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汉经学

　　东汉末年，天灾频仍，黄巾乱起，生灵涂炭，诸侯们招兵买马，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在忙啥呢？

　　他们在读经。

　　“经”的本意是书籍，后世专指儒家经典。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回到故乡，编辑了《书》、删订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又根据鲁国历史创作了《春秋》，这就是儒家宝典“六经”，也被称为今文经。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些著作除了《易》，其他都未能幸免于难。

　　西汉初年，刘邦并不重视儒家，如果不是叔孙通，朝野上下连一套行为准则都没有。这一时期，因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黄老思想处于主导地位，政治上与民修养生息。汉初的道家思想是新道家，与百家争鸣时期不同，是积极的有为，“文景之治”是无为而治的产物。这个时期诞生的《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经学奠基人董仲舒的主导下，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之所以是五经，是因为《乐》找不到了。自此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官方统治哲学。五经成为法定经典，也是士子必读的经典，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东汉灵帝时期，李巡认为博士生分甲乙科考试，为了考出好成绩，他们相互打探消息，有行贿行为，甚至私改兰台藏书阁经书文字，导致经典被篡改。于是灵帝下诏，由大儒蔡邕负责，校订《五经》文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前。此后《五经》以蔡邕校订的版本为准，因内容而发生的争执平息了。

　　西汉末年王莽增《乐经》，“五经”变成“六经”。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

　　2、今古融合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受各种天人感应、符瑞、灵异的影响，加上统治者的迷信应用，谶纬泛滥，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今文经学继承的原初儒学比较纯粹，当初百家争鸣言论比较过激，批判性较强，逐渐为统治者所不容。在这个环境下，古文经学在民间兴起。古文经学所依据的，是汉朝时期在民间发现的各种古书，它与今文经不仅文字表述不同，经书解释与教学方法也有较大差异。简而言之，今文经学都是孔子所作，用微言大义的语言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古文经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记录了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是“原著”，是原汁原味的经典。

　　文景时期，朝野开始收集古代经典，年长的秦博士和儒生们，口述或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冒险珍藏的书籍拿出，使之传世；汉景帝末年孔宅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一批古典文献，汉宣帝时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经典与孔子整理的“六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内容上也有差异，被统称为古文经。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强烈反对今文经垄断学术，认为古文经才是真经、全经，并为古文经设立博士。王莽身为帝王却知识渊博，严格用儒学要求自己；刘歆更不得了，他的父亲刘向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奠基人，父子都是汉朝顶尖级的大学者。王莽与刘歆，是惺惺相惜的理想主义者，也是理想的殉道者，他们把古文经学推向了新高度，也掀起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大论战。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官方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过甚至压倒了今文经学。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经学学派众多，各学派著书立说，相互诘难，众说纷纭，每家对于经学的解释，章句多者，动辄上百万言。学生费尽心机，钻研学问，劳而无功，后来的学者对此多有疑问，莫衷一是。

　　今古文经学在长期的争辩过程中，也在互相渗透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会议的成果是班固写了《白虎通》。该书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一代宗师郑玄出现，今古文经学真正完成了统一。

　　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郑玄父祖均未出仕，家境贫寒，一心向学，十二三岁时可讲述五经。为照顾家庭，郑玄年纪时曾为乡吏，但他无意为官，主动辞职入太学，拜京兆人第五元先为老师，钻研京氏《易传》、《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所学内容属于今文经学派。后来，郑玄跟随东郡人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氏《诗经》、古文《尚书》，这些又属于古文经学派。这时，崤山以东无人可做郑玄老师了，他可以开宗立派了。郑玄仍想继续深造，于是西入函谷关，通过卢植的关系，拜到马融门下。马融是古文经学大师，素来倨傲，只让学生指导他，郑玄三年未得面授。有一次，马融和高足弟子演算浑天问题，遇到了疑难。有人推荐郑玄，就把他召了过去，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所有人都惊服不已。马融对卢植说：“我们都不如他呀！”自此开始，马融十分看重郑玄，他便把平时学习中遇到的难题拿去请教，学问日益精进。七年后郑玄因父母年迈回乡，马融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既精通今文经学又精通古文经学，于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他以古文经学为基础，网罗众家，凭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他打破了经学的门户家法，注释与著书几百万言，态度严谨，实事求是，创立了“郑学”，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郑玄的学术成果冠绝古今，是对几百年经学积累的总结与发展，此后郑学兴盛，对经学的学习渐入正轨，经学至此也达到巅峰。皮锡瑞作为今文学家，在《经学历史》中对郑玄高度评价：“郑君康成，以博闻强记之才，兼高行卓绝之美，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矣。”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列郑玄于二十二“先师”之列，配享孔庙。

　　郑玄名气很大，大将军何进、三府（太尉、司空、司徒）征召，他推辞不掉，只得进京，在京师住了一晚就离开了。后将军袁隗（袁绍的叔父）举荐，郑玄也借故推辞。孔融特别敬慕郑玄，主政北海时，在高密县为他设立一乡，名“郑公乡”。董卓迁都长安时，公卿们又举荐郑玄，因道路阻隔没有赴任。

　　大多数时间，郑玄在家乡讲学，学生数千人。建安元年（196年），郑玄到徐州避乱，陶谦以师友礼接待。北海地区黄巾猖獗，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县，途中遇黄巾贼寇数万。黄巾军看到郑玄，皆伏在地上叩拜，并相互约定，不得骚扰高密县境。袁绍踞冀州时，为提高声望，派人请郑玄。袁绍大会宾客，郑玄最后来到，袁绍请他坐在上座。郑玄身高八尺，饮酒可达一斛，长得眉清目秀，仪容伟岸，交谈时满座皆服，大学者应劭都要拜师。

　　建安五年（200年）春，郑玄梦到孔子，醒来后，他以谶纬解梦，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过了一段时间，即患上重病。官渡大战时，袁绍逼迫郑玄随军，他在颠沛流离中病逝，前来送葬者有一千余人。郑玄的学生刘备，当时也在袁绍军中。

　　3、读经传家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及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普通民众之中。

　　汉武帝时期始在朝廷设太学，作为最高学术机构，承担儒学传承、培养官员的使命，儒生们也是皇帝的智囊。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再招收学生。王莽时期，每一经设5名博士，六经共30名，每一经弟子360人，共弟子10800人。到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期，太学生已达三万人。每一经门派严格，传承有序。汉代儒生，一生攻读一经，所谓皓首穷经即是如此。因为这种朴拙的态度，汉代儒学又被称为“朴学”。

　　公孙弘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教材，把经学与做官结合起来，很多平民因读经优秀而做官。东汉时世家大族众多，他们不仅垄断政治、经济，还垄断学问、道德。世家大族们精通儒家经史典籍并掌握着解释权（家学），保持父子兄弟累代相传的道德和家族的风格传统（家风）。凭借着深厚的家风家学，他们让“士”的分量越来越重，最终开辟了由东汉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门阀政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