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医师资格证的那天晚上，李天宇破天荒地睡了一个好觉。他躺在急诊科走廊的长椅上，把那个小红本本压在枕头底下——其实没有枕头，就是垫在脑袋下面，硬邦邦的，硌得慌，但他睡得很沉，一觉到天亮，连梦都没做一个。早晨醒来的时候，他觉得浑身都是力气，像一台加满了油的发动机，轰隆隆地转着，随时可以开出去。

　　但这一天，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天。他刚走到三楼诊室门口，就看见走廊上跟往常不一样——不是排队长不长的问题，是气氛不对。平时排队的人虽然多，但都安安静静地等着，偶尔有人小声说几句话，也不会太吵。今天不一样，走廊上闹哄哄的，人声鼎沸，像是在开什么会。他走近了才看见，人群最前面站着几个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正在跟刘老说话。刘老的表情有些无奈，像是在劝他们什么，但那些人根本不听，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动。

　　周建军站在最前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脸晒得黝黑，手里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他身后站着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手里都拿着东西——有的拿着信封，有的拿着布包，有的拿着塑料袋，还有一个人捧着一个铁盒子，锈迹斑斑的，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他们的表情都很认真，认真得像是要干什么大事。

　　李天宇走过去的时候，周建军第一个看见了他，眼睛一亮，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他的手，握得紧紧的，像怕他跑了似的。“李大夫！你可来了！我们等了你一早晨了！”他的声音很大，整个走廊都听得见。

　　“周大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李天宇被他握得手都有些疼了。

　　周建军没有回答，转过身对着走廊上那些人喊了一嗓子：“李大夫来了！大家把东西准备好！”话音一落，七八个人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把李天宇围在中间。他们七嘴八舌地开口了，声音叠着声音，听不太清谁在说什么，但李天宇听出了一句话——“李大夫，这是我们的心意，你拿着。”

　　一个信封塞到他手里。一个布包塞到他怀里。一个塑料袋挂在他胳膊上。还有人把那个铁盒子往他手里塞，他差点没接住，手忙脚乱地抱着，像一个被人往怀里扔东西的小丑。

　　“等等！等等！”他终于喊了出来，声音不大，但很稳，像一块石头砸在地上，周围的人安静了一下。他看着周建军，又看了看其他人，深吸了一口气，“周大哥，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建军把手里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举到他面前。“李大夫，这是大家凑的。不多，每个人出一点，凑了五千多块钱。你拿着。这是我们的心意，你不能不收。”他的话说得很直接，像他的人一样，不拐弯抹角，不拖泥带水。

　　李天宇愣住了。

　　五千多块钱。他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在1984年的青阳，一个工人的月工资也就四五十块钱。五千多块钱，是一个工人不吃不喝攒十年的数目。这笔钱可以盖三间新瓦房，可以买两头大牲口，可以让一个农村家庭从赤贫变成温饱。而现在，这些人站在他面前，要把这笔钱给他。

　　“周大哥，这钱我不能收。”他把信封推回去。

　　周建军不接，信封在空中僵持着，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李大夫，你就别推了。”周建军的声音有些急了，“你知道这钱是怎么来的吗？不是谁强迫谁出的，是大家自愿的。你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不收一分钱，大家心里过意不去。这个钱，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他身后的那些人纷纷点头，有人跟着说“对”“就是”“收下吧”。

　　刘老从人群里走出来，站在李天宇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天宇，收下吧。”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这是病人的心意，你拒绝了，他们心里难受。”

　　李天宇看着刘老，又看了看周建军，看了看那些病人和家属。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感激，不是同情，不是施舍。是一种更朴素的、更真诚的东西。他觉得那是一种“回报”。他们被他治好了病，他们想为他做点什么。他们没有别的本事，只能凑钱。这些钱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从药费里抠出来的，是从本就不富裕的日子里挤出来的。如果他拒绝了，他们会觉得欠他的，会一辈子心里不安。

　　他不想让他们心里不安。

　　“好，我收下。”他说。

　　周建军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了两排整齐的牙齿。他把信封塞到李天宇手里，使劲拍了拍他的肩膀，拍得他肩膀生疼。“这才对嘛！李大夫，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我周建军这条命是你救的，我爸的命也是你救的。这辈子我欠你的，还不完。”

　　李天宇抱着那堆信封、布包和铁盒子，走进了诊室。他把东西放在桌上，一件一件地打开。信封里装着钱，有十块的，有五块的，有两块的，有一块的，还有毛票和硬币。布包里也装着钱，叠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着。塑料袋里是一袋花生和几个鸡蛋，不是钱，但比钱还沉。铁盒子打开了，里面是一沓毛票和几张粮票，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李大夫，谢谢你。我没什么钱，这是我攒的，你拿着买点好吃的。”

　　他的眼眶热了一下。

　　他把那些钱归拢到一起，数了数。五千三百四十二块六毛钱。他把钱叠好，用橡皮筋扎起来，放在桌上。

　　李立芬站在旁边，看着那沓钱，眼泪又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擦，说：“天宇，这些钱，咱们得好好用。不能乱花。”

　　李天宇点了点头。他知道该怎么用这笔钱。

　　他想起家里欠的那些债——父亲看病借的，母亲买药赊的，弟弟上学的学费拖着没交的。一笔一笔，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压了很长时间了。现在，他可以搬开那些石头了。

　　他想起母亲的眼睛。王兰英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有时候连近在咫尺的东西都看不清。她从来不去医院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怕花钱，更怕查出什么大病来，给家里添负担。现在，他可以带母亲去看眼睛了。青阳市人民医院的眼科不错，他问过刘老，刘老说王兰英的眼睛是白内障，做个手术就能复明。

　　他想起后山那五亩石头地。那块地分给李家的时候，所有人都说种不出东西来。草都不长，石头倒是不少。但他不信。他有传承，有古武，有透视，还有那颗不肯认命的心。他要在那块地上种出东西来，不是种给自己看的，是种给所有人看的——种给吴家乐看，种给吴赖看，种给村里那些笑话他的人看，也种给父亲看。父亲说“石缝里也能开花”，他要把这句话变成真的。

　　他不是要把这块石头地变成良田。他要在地边上开一个饭店，把地里的东西做成菜。地里种什么，饭店就卖什么。客人坐在饭店里，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那片地，看见那些庄稼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看见花真的开了。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埋了很久了。从分到那块地的那天起，就在他心里埋着了。那时候只是一粒种子，小小的，硬硬的，不知道能不能发芽。现在，那粒种子顶开了土，露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那一点绿，很小，但很亮。

　　五千多块钱，加上之前在青阳市医院给人看病时病人硬塞给他的、他推辞不掉的那些零散钱，一共有八千多块。这笔钱，够他还债，够给母亲看眼睛，够他回乡创业的启动资金。

　　李天宇把那沓钱递给李立芬。“姑，你帮我保管。”

　　李立芬接过去，把钱放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像怕它跑了似的。她看着侄子，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来。她想说“天宇，你长大了”，想说“天宇，你爸要是知道了，不知道有多高兴”，想说“天宇，你受委屈了”。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来。她只是把钱揣好，转过身，假装去整理桌上的东西，偷偷擦了一下眼睛。

　　李天宇看着姑姑的背影，没有说什么，在桌子后面坐下来，打开银针布包。

　　走廊上又排起了长队，有人从门缝里往里看，有人在低声说话，有人在哄孩子。一切如常，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他的口袋里多了一个小红本本，李立芬的口袋里多了一沓厚厚的人民币。他的心里多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已经在石头缝里扎下了根，正在往上顶，正在往外挤，正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