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秀明坐在日本宪兵队驻沪司令部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摊着几份文件，都是关于谢临渊的调查材料。

　　材料少得可怜。

　　出生证明——有。闸北谢家长子，民国二年生。圣西尔军校的毕业证书复印件——真的，他让人通过法国领事馆核实过。护照和签证记录——从马赛到上海，一路合法合规。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资料，比如他在巴黎租住的公寓地址，在伦敦逗留的记录，以及一份英国银行出具的存款证明——户头上大约有两千英镑，换算成大洋不到两万块，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在董家这种级别的家族眼里不过是零花钱。

　　整份材料看下来，结论只有一个：这是一个在国外混得不太如意的富家子弟，父亲死后靠着祖产度日，如今钱快用完了，回来投靠外祖父。

　　太干净了。

　　藤田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是他感到不安时的习惯动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看过太多伪装得天衣无缝的身份材料——越是干净，越像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作品。一个真正落魄的富家子弟，档案里总会有一些计划之外的痕迹：欠债的记录、被学校处分的通知、与人发生纠纷的报案、逾期未还的借款……这些“瑕疵”才是真实生活的印记。而谢临渊的材料干净得像一张刚出厂的白纸，每一笔都恰到好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严丝合缝。

　　这本身就不正常。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两声，一个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副官走进来，脚跟一碰，递上一个信封：“藤田长官，目标的行踪记录。”

　　藤田接过来拆开信封，里面是几张照片和一份日志。照片是偷拍的，有些模糊——谢临渊在饭店门口等黄包车、谢临渊在书店翻书、谢临渊在茶楼窗边独坐。日志上记录了他过去四天的所有活动轨迹，连他在哪家店买了一包烟都写得清清楚楚。

　　藤田一页页翻过去，眉头越皱越紧。

　　这个人过得太规律了。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在饭店餐厅吃早餐，看报纸。上午要么在房间里待着，要么去附近的茶楼坐几个钟头。下午偶尔出门，去永安公司逛一圈，或者去外滩的洋行里转一转。晚上有时候去百乐门坐坐，有时候就在饭店里吃晚饭，然后早早回房熄灯睡觉。

　　没有不妥的拜访，没有可疑的联系，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避开却被他刻意避开的地方。

　　藤田把日志扔在桌上，站起身来走到墙上的上海地图前，用红笔把谢临渊去过的每一个地点都圈出来。圈完之后，他后退半步端详着这些红色的圆圈，沉默了很久。

　　这些圈看起来毫无规律，书店、茶楼、百货公司、洋行、舞厅……像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漫无目的地散落在城市里的足迹。但藤田注意到一个细节——谢临渊去的每一家洋行都和进出口贸易有关。

　　他是在假装闲逛，实际上在观察上海滩的贸易网络？

　　还是说，他只是单纯地在寻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差事？

　　“再加两个人，轮班盯。”藤田回头对副官说，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另外，派一个人进饭店，最好是能直接接触他房间的。清洁工、修理工、送餐的服务员，什么身份都行，我要知道他每一次拿起电话是打给谁，每一封从饭店寄出的信是寄到哪里。”

　　副官应声退下。

　　藤田独自站在窗前，目光穿过玻璃落在远处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上。黄浦江上货轮与军舰交错往来，江面被阴云笼罩，一派山雨欲来的沉闷。

　　处理完藤田的事，谢临渊方面也收到了相应的情报。

　　“日军正在加派人手盯我。”谢临渊站在法租界的一家西餐厅后厨外面的巷子里，对老孙说。

　　今晚他以买夜宵的名义从饭店出来，在几条街外确认甩掉了尾巴，才拐进这条巷子与老孙接头。两个人站在巨大的垃圾桶旁边，头顶是一扇透出昏黄灯光的小窗，厨房里的锅铲声和厨师的吆喝声掩盖了他们低沉的对话。

　　“多少人？”老孙问。

　　“目前能确认的至少三个。饭店对面擦皮鞋的，大堂里看报纸的，还有一个是昨天晚上开始出现在我房间对面走廊里的，装成醉汉靠在墙上睡觉，一睡就是四个钟头。”

　　“醉汉？”老孙皱了皱眉，“日本人的特高课还是藤田的人？”

　　“多半是后者。藤田此人谨慎多疑，不把我查个底朝天不会罢休。”谢临渊靠在墙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但没有点燃，“他越是查不出东西，就越不会放手。这对我们来说是双刃剑——他盯着我，我就没法放开手脚活动；但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你和明薇那边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老孙点了点头，从袖口里摸出一张纸条塞给谢临渊：“这是最新的情报。山本大佐的司令部最近发了一封加密电报，我们的同志截获了部分内容，破译出来之后发现他们在讨论一批从上海运往华北的物资。具体的路线和时间还没拿到，但这批物资的重要性很高，很可能是用来支撑日军在华北的新一轮扫荡。”

　　谢临渊就着窗子里透出的微光飞快地扫了一眼纸条，然后将它揉成一团塞进嘴里，嚼碎了咽下去。纸张在舌尖上化开一股苦涩的味道，但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需要更详细的情报。”他说。

　　“我们会尽力。但你这边的行动也必须尽快推进，时间不等人。”老孙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自己小心。藤田的狗鼻子很灵，千万别小看他。”

　　“知道。”

　　谢临渊从巷子另一端走出去，手里拎着一包从后厨随手抓的油纸包，在马路边的路灯下缓缓往回走。他知道藤田的人就在附近某处盯着自己，所以他走得大大方方，不遮不掩，甚至还停下来在一个书报摊前翻了翻新出的话剧海报，和卖报的老头闲聊了两句天气。

　　演戏不单是行动上的伪装，更是表情、节奏、每一个细微动作的全面伪装。他演的是谢临渊这个角色——一个无聊到半夜出来买夜宵的归国青年，仅此而已。

　　回到饭店，他注意到原先在走廊里装醉汉的人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电梯口多了一个修灯具的工人。谢临渊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扫了他一眼，看到那个工人耳朵后面有一道白色的旧伤疤，那是长期佩戴军用钢盔留下的压痕。

　　典型的军人耳。

　　藤田，你用的这些人，放在暗处也终究是兵，变不了老百姓。

　　谢临渊在心里冷笑了一声，推门走进房间，插上插销。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房间里有没有被动过的地方——枕头上的头发丝安然无恙，衣柜抽屉缝隙里夹的纸片也没移位。看来藤田目前还只是外围盯梢，没有直接闯进来搜他的房间。

　　他把油纸包放在桌上，打开来是一份炸猪排。谢临渊坐下来，安静地吃着，动作不疾不徐，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

　　藤田这条线越收越紧，他必须在被完全困住之前，找到一个突破口。

　　那个突破口，也许就在董震山身上下功夫，也许还得从其他地方另找门路。

　　谢临渊咬了一口猪排，酥脆的面衣在齿间碎裂，滚烫的肉汁溢出来。他慢慢地咀嚼着，目光落在墙上那幅上海地图上，眼神渐渐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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