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持续了13个小时。
陈远并没有真正睡着。他闭着眼睛,身体靠在狭隘的经济舱椅座里,用外套蒙住半张脸,假装在休息。但他左眼深处偶尔闪烁的光点,像是一颗不肯熄灭的星,有规律地亮着,像是在提醒他某件事即将发生。
他说不清那是什么事,只是有一种感觉。
飞机在曼谷经停时,他给姐姐发了一条微信。
“我已经到曼谷了,再过十个小时就到家了。爸,现在怎么样了?”
陈敏几乎是秒回“收到。爸很高兴。”后面跟了一个笑脸表情。
了个笑脸是系统自带的黄色圆脸,嘴角上翘,眼睛弯成两道弧线。
这个表情是他在境外六年来与姐姐聊天时最长见的东西。姐姐每次发她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小时候他笑起来的样子——左脸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而右脸没有,不对称,但笑起来依旧是那么明亮,带着或欣喜或关切,或慈爱的眼神。
他关掉手机,重新闭上眼。
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起了非常久远的画面。
八岁那年,春季,他得了急性肺炎,高烧40度,父亲骑着自行车送他去医院。那辆28大杠的后座上绑着一个竹编的小孩座椅,他坐在上面,脸贴着父亲的后背。隔着那间薄薄的衬衫,他能感觉得到父亲脊椎的轮廓和急促的呼吸声。到了医院,父亲把他往急诊室的长椅上一放,转身去挂号。他喊了一声“爸爸”,父亲回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后来他在任何人脸上都没再见到过的——不是温柔,不是焦急。
在父亲的眼神里是我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不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不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不是需要被管理的情绪。他只是他,而那便足够了。
飞机降落在BJ首都国际机场时是当地时间下午3点。程远拖着行李箱走出到大厅,9月的BJ,已经有些凉意,空气里飘着一层淡淡的灰白色雾霾。他深吸了一口气,肺部传来隐隐痛感,但他反而觉得好受了些。
他没有在BJ停留,而是走近了,高铁站台,他早已提前买好了票。在候车室里等待时,他给老周打了个电话。
老周是他在迪拜工地上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50多岁,东北人,早年在俄罗斯搞工程,后来公司倒闭了,辗转到中东,老周的老婆在老家照顾瘫痪的丈母娘,情况跟程远差不多,因此变得说得上话了。但两人,大多数时候晚上下了工,就坐在营地旁边抽烟,谁也不说话,但那种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有用。
“你到了?”老周接起电话,那边是呼呼的风声,估计还在工地上。
“到了BJ,坐高铁回郑州”
“你爸真醒了?”
“我姐是这么说的”
“什么叫你姐是这么说的?醒了就是醒了,没醒就是没醒”
陈远沉默了一会儿。“她说醒了。说能下床,能说话,能吃饭。”
“那这狗粮的不是大好事吗?你咋这么个语气。”
陈远想了想说:“我不知道。可能我见了就知道了。”
老周在那边也沉默了几秒。然后他压低声音,用一种在工地上讨论安全隐患时才用到的语气说“小陈,我问你一件事。”
“你说。”
“你那个眼睛——那只假眼——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对劲?”
陈远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手机。
“什么意思?”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过,有时候能看到一些不该有的东西。我只是想跟你说,”老周顿了顿,“如果回去之后那个情况变严重了,你别不当回事。”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这个事有点邪门。”老周的语速变快了,像是在赶在某个念头消失之前把它说出来,“你想,你爸躺了八年,忽然好了。刚好在你装了那只眼睛之后不到两年。我不是说这两件事一定有关系,但它们都跟脑子有关,对吧?一个是脑子坏了,一个是脑子跟机器的连接。你想想。”
老周不等他回答,又补了一句:“别光用眼睛看。用你的直觉看。你在国外待了六年,但你的直觉还是中国人的直觉,不是机器的直觉。明白了吗?”
“明白了。”陈远说。
“行了,到了地方给我发个消息。自己保重。”
电话挂断后,陈远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BJ站的人流永远是稠密的,每个人都拖着自己的行李,面无表情,步履匆匆。这是他在迪拜最想念的画面之一,那种属于故乡的拥挤和嘈杂。
可是现在他坐在这里,却觉得自己跟这些人的距离比在迪拜时更远了。
高铁驶出BJ,窗外的景色从钢筋水泥逐渐变成灰绿色的华北平原。玉米地,白杨树,偶尔掠过的村庄和工厂。天色暗下来的时候,车厢里的灯亮了。陈远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右眼在灯光下显得疲惫而浑浊,左眼则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色。
那黑色里,似乎正有什么东西在其中涌动。
他用意志力把视线移开,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那是在迪拜机场买的,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科普读物。他翻了几页,看到一个章节标题叫“忒修斯之船”,讲的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悖论:如果一艘船的每一块木板都被换过,它还是同一艘船吗?
书里没给答案。哲学问题向来都是这样,从来都是不给他答案,只提出问题。
陈远合上书,靠回椅背。望着窗外。窗外的华北平原已经完全被夜色吞没了。呼哗啦啦,列车进入了隧道。玻璃上只剩他自己的脸了。
忒修斯之船。他在心里默念这个词。
他想起父亲的那张脸。那张在他手机屏幕上出现过无数次的脸,安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呼吸机有节奏地响着。他每次回国探亲,都会在那张床前坐很久,跟父亲说话。说工地上的事,说姐夫的出租车,说最近猪肉又涨价了。父亲从来不回应,但他总觉得那些话是被人听见的。
如果那个听不见的人现在能听见了,能回应了——那他是不是还是那个曾经在冬天用身体帮他挡住寒风的人?
还是说,他只是在数据层面上被还原成了一个“父亲”的完美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