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方进的仕途，堪称西汉中后期“寒士逆袭”的典型——他出身微末，早年曾因家贫被人轻贱，却凭着一股狠劲苦读经书，考取射策甲科，从议郎起步，辗转出任朔方刺史，最终凭借智谋与手腕，得乐昌侯王安引荐，回京担任丞相司直。这一路的攀升，既靠他自身的才干，更源于他深谙官场“人际交往”的门道：此前他帮王安隐秘完成复仇，既获王安人脉支持，又未招惹王氏外戚不满，这般“滴水不漏”的手段，让他在朝堂中悄然站稳了脚跟。
可升任丞相司直后，翟方进却渐渐得意忘形。一日，他随汉成帝前往甘泉宫祭祀。按照西汉礼制，“驰道”乃天子专属通道，宽五十步，中央三丈为御道，臣子百姓若敢擅自通行，便是“僭越”之罪。当日成帝的銮驾行于驰道中央，翟方进为跟上队伍，竟忘了规制，也驱着自己的马车驶入驰道。
这一幕恰好被司隶校尉陈庆看在眼里。司隶校尉掌监察京师及三辅、三河、弘农等地，上可弹劾三公九卿，下能纠察郡县官吏，堪称皇帝的“耳目之臣”。陈庆素来尽责，见翟方进公然僭越，当即在前往甘泉宫的途中，草拟弹劾奏章，奏请成帝治其罪。成帝审阅奏章后，认为陈庆所言有理，虽念及翟方进平日善于察言观色、颇合己意，未加严惩，却也下令没收了他的马车，以示惩戒。
成帝与陈庆都没将此事太放在心上，翟方进却将这笔“账”牢牢记在了心里。他年少时受尽白眼，被人呼来喝去，正是这份屈辱，才让他发愤苦读，誓要出人头地。如今虽身居要职，可“不受欺辱”的执念早已刻入骨髓——陈庆的弹劾，在他看来，不仅是冒犯，更是对他“翻身”成果的践踏。
抵达甘泉宫后，陈庆与廷尉范延寿在宫舍闲聊。翟方进心中积着怨气，竟悄悄绕到窗边，侧耳偷听。彼时朝堂之上，官员间互相弹劾本是常事，或因政见不合，或因私怨纠葛。当时陈庆正因自己被人弹劾而心烦，对着范延寿抱怨道：“近来总有人找我麻烦，连份安稳日子都过不上。今日见翟方进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本就窝火，恰好他犯了僭越之罪，我便顺水推舟弹劾了他，也算出了口恶气。”
窗外的翟方进闻言，气得牙根发痒——原来你弹劾我，并非出于公心，只是拿我当“出气筒”！他强压着怒火，继续听下去。范延寿劝道：“被人弹劾是官场常事，何必如此介怀？”陈庆叹了口气，又笑道：“话是这么说，真要论罪，该怎么罚就怎么罚便是。大不了尚书台现在就把弹劾我的奏章递上来，我最多也就是在这里等着判罚。不过说起来，我以前做尚书的时候，也常有疏忽——有时候上奏的事忘了跟进，等想起来时，奏章都在案头搁了一个月。”
听到此处，翟方进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想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这陈庆倒是自己把把柄送上门来！”回到长安后，他立刻草拟奏章，弹劾陈庆“昔日任尚书时懈怠政务，延误奏章处理，渎职失责”。巧的是，此时尚书台弹劾陈庆的奏章也恰好递到成帝面前。成帝本就因陈庆“私怨弹劾同僚”之事有些不满，再加上翟方进的“助攻”，当即怒而下令，将陈庆数罪并罚，免去其司隶校尉之职。陈庆到最后或许都没想明白，自己不过是随口抱怨，竟落得如此下场——他偏偏得罪了翟方进这个“记仇”的主。
陈庆被免后，涓勋接任司隶校尉。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新上任的司隶校尉，要么是想为前任“报仇”，要么是天生耿直敢言，竟也与翟方进杠上了。按照西汉礼仪，司隶校尉的官阶低于丞相司直，且属“百官下属”，新官上任时，需先前往丞相府与御史大夫府拜见，行“下官谒见上官”之礼。当时翟方进任丞相司直、涓勋任司隶校尉，二人虽都是新任职，但涓勋的职位更低，理应先去拜见丞相薛宣与御史大夫王骏。可涓勋不仅没去拜见，见了翟方进时，更是态度傲慢，连基本的礼数都懒得讲究——或许在他看来，翟方进弹劾陈庆本就不公，自己没必要对这样的人客气。一来二去，二人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翟方进本就心胸狭隘，见涓勋如此“挑衅”，当即决定报复。他暗中派人跟踪涓勋，搜集其“罪证”。可涓勋平日行事谨慎，翟方进查了许久，只抓到两件“小事”：一是涓勋与光禄勋辛庆忌交往密切，常有私下游谈，被人传有“巴结谄媚”之嫌；二是一次涓勋乘车外出，途中遇见成都侯王商的车队，竟主动下车立于道旁，等王商的马车驶过才上车——在翟方进看来，这是“对诸侯过度恭敬，失了朝廷官员的体面”。
尽管证据单薄，翟方进还是以此为由，向丞相薛宣上奏，弹劾涓勋“不遵礼仪，结党营私，轻视上级，与丞相府对立”，请求薛宣罢免涓勋。薛宣审阅后，认为这些“罪证”不足以构成罢免理由，便将此事压了下来。翟方进的第一次报复，就这样落了空。
没过多久，一件震惊朝野的“灭门案”，让翟方进与涓勋的矛盾再次爆发。北地郡义渠县有个叫浩商的无赖，因作恶被义渠县长下令逮捕。可浩商竟趁夜越狱逃跑，义渠县长怒极之下，竟将浩商的母亲抓来，与一头公猪绑在一起，当众羞辱折磨，以此逼迫浩商现身。
浩商得知母亲受辱后，怒不可遏。他暗中联合兄弟，伪装成朝廷官吏，潜入义渠县长家中，将县长的妻子、儿女等六人全部杀害，随后逃之夭夭。这起“灭门案”上报朝廷后，成帝震怒，下令全国通缉浩商。不久后，浩商被抓获，判处死刑，其家人也被流放至合浦郡，永世不得返回原籍。
此案虽已了结，可其中的争议却未平息：义渠县长逮捕浩商本是职责所在，但若非他用极端手段羞辱浩商之母，也不会激起浩商的杀心。按西汉律法，官员滥用私刑本就有罪，即便县长已家破人亡，其罪责也不能一笔勾销。由于案件牵涉地方官员，且情节复杂，朝廷将此案移交丞相府，由丞相薛宣负责复审。
薛宣素来器重翟方进，认为他“明于律法，善于断案”，便将此案交给翟方进处理。可按照西汉司法流程，此类牵涉地方官员的案件，本应由司隶校尉负责监察督办——毕竟司隶校尉掌“纠察郡县”之权。涓勋得知此事后，心中极为不满：薛宣负责此案，他本无异议，可丞相不亲自处理，反而交给下属翟方进“督促”自己办事，这不仅不合规矩，更像是对自己的轻视。再想到前任陈庆被翟方进陷害罢官，如今自己还要受翟方进的“差遣”，涓勋更是怒火中烧。
于是，涓勋直接上疏成帝，弹劾丞相薛宣“推诿责任，以下属代劳政务，不合规制”。翟方进见涓勋竟敢弹劾自己的上司，当即抓住机会，再次上疏，弹劾涓勋“越级上奏，不遵官场层级，目无上级”。这一次，被弹劾的薛宣也动了怒——他本是好意让翟方进协助办案，却被涓勋扣上“推诿责任”的帽子，于是公开站在翟方进一边，支持弹劾涓勋。
翟方进这般“睚眦必报”的做派，早已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太中大夫平当第一个站出来，当庭反驳翟方进。平当素来以刚正闻名，他手持奏章，朗声道：“翟方进身为丞相司直，本应修身立德，为群臣表率，可他先自身违反驰道之制，犯僭越之罪。司隶校尉陈庆以公心弹劾，规正其失，翟方进不仅不知悔改，反而记恨在心，借陈庆闲谈之语构陷其罪，此乃‘恩将仇报’！后丞相薛宣因浩商案命掾史督促司隶校尉，涓勋虽越级上奏，却非大过，翟方进又借机弹劾，欲置之死地。观翟方进所为，皆以个人好恶行事，而非依据律法道德。若朝廷纵容此等行为，恐日后人人自危，言路堵塞！至于涓勋，平日行事公正，偶有小错，当予宽恕，以观后效，而非一贬了之！”
平当的话犀利直白，直击要害。众臣闻言，纷纷附和——将陈庆与涓勋的遭遇联系起来，可不正是翟方进“报复私怨”的铁证？翟方进站在殿中，后背瞬间冒出冷汗，他没想到，自己的心思竟被平当当众戳破，若成帝顺势追责，自己恐怕要前途尽毁。
可谁也没料到，成帝却话锋一转，力排众议道：“翟司直弹劾二人，皆有律法依据，不可因平大夫的猜测，便认定其出于私怨。涓勋越级上奏，确属违制。诏令：免去涓勋司隶校尉之职，贬为昌陵令。”
大臣们心中顿时了然——成帝此举，看似偏袒翟方进，实则是借此事敲打王氏外戚。此前涓勋与成都侯王商过从甚密，而成帝早已不满王氏专权，好不容易熬走了大司马王凤，怎容王氏再结党营私？贬黜涓勋，既是打压王氏亲信，也是向朝堂传递“不容外戚擅权”的信号。既然摸透了成帝的心思，众臣便不再多言，这场朝堂风波，最终以翟方进的“胜利”告终。
短短一年之内，翟方进便接连弹劾罢免两位司隶校尉，其“小心眼、爱报复”的名声传遍朝野。大臣们见状，无不畏惧，生怕不小心得罪他，落得陈庆、涓勋的下场。王氏外戚虽对翟方进不满，可他并未直接攻击王氏核心成员，且被罢免的陈庆、涓勋，确实与他有私怨，再加上大司马王音素来谨小慎微，不愿轻易与翟方进撕破脸，王氏一族竟无人敢站出来报复。
朝堂局势的变化，被淳于长看在眼里。淳于长是成帝的近臣，又与王氏五侯的外甥，此前曾帮薛宣稳固相位。他敏锐地察觉到，成帝有意疏远王氏，转而重用薛宣、翟方进等人，便立刻调整立场——不再亲近王氏舅舅们，反而主动向翟方进示好。此后，长安城中的“香满楼”里，常常能看到二人推杯换盏的身影。
翟方进虽为名利不择手段，可经平当一事后，也多了几分后怕——他深知，此次能扳倒涓勋，不过是恰好迎合了成帝打压王氏的心思，若下次失了“天时”，自己恐怕难以全身而退。如今淳于长主动递来橄榄枝，而淳于长既是成帝红人，又与王氏有旧，关键时刻能为自己“保驾护航”，翟方进自然欣然接受。二人各怀心思，却在“联手掌权”的目标上达成一致——属于他们的“独霸朝堂”之路，就此悄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