兰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走过去。她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握着一块抹布，一下一下地擦着灶台，擦得很用力，像是在擦什么擦不掉的东西。

　　接下来的日子，吴赖老实了。他不去饭店门口晃了，不蹲在公路边抽烟了，甚至不怎么出门了。他每天待在家里，帮周桂兰喂鸡、劈柴、扫院子。周桂兰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叫他的时候他就坐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发呆。

　　石榴树上的花开了，红艳艳的，像一团团火。他看着那些花，看得入了神。他想起了小时候，这棵石榴树是他爷爷种的，种的时候他才三岁。爷爷说，等石榴树长大了，赖子就能吃上甜石榴了。树长大了，石榴结出来了，但爷爷没吃上。爷爷死的那年，石榴还没熟。树上的石榴裂开了口子，露出了里面的籽，黑红黑红的，像血。

　　吴赖伸出手，摘了一朵石榴花，放在手心里。花瓣很薄，很软，一捏就碎了，汁水沾在手上，红红的，像血。

　　他把花扔在地上，用脚踩了一下，踩烂了。

　　刘大愣和马三来找过他几次。他不见，让周桂兰说他不在。刘大愣和马三站在院门口，抽了两根烟，走了。后来他们不来了。

　　村里人开始议论。

　　“吴赖这回老实了，被派出所关怕了。”

　　“怕什么怕？他是怕李天宇。你看李天宇那天从厨房出来，手里握着锅铲，一句话没说，吴赖就跑了。”

　　“那小子有股子劲，不是一般人。”

　　“吴家乐这回算是栽了，儿子不争气，饭店开不下去，村长怕是也当不长了。”

　　议论声像风一样，在村子里吹来吹去，吹到吴家乐的耳朵里，吹进吴赖的心里。吴赖听见了，但他不说话了。以前听见这种话，他早冲出去骂人了。现在他不骂了，不是不想骂，是骂了也没有用。骂了，李天宇的饭店还在开，钱还在挣，地还在种，果树还在长。骂了，他爸的饭店还是关门了，他家的存款还是少了，他在村里的名声还是臭了。骂有什么用？

　　他学会了沉默。

　　但沉默不代表恨意消了。恨意像一坛酒，封在坛子里，不打开，不喝，不给人看。但它还在，一直在，一天比一天浓，一天比一天烈。坛子封得越紧，酒劲越大。总有一天，坛子会炸。

　　吴赖坐在石榴树下，看着那些红艳艳的花，在心里说——李大学生，你等着。

　　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但总有一天。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