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人合一

　　两汉之学，除了经学，还有谶纬。

　　董仲舒设计的儒学体系，不仅给世子们提供了学习教材与人生方向，关键是很实用，由此才得到历代统治者支持。

　　董仲舒在其巨著《春秋繁露》中，对《春秋》大义进行了发挥，是经学的开山著作，为后世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是终极主宰者，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谁当皇帝，如何改朝换代，都是奉天承运，皇帝的旨意，也只是传达“天”的意思。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同构：比如，天有365天，人有365小节；天有12个月，人有12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

　　同构则感应：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天与人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

　　董仲舒通过在今天看来穿凿附会的解释，奠定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和社会秩序。通过一系列操作，儒学被涂上了神秘色彩，自汉武帝起成为政治工具。从汉武帝的表现看，他对儒学并不感冒，更相信巫术，甚至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被冤杀。

　　东汉白虎观会议，把三纲解释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把五常解释为仁义礼智信，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此后三纲五常并用，成为帝国的核心价值观与思想统治根基。无论庙堂还是江湖，人们对三纲五常都耳熟能详，维系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儒学既是思想也是制度，与法律一样调节社会关系。因此中国古代社会虽有王朝更替与皇帝轮流做，却没有制度性崩溃。

　　光武帝驾崩前一年，忙着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

　　图谶是啥呢？

　　谶是谶书，《河图》《洛书》在汉朝广泛流行，被认为是最早的谶书，又因为谶书中有大量图画，所以也称图谶。《后汉书·张衡传》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也就是对未来状况进行有效预言的天人感应思想。图谶，可以说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有谶就有纬。

　　纬是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纵线为经，横线为纬，纬书是以神学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因观点新奇灵验，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六经”都有纬书，纬书中有大量谶语。谶与纬，合起来就是谶纬。

　　谶语在社会上产生很早，一般为政治家用来预测时势，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神秘的舆论氛围，比如“大楚兴，陈胜王”。秦始皇深信谶语，他因社会上流传的“亡秦者，胡也”疯狂杀胡人，殊不知最后秦亡于胡亥。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这些广泛流传的谶言被认为是诡秘的隐语、上天的启示，昭示着治乱兴衰、王朝更替。

　　两汉尤其迷信谶纬。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发现君王无道时，上天便会用灾害来谴责，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再屡教不改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比如凤凰、麒麟、嘉禾），证明当今皇上是尧舜之君。为了凸显实用性，董仲舒《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这么一解释，董仲舒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支持。在官方支持下，儒生们要进入官场，研习阴阳方术，谶纬之术在西汉时被发展为一门专业而独立的学术体系，东汉之时进一步发展盛行。

　　两汉重视谶纬，这与汉朝的合法性有很大关系。刘邦创立汉朝，《史记》就记载了“刘邦斩蛇应天命”，是顺应天命。刘秀登上帝位也需要解释，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刘秀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他是奉天承运，“顺应天意”成了光武帝。清代史学家钱大昕说“光武应符谶以兴，故其书大兴于东汉”。

　　光武帝迷信图谶，术士们更是蜂拥而至，想方设法穿凿附会，争相谈论精怪神灵。王梁、孙咸以图谶、符箓受到重用，郑兴、贾逵以附会圣意，显露名声；桓谭、尹敏忤逆圣上的旨意，仕途坎坷。钻营投机的术士们，竞相解说图谶，谈论精怪，标新立异者不乏其人。

　　因为对谶语的迷信，大事的发生都伴有上天的信号。比如黄巾起义是因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流行，袁术稀里糊涂地当了皇帝，是错误地认为“代汉者，当涂高”会应验到自己身上。三国时期，孙权对上天的信号格外重视，发现祥瑞就改年号，比如嘉禾、赤乌、凤凰、甘露、黄龙、青龙。黄武八年（229年）夏天，有黄龙出现在夏口，孙权借机称帝，改年号为“黄龙”。孙权还制作了一面绘制有黄龙图案的大旗，飘扬在中军大营的上空，各军的前进后退，都要看这面大旗指向什么方向。

　　2、谶纬之敌

　　谶纬学说中充斥着大量的迷信思想。通晓经学的儒生，讨厌这些邪佞之术，认为其荒诞不经，在廷议时慷慨陈词，力陈图谶虚妄，奏请朝廷制止，比如桓谭、郑兴、张衡、王充等。

　　桓谭（约前23年—56年），字君山，沛国相县人。桓谭善弹琴，博学多才，熟读五经，重视训诂大义，不在章句上下太多功夫。桓谭文章写得好，特别喜欢古代经书典籍。光武帝刘秀笃信图谶，以图谶判断疑难，天下动荡不安，桓谭上疏说：先王治国，多以仁义为正道，并没有奇谈怪论。人们讲的天道、性命，圣人都解释不清楚，从子贡以后，从未听说过，更何况后世浅学陋识的儒生？现在有些耍小聪明的术士，以方技迷惑世人，妄自添加经典内容，以图谶欺骗迷惑，误导圣君，对此要有所警惕！臣听说陛下曾经怒斥术士，认为是黄白之术，何其英明！然而，陛下又迷恋图谶，又何其荒谬！术士讲的图谶，与某事或许有巧合，就像占卜者，也有猜中的时候。陛下明察善辨，应该以圣意摒弃歪理邪说，弘扬五经正义，制止流言蜚语，重视儒学大师对经义的解释。

　　光武帝看了奏书，很不高兴。

　　再后来，刘秀问桓谭：“我欲按照图谶，确定灵台的建造方位，如何？”桓谭沉思良久，回答：“臣不懂得图谶。”皇帝问为什么。桓谭极力诋毁图谶，说图谶不是经书。光武帝大怒，说：“桓谭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推下去，斩首。”此后，桓谭被贬出京师，前往六安郡担任郡丞。桓谭心中不乐，离开京师的途中病逝，享年七十余岁。作为当时的著名大儒、思想家，桓谭认为《河图》、《洛书》这样的谶书，都是后人所作，曲解先贤思想，劝人们不要相信。桓谭著书评论时政，写有二十九篇文章，称为《新论》。

　　郑兴，字少赣，河南郡开封县人。年轻时，郑兴学习《公羊春秋》，晚年研习《左氏春秋》，积累了丰厚的儒学知识，通晓义理，一起学习的同学，皆以郑兴为老师。刘秀曾经就郊祀之事问他：“我打算按照图谶举行郊祀，你看如何？”郑兴答：“臣不懂得图谶。”刘秀大怒：“卿不懂得图谶，是否要非议图谶？”郑兴惶恐道：“臣学习经书，没有学习过图谶，并非要非议图谶。”刘秀心中稍有缓解。郑兴热心政事，但因对图谶不感兴趣，始终得不到重用。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出身南阳郡名门望族。张衡自小才华横溢，善于写文章，后到京师求学于太学，熟读《五经》，精研六艺。张衡模仿班固《两都赋》创作《二京赋》，通过辞赋，讽谏时政，为史上少见的雄文。张衡巧于构思，精于机械，尤其精通天文、阴阳、历法、算术方面，著有《灵宪》《算罔论》，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在太史令任上，张衡研究阴阳，竭尽思虑，制造天文仪器，譬如“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光武以来，儒家学者争相研究图谶，妖言邪说横行。张衡以为，图谶实乃无稽之谈，不是圣人遵循的成法，于是上疏朝廷，建议朝廷收缴图谶，一律禁绝，不能继续欺骗朝廷官员，也不能污染古书典籍。

　　王充（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人。王充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王充对谶纬学说的反对坚决而彻底，他著的《论衡》既贬低今文“五经”，也驳斥官方的谶纬，既批判了官方的灾异、谴告的学说，也批判帝王受命的学说。王充又像科学家，喜欢追根溯源，对难以理解的事情、诡异的看法，都要找出合理的解释。王充闭门潜心读书，静心思考疑难，谢绝一切吊丧、喜庆、问礼等俗事，家里的墙壁、窗户上，挂满了书写用的刀笔。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分析了万物的异同，探讨了宇宙运作、传染病起源、农业虫害起源等科学问题，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看重，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