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谢临渊开始实施他计划的第一步——渗透日军司令部的后勤课。

　　他在被山本任命为顾问之初，就一直在观察后勤课内部的人际关系。后勤课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军官和文职混编，有的来自正规军序列，有的则是从日本本土临时征调来的预备役人员，还有几个是在上海本地招募的日裔商人。这些人年龄、出身、野心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需要钱。日军内部纪律虽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军官们不能以私人的身份玩牌、喝酒，以及收受各种“顺手”的酬金。

　　谢临渊选择了一个年近五十的老军需官作为突破口，此人名叫桥本，在后勤课负责物资调配记录的归档工作，每天在仓库和司令部之间押运调拨文件。桥本有一个软肋，这软肋简单得甚至让谢临渊感到一丝良心上的为难——他每天都会偷喝两口清酒，而且只需一杯最廉价的普通清酒就能让他面红耳赤，原本沉默寡言的嘴也随之变松。

　　谢临渊没有直接送钱，那是蠢人的做法。他以“感谢桥本君在码头上对安保工作的指导”为名，每周给桥本的办公室送一小筐绍兴黄酒，附上一封用日语写的客气便条。桥本收了几次之后明显放下了戒心，开始主动和谢临渊聊天。聊天的内容从天气逐渐过渡到物资调配的具体流程，再到一些谢临渊从未在其他军官口中听到的琐碎抱怨——比如说后勤课的档案管理太混乱，很多文件系统连对应的目录表都没有，还有人不止一次把非保密文件误归类到保险柜里。

　　有一次，桥本在微醺时提到了一句话：“黑木课长太小心了，非保密级档案也要经他的手才能从三楼拿下来。”

　　谢临渊把这句看似无意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这句话意味着黑木并非单纯保管机密文件，他还亲自核对每一次档案的提取与归还。这种极端的权力集中让黑木可以阻止一切窥探，但也让他在档案室的使用上有绝对的便利——如果黑木本人不想被别人知道某份档案的存在，他只需要不列入目录就够了。

　　与此同时，谢明薇通过汇丰银行的社交网络，成功结识了黑木公寓楼下那家日本茶室的女老板，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寡妇，姓中村。中村太太在银行的理财需求并不复杂，谢明薇帮她买了一份高收益的汇丰外币债券，不到两周就赚了两百块大洋。作为回报，中村太太无意中透露了两个信息——黑木每周末来喝抹茶时必定坐同一个位置，背对走廊视线最差；他每次来时都提着一只从不离身的棕色公文包，进包厢后会习惯性叫一壶煎茶，但从来不碰，只是摆着。那纯属他给自己制造不受打扰的方式。

　　谢明薇和陈叔反复推敲后，一致推断：黑木那个从不离身的公文包里，装的就是那把圆柱十字形钥匙。

　　“周末茶室很难下手，但如果在某个非周末的时间，黑木必须匆忙从司令部出动处理突发，他很有可能把公文包先送回公寓。”陈叔对谢临渊说，“假如此时这公寓楼下刚好有佣人替中村太太熨衣服进了隔壁房间——”

　　谢临渊截住他的话头：“我们需要的不是钥匙本身，而是让黑木一时找不到钥匙。我只需要一个短短的时间窗口，短到他以为是自己遗落在某处，而不是被人动了手脚。趁他去寻找钥匙的这段时间，我得想办法弄到一份能直接进入档案室的文件——一份从山本手中发出的，临时调阅令。”

　　这场围绕着黑木和钥匙的筹划，最终在一条意料之外的消息传来时，进入了执行轨道。

　　老孙康复后送来的第一份情报写着：“孤鸿已就位。接头地点：苏州河北岸废弃渡口，灯语三短一长。”谢临渊将这行字反复看了三遍，然后将纸条攥进掌心，抬头望向外面的夜空。

　　最高级别的情报员来了。这意味着下一阶段的行动，将不再是劫持一批仪器或偷一本密码那么简单。

　　孤鸿到上海，要搬动的是整个华东情报战的棋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