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商场旧书摊的霉味和电子零件的松香气味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熟悉的气味图谱。但那天下午，我绕开了常逛的几家旧书店，鬼使神差地拐进了商场深处一家门面极小、招牌只简单写着“杂项收售”的铺子。

　　店面不到三坪，玻璃柜台里摆着褪色的邮票、生锈的硬币、断裂的玉饰，以及一些看不出用途的古怪金属件。店主是个精瘦的新加坡男人，约莫五十岁，戴着圆片眼镜，正用绒布慢条斯理地擦拭一枚民国三年的袁大头。

　　我什么也没说，把书包放在柜台上，取出那本用塑胶袋仔细封好的手抄本。

　　他瞥了一眼，手上的动作没停。

　　三秒。五秒。十秒。

　　绒布和银元轻轻落在玻璃柜面上。他摘下眼镜，掏出一块丝帕，开始擦拭镜片，动作极其缓慢。擦了很久，久到门口经过的机车噪音都显得遥远。然后，他重新戴上眼镜，俯身，几乎将鼻尖贴在那些虫蛀的孔洞和黯淡的符文上。

　　我看见他镜片后的瞳孔，在某个瞬间，骤缩成针尖大小。

　　他直起身，脸色有些发白，但声音很稳，带着南洋腔调的国语：“哪里来的？”

　　“家里清出来的老东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阿公留下的，不懂是什么。”

　　“你阿公贵姓？”

　　“姓林。做小生意的，早过身了。”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像X光，试图穿透皮肉，看清里面那把“钥匙”的轮廓。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指甲修剪得异常整齐，指腹有老茧——极轻、极快地拂过扉页边缘那个荆棘缠绕眼睛的徽记。

　　“Vinctum Oculi。”他低声说，像在自言自语，“束缚之眼。一个……不太喜欢被人记住的修会。十七世纪就绝迹了，据说最后几个成员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里斯本。”他抬起眼，“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一本旧书。”

　　“旧书。”他重复，嘴角扯出一个没有笑意的弧度，“年轻人，有些旧书，光是持有就是罪。有些锁孔，看见了，也不该去插钥匙。”

　　他转身，从身后铁柜的暗格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很厚。

　　“二十万。现金。书留下。走出这个门，你今天没来过，我也没见过你。”

　　2007年的二十万新台币。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笔能让我喘息的巨款——能还清一部分学贷，能搬出铁皮屋，能暂时离开补习班和发馊的便当。

　　我打开信封。千元钞，捆得整整齐齐。我抽出最上面一张，对着灯光看。真钞。

　　“为什么值这个价？”

　　“因为对我这样的收藏家来说，它是‘标本’。”新加坡商人重新拿起绒布擦银元，不再看我，“对某些正在找它的人来说，它是‘钥匙’。而对拿着它的你来说——”他顿了顿，“它是麻烦。大麻烦。收好钱，走吧。”

　　我捏着那沓厚厚的尚带铁柜阴凉气息的钞票，站在光华商场的骑楼下。午后雷阵雨刚过，雨水从生锈的招牌边缘滴落，敲打在布满油污的塑料棚上，发出空洞的声响。霓虹灯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破碎迷离的倒影，红的，绿的，黄的，像另一个世界浮上来的呕吐物。

　　雨丝带着凉意，打在脸上。

　　我低头，看着手中沉甸甸的信封。那里面是纸，是纤维素，是油墨，是现代社会赖以运转最虚无也最实在的信用符号。

　　而它，是用我眼睛里那些摇曳的锁链，用那本记载着如何看见“锁孔”的禁忌之书换来的。

　　一种冰冷而坚硬的认知，像那雨滴一样，清晰无比地砸进我的意识：

　　这双眼，这令人作呕的“天赋”，这些纠缠我二十一年的、另一个维度的低语与残影——

　　它们可以兑换。

　　兑换成最实际、最坚硬、最能让我在这看得见的世界里站稳脚跟的东西。

　　钱。

　　生存。

　　我把信封塞进书包最内层，拉好拉链。转身时，瞥见玻璃门内，新加坡商人正拿着电话低声说着什么，目光透过玻璃，落在我背上。

　　我没有回头，径直走进台北夏末带着潮湿气息与霓虹阴影交错的巷弄。

　　我知道，第一道门，已经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