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祐十年正月，吉州的梅花开得正盛，白鹭洲书院却已弥漫着“棘闱”（科举考场别称，因考场围墙上遍插荆棘防作弊而得名）的紧张气息。
这年秋天，书院首届生徒将赴江南东路乡试——这是他们入学五年来首次参加科举，也是对“鹭洲实学”的第一场大考。
欧阳守道早在去年冬便开始筹备。他将书院西隅的“观星台”旁三间旧屋修缮一新，取名“举业斋”，门上悬木匾，题“明体达用，以策取士”，点明备考宗旨。斋内北墙挂着大幅《南宋疆域图》，标注着蒙古军历次南侵的路线（如“端平入洛”“成都之陷”）；西墙贴满策论题目，如“论边备虚实”“论社仓积谷法”“论胥吏扰民之弊”，皆用红笔圈出“紧要处”；南窗下摆着十张方桌，每张桌上除笔墨纸砚外，还放着《宋刑统》《通典》《历代兵制》等实用典籍——这不是寻常举业馆的“程文套路”，而是欧阳守道的“实战化备考室”。
“举业斋只选二十人。”欧阳守道在全院生徒大会上宣布，目光扫过三百余张年轻的脸，“非为‘淘汰’，乃为‘集中精研’。但记住：入此斋者，须‘每日一策论，模拟时务’，不钻‘程文诀窍’（科举范文的写作套路），不背‘馆阁体诗赋’，只论‘如何安边’‘如何惠民’‘如何整吏治’——若只想学‘应试技巧’，现在便可退出。”
生徒们鸦雀无声。片刻后，文天祥第一个站起：“学生愿入举业斋！不求‘雁塔题名’，但求以策论‘明志’——让考官知道，天下还有‘知兵事、忧民生’的生徒！”刘子俊、邓剡、邓光荐、刘辰翁等十九人陆续起身，皆眼神坚定。欧阳守道点头：“好！从今日起，你们便是举业斋‘二十子’。每日辰时入斋，酉时出斋，除用饭、短暂歇息，其余时间皆在此‘磨策论’。”
开斋首日，欧阳守道没讲“破题、承题”的程文格式，而是指着墙上的《南宋疆域图》，用教鞭点着襄阳、成都、庐州三地：“这三处，是蒙古军近年主攻方向。你们今日的策论题目：《论襄阳边防疏》——需写明‘襄阳为何重要’‘现有防御弱点’‘如何加固’，不许空谈‘忠义’，要列‘具体措施’，如‘增修弩台几座’‘募乡兵多少’‘粮草如何转运’，明日此时交卷。”
生徒们闻言，纷纷走到地图前细看。文天祥盯着襄阳的位置——北临汉水，南接江陵，是长江中游的“门户”，他想起江万里讲过的“守江必守淮，守淮必守襄”，又翻开《武经总要》中“城防篇”，提笔在草稿上写下：“襄阳之险，在‘汉水为池，岘山为障’，然近年守将‘唯知敛财，不修城堞’，去年蒙古游骑至城下，竟无一人敢出战……”窗外的梅香飘进斋内，混着墨香，成了举业斋的“第一缕备考气息”。
举业斋的日子，是在“策论堆”里过的。欧阳守道的题目从不重复，且紧扣南宋“痛点”：-谈“吏治”，便出《论胥吏害民状》，要求生徒结合吉州“永新县胥吏伪造税单”的旧案，分析“胥吏为何敢舞弊”“如何监督胥吏”；谈“民生”，便出《社仓积谷策》，让生徒对比朱熹“社仓法”（民户自愿入股，春借秋还）与王安石“青苗法”（官府强制放贷）的利弊，结合吉州去年水灾“社仓米不足”的问题，拟“新社仓章程”；谈“农桑”，便出《圩田水利议》，要求生徒根据白鹭洲学田的“陂塘修筑法”，为泰和县“涝田”设计“排水渠方案”，需标注“渠宽几尺”“坡度几分”，附上算学图表。
这些题目，让习惯了“代圣贤立言”的生徒们头疼，却也兴奋。邓光荐为写《社仓积谷策》，特意回了趟抚州崇仁，走访家乡的老社仓管理员，记录“春借时民户怕还不起不敢借”“秋还时官吏多收‘斛面’（额外损耗）”等实情，策论中写道：“社仓之弊，不在法不善，而在‘吏不廉’‘民不信’。
当选‘乡老’（民间德高望重者）共管社仓，官不插手具体收支，方能‘取信于民’。”
欧阳守道批改策论，从不轻易“圈点”（宋代评文用红圈表示赞赏），却常写长篇眉批。他看了文天祥的《论襄阳边防疏》，在末尾批道：“‘增筑外郭以护羊马城’‘募流民为弩手，月给米二石’，皆切中要害。但漏了‘水师’——襄阳临汉水，蒙古若造战船，可顺流直下，当增练‘楼船军’，造‘多桨战船’三十艘，以‘横江铁索’锁汉水，方为‘水陆兼顾’。”
文天祥见批语，恍然大悟，当即重写，加入“水师”一节，还画了战船草图，标注“船长十丈，载弩手二十人，桨手三十人，船首装铁刺”。欧阳守道再看时，终于在卷首画了个“大圈”，笑道：“此非‘应试策’，乃‘守襄实操手册’——若送与襄阳守将，可比十卷程文有用！”斋内常因策论争得面红耳赤。刘子俊写《均赋策》，主张“按亩均税，不问主客”（主户、客户），邓剡反驳：“客户多是流民，若按亩均税，恐加重负担，当‘分等计税’，上田什三，中田什二，下田什一。”
两人在方桌前比划算筹，一个说“不分等则豪强逃税”，一个说“分等则胥吏舞弊”，直到欧阳守道取来《宋刑统·户婚律》，指出“客户有‘永业田’者同主户，无田者免赋”，才平息争论。
这种“纸上练兵”，让举业斋的策论越来越“实”。有生徒将策论抄给在州衙当差的父兄，竟被吉州知州采纳——如刘辰翁的《胥吏考绩法》，提出“胥吏三年一考，民户匿名评‘优劣’，优者升，劣者罢”，知州觉得可行，在吉州六县试行，果然“胥吏扰民案减了三成”。
三月，欧阳守道出了道“大题目”：《御侮策》十篇，要求生徒“系统论述如何抵御蒙古”，需涵盖“军制、边防、民生、外交、人才”五个方面，每篇不少于三千字。这几乎是“治国方略”的体量，生徒们皆觉压力山大。
文天祥却熬了三个通宵，率先交卷。十篇策论装订成册，封面题“御侮策文天祥撰”，字迹力透纸背。欧阳守道在山长室灯下细读，越读越心惊：-《军制篇》直指南宋“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弊病，主张“仿岳飞‘背嵬军’制，选精锐五千为‘国锐军’，由皇帝直接统领，将领可自行募兵、训兵，朝廷不干预具体指挥”；《边防篇》提出“三道防线”：淮河沿线筑“连珠寨”（相互呼应的堡垒群），长江沿线练“水师”，四川、荆襄设“宣抚使”统一指挥，避免“各自为战”；《民生篇》强调“强兵先强民”，主张“减免灾区赋税三年”“鼓励流民垦荒，永免其税”“设‘农师’教新种（如占城稻）”，认为“民有粮则心固，心固则可募为兵”；《人才篇》痛批“科举只取‘空谈之士’”，建议“设‘武举实试’，考骑射、兵法、器械制造；设‘吏能科’，考断案、算赋、水利”，让“有实才者”不论出身皆可入仕。
读到《人才篇》中“朝廷若仍以‘诗赋取士’，则蒙古未灭，天下先亡于‘无用之官’”句，欧阳守道猛地拍案：“好一个‘无用之官’！”他提笔在扉页写下批语：“有诸葛《出师表》之风——忠愤激切，而策画周详；非‘应举文字’，乃‘救国方略’也！”次日，欧阳守道将《御侮策》誊抄后张贴在举业斋门口，供生徒们传阅。邓光荐读至“国锐军”一节，叹道：“文山兄这是要‘再造岳家军’啊！若朝廷真能采纳，何愁蒙古不破？”刘辰翁却皱眉：“‘将领自行募兵’，不怕成‘藩镇’？唐之藩镇，不就是这么来的？”
两人争论起来，引得举业斋“二十子”都围过来看。文天祥站在人群中，平静道：“藩镇之弊，在‘尾大不掉’；今日之策，在‘皇帝直辖’——国锐军饷由朝廷发，将领三年一换，何来‘藩镇’？若因怕‘藩镇’而不敢强兵，那便是‘因噎废食’，坐等亡国！”
争论声惊动了欧阳守道。他没有制止，反而笑道：“争得好！策论不是‘孤芳自赏’，要经得起‘驳难’——你们今日驳倒一处，他日呈给朝廷，便少一个‘漏洞’。”他取来纸笔，让生徒们将争论的要点记下，作为《御侮策》的“补注”，附在篇末。这日的举业斋，直到深夜还亮着灯。生徒们围着《御侮策》，时而争执，时而伏案修改自己的策论，墨香与茶香混在一起，成了白鹭洲春夜里最动人的“备考图景”。
四月，离乡试还有半年，一封来自临安的书信，被快马送到了白鹭洲。信封上是江万里的笔迹：“致鹭洲举业斋二十子江万里书”。欧阳守道拆开一看，竟是江万里写给举业斋全体生徒的勉励信，当即召“二十子”到明伦堂，当众宣读：“……闻诸君入举业斋，模拟时务，精研策论，某心甚慰。天下书院，多教‘程文取巧’，唯鹭洲守‘实学’初心，此乃‘救时之根本’。诸君赴考，非为‘个人功名’，乃为‘致君尧舜’之志——让朝廷知道，世间尚有‘知兵事、忧民生’的士人，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
切记：‘心正，则笔正’。策论中若有‘迎合考官’之语，‘隐瞒实情’之词，纵得高第，亦非‘真士’。
某在太学，常对诸生言‘鹭洲生徒有锐气’，望诸君莫负‘鹭洲’之名，莫负‘生民’之望。秋闱（乡试别称）之后，若有佳作，可寄太学，某当为诸君‘呈于有司’（交给朝廷有关部门），让‘实学’之声，上达天听。
江万里淳祐十年四月于临安国子学”读到“心正，则笔正”，文天祥想起江万里送他《资治通鉴》时说的“读史当思‘如何救国’，而非‘如何做官’”，眼眶一热。邓光荐握紧拳头，在心里默念：“定不负江公期许！”刘子俊当场将“心正，则笔正”七个字写在纸上，贴在自己的书案前，当作“座右铭”。
书信的力量，像一剂“强心针”。举业斋的生徒们备考更勤了，连夜里的“续灯牌”都比往日领得更晚。文天祥开始系统研读《蒙古秘史》（当时流传不广的手抄本，记蒙古崛起史），在札记中写道：“蒙古军制：‘十户一长，百户一长，千户一长’，兵民合一，故战力强。我朝当仿其‘编制’，但去其‘暴虐’，以‘保甲法’练乡兵，十户为甲，百户为保，农时耕种，闲时练兵，庶几‘兵源不竭’。”欧阳守道见生徒们如此，对陈翁笑道：“江公虽远在临安，却仍能‘督学’——这便是‘精神传承’，比日日见面更有力。”陈翁抚须点头：“有此‘二十子’，吉州乡试，必能‘一鸣惊人’！
七月，乡试临近，举业斋进入“冲刺阶段”。欧阳守道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策论”与“治事斋实操”结合，搞“实战化模拟”。
他让人在举业斋中央搭起一个巨大的“荆襄沙盘”，长三丈，宽两丈，用细沙堆出山川、河流、城池，标注襄阳、樊城、随州等要地，插上小旗代表宋、蒙两军。然后将生徒分为“宋方”“蒙方”两组，进行“攻防推演”。
“宋方守襄阳，蒙方主攻。”欧阳守道扮“监军”，宣布规则，“宋方需拟‘防御策’，包括‘兵力部署’‘粮草转运’‘援军调度’；蒙方需拟‘进攻策’，包括‘主攻方向’‘攻城器械’‘断粮手段’。
推演时，需引用《孙子》《吴子》的兵法，结合实际地形，不许‘天马行空’。”文天祥被推为“宋方主帅”，邓光荐为“谋士”，刘子俊管“粮草”；刘辰翁为“蒙方主帅”，邓剡为“先锋”。推演开始，刘辰翁率“蒙军”主攻襄阳西南的“虎头山”（俯瞰襄阳城的制高点），邓剡主张“夜袭”，用“云梯”登城。文天祥却早有防备，在虎头山设“暗哨”，埋“铁蒺藜”，派“弩手”埋伏在山腰，待“蒙军”靠近，箭如雨下，“蒙军”损失惨重。
“不行！”刘辰翁不服，“我军可造‘投石机’，轰击虎头山，再派‘敢死队’强攻！”“襄阳城内有‘火药库’（宋代已有火药用于守城）。”
文天祥冷静应对，“可将火药制成‘震天雷’（宋代爆炸性火器），从城头抛下，炸毁投石机；同时派‘水师’沿汉水而下，袭扰蒙军后方粮道，使其‘攻城不得，粮草不济’。”
两人争执不下，欧阳守道让他们各自写下“伤亡估算”“粮草消耗”“胜负概率”，用算学方法量化。刘子俊用筹算一算，蒙军强攻需损兵五千，粮草只够十日；宋军守城损兵一千，粮草可支三月，结论：“蒙军必退。”“这便是‘纸上谈兵’的实战化。”
欧阳守道总结道，“策论中写‘守襄阳需固虎头山’，只是‘论点’；沙盘推演中，如何固、需多少兵、用什么器械、对方会如何应对，这才是‘论证’。将来若真守襄阳，诸君便知‘策论不是空谈’。”
八月，举业斋“二十子”收拾行囊，准备赴江南东路治所建康府（今南京）参加乡试。临行前夜，欧阳守道请他们在学田局吃“壮行饭”——菜是学田种的青菜、鱼塘养的鱼，米是学田产的新米。他举杯道：“某不多言，只送诸君八个字——‘心正笔正，无愧生民’。”
二十生徒齐声应：“学生定不负山长教诲！”月光下，他们的身影挺拔如松。这些在白鹭洲“磨”了五年的少年，即将带着“实学”的火种，走进决定他们命运的“棘闱”，也走进南宋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