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紫妍毕业的那天，是七月初。

　　清平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是拍照的人。穿学士服的、抱花的、拉横幅的，三五成群地站在图书馆前、草坪上、梧桐树下，笑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四年的时光都挤进一张底片里。张紫妍也拍了照，跟室友拍的，跟同学拍的，跟老师拍的。她笑得很自然，不是那种毕业照上常见的、带着离愁别绪的笑，而是那种“我终于要走了”的笑。

　　照片拍完，室友们去聚餐了，她没有去。她回到宿舍，把最后几样东西装进箱子里——几本专业书、一沓调研报告、一张大龙村的地图。地图已经旧了，边角磨毛了，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各种符号——圆圈、三角形、五角星、箭头。那张地图她用了三年，从大二那次暑假调研开始，每次去大龙村都要带上它，在上面画新的标记。现在，地图上的大龙村已经跟她第一次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多了天宇饭店，多了养殖场的位置，多了果园的规划，多了那条从井到鸡舍到鸭舍到猪圈到鱼塘到菜地的水循环线。

　　她把地图卷起来，塞进一个圆筒形的硬纸盒里，封好，放进箱子最底层。

　　沈文君是下午来学校接她的。张紫妍的母亲在青阳市人民医院当医生，四十七八岁，保养得很好，头发烫着卷，穿着一件淡青色的连衣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五六岁。她站在宿舍楼下，看着女儿提着一个大箱子从楼梯上下来，箱子很沉，女儿走得很吃力，她想上去帮忙，但脚步没有动。

　　张紫妍把箱子放在地上，喘了一口气，抬起头，看见母亲站在那里，笑了：“妈，您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我自己回去吗？”

　　“我不放心。”沈文君走过去，接过箱子，“你爸今天有课，来不了。他让我问你，工作的事，考虑得怎么样了？”

　　张紫妍的笑容淡了一些。她知道母亲迟早会问这个问题，从她大四下学期开始，这个问题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隔三差五地落下来一次。

　　省城那家农业公司，是她自己投的简历。公司是做农产品出口的，规模不小，在省城也算有名气。他们看了张紫妍的简历和调研报告，很满意，给她开了每月一百五十块的工资，包吃包住，还承诺一年以后转正，工资翻倍。一百五十块，在1989年的省城，不算低。她的室友找到的工作，最高的也就一百二。

　　她拒绝了。

　　人事部的经理很意外，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要回农村。”经理以为她在开玩笑，笑着说：“回农村？你一个大学生，回农村能干什么？”她说：“帮一个村子种果树、搞养殖。”经理的笑僵在脸上，以为她脑子有问题。

　　她没解释。有些事情，不需要每个人都理解。

　　“妈，”张紫妍说，“我还是那个决定。回大龙村。”

　　沈文君沉默了。她拉着箱子的拉杆，跟女儿并排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梧桐树的叶子很密，把阳光筛成一片一片的光斑，落在地上、落在母女俩的身上。

　　“紫妍，”沈文君说，“你读了四年大学，不是为了回农村的。”

　　“妈，我读四年大学，就是为了回农村。”张紫妍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您知道我在学校学了什么吗？学了怎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怎么发展生态养殖，怎么提高农民收入。这些东西，在城里用不上，在办公室里用不上，只有在农村，在田埂上，在农民家里，才能用上。”

　　“那个李天宇，”沈文君忽然停下来，看着女儿，“你就为了他？”

　　张紫妍的脸红了一下，但她没有躲闪母亲的目光。

　　“不全是。”她说，“但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沈文君看着女儿的眼睛。那双眼睛干净、明亮、坚定，跟她年轻时一模一样。她想起自己二十岁那年，从省城卫校毕业，拒绝了留校的机会，执意要去青阳市人民医院当一名普通护士。她父母也是这么问她的——“你就为了那个张奕辰？”张奕辰，就是张紫妍的父亲，那时候刚从省城大学毕业，分配到青阳一中当老师。一穷二白，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她说了跟女儿同样的话——“不全是，但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现在，女儿说了同样的话。历史在二十年后重演了，只是主角换了，舞台换了。当年她是城里姑娘为了一个穷老师留在青阳，如今她的女儿是城里姑娘为了一个农村青年去了大龙村。舞台从城里搬到村里，从青阳搬到大龙村，从讲台搬到石头地。但内核没有变——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

　　沈文君没有再说话，拉起箱子，继续往前走。

　　汽车站在清平大学北门外，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停着几辆绿色的班车。候车室里挤满了人，有返校的学生、有进城办事的农民、有探亲的老人。空气浑浊，汗味、烟味、汽油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眼睛发酸。

　　沈文君帮女儿把箱子放在班车的行李架上，然后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个布包，递过去。

　　“拿着。”

　　张紫妍接过布包，打开一看，是一张存折。存折是新的，还没怎么用过，上面写着沈文君的名字，底下有一行数字——3000元。她的眼睛一下子红了。

　　“妈，这钱……”

　　“我攒了好几年的私房钱。”沈文君说，声音很平静，“你爸不知道。你拿去做你想做的事。种果树也好，搞养殖也好，开饭店也好，都行。不够再跟我说。”

　　“妈，我不能要……”

　　“拿着。”沈文君的语气不容置疑，“你是我的女儿，我了解你。你决定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既然拦不住你，那就帮你一把。三千块不多，但够你买树苗、买鸡苗、买猪崽了。你不是说那个养殖场要两千块、果园要几百块吗？这三千块，正好。”

　　张紫妍握着那张存折，手指在发抖。存折不重，轻飘飘的一张纸，但上面的数字很重。三千块，是母亲好几年的私房钱。母亲在青阳市人民医院当医生，工资不高，一个月百来块钱，要养家、要供她上学、要存钱，能省下三千块，不知道攒了多少年。

　　“妈，”张紫妍的声音有些哑，“您不怪我了？”

　　沈文君看着女儿，伸手把她被风吹乱的头发拢到耳后。

　　“怪你有什么用？”她说，“你又不是去做坏事。你是去帮人，是去做正经事。妈虽然心疼，但妈不拦你。你记住，不管在哪儿，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累着自己。那个李天宇，让他对你好。他要敢欺负你，你跟我说，我去大龙村找他算账。”

　　张紫妍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抱住母亲，把脸埋在母亲的肩膀上。母亲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那是她从小闻到大、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味道。那个味道让她觉得安心，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班车要开了。

　　张紫妍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她打开车窗，探出头来，看着站在候车室门口的母亲。沈文君站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块刚才用来擦眼泪的手帕，手帕已经被揉成了一团。

　　“妈，回去吧！”张紫妍喊。

　　沈文君没有动，站在那里，像一棵种在水泥地上的树，风吹不动，雨打不走。

　　班车发动了，缓缓地驶出车站，拐上了公路。张紫妍看着母亲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白点，消失在街角。她关上车窗，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存折放在膝盖上，隔着裙子布料，她能感觉到那张纸的温度。不是纸的温度，是母亲的手温。

　　她想起母亲把存折塞到她手里的时候，手指碰到她的手指，有些凉，但很稳。那双手做过多少台手术，缝合过多少条伤口，接过多少个新生命，她不知道。但她知道，那双手现在松开了，让她飞了。

　　张紫妍走的那天晚上，沈文君坐在客厅里，发了好久的呆。

　　张奕辰从书房出来，看见妻子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手里攥着一块揉皱的手帕，眼眶红红的。他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没有说话。他知道妻子在难过，但他也知道，妻子的难过不是因为女儿去了农村，而是因为她不能跟着去。

　　“存折给她了？”他问。

　　“给了。”

　　“三千都给了？”

　　“都给了。”

　　张奕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够不够？不够的话，我这边还有一点。”

　　沈文君转过头，看着丈夫。张奕辰戴着眼镜，头发有些白了，鬓角的霜色在灯光下很明显。他在青阳一中教了二十多年书，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工资涨了几次，但还是那点钱。他说“还有一点”，她知道那一点是多少——不到一千块。

　　“够了。”她说，“她说够了。”

　　张奕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他不常抽烟，只有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才抽。今天的烟有些苦，呛得他咳嗽了几声。

　　他想起女儿小时候，骑在他脖子上逛公园，揪着他的头发当缰绳。那时候她三岁，扎着两个小辫子，笑起来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她在他脖子上喊：“爸爸，驾！驾！”他跑得满头大汗，笑得比她还开心。

　　现在，她二十二岁了，大学毕业了，要去一个叫大龙村的地方。那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只是在女儿的信和调研报告里见过——石头地、旱井、土坯房、一个叫李天宇的年轻人。

　　他掐灭烟头，走回屋里。沈文君已经回卧室了，客厅的灯还亮着。他把灯关了，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然后也回了卧室。

　　卧室里，沈文君背对着他躺着。他躺下来，伸出手，握住了妻子的手。她的手有些凉，他握紧了一些。两个人没有说话，但黑暗中有一句话在流淌——“孩子长大了，让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