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是一个不算闭塞但也不怎么开放的城市，这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上。

　　尤其是我这样的老师，三尺讲台一把粉笔外加几十个青春绽放的孩子，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世界了。

　　我们同学间如果没事也极少联系，一年仅有的几次聚会也是因了外来同学，比如那次老五的到来，我们宿舍的几个姐妹着实热闹了几天。

　　除此以外几乎就是各过个的，几乎达到了鸡犬相闻，只是偶尔往来的地步。

　　一天，我正上课。

　　我一个办公室的李老师风风火火敲开了教室的门，说魏老师，快快，出事了。

　　我当时脑袋就轰的一下没了知觉。

　　我一介平民，从不着灾若祸，安份安己地过日子，而且这个城市除了老公别无一亲一戚，哪里来的事呢？

　　一瞬间，我有一万个假设，是老公喝多酒？

　　是家中失了火？

　　还是……我擦了擦头上的汗，告诉班长领大家先读课文。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庆幸自己第一次当班主任就遇到了那么一个懂事的班长，而且她的能力不在我之下，班级有好多棘手的事都是在她的帮助下圆满结决的，包括许多孩子的早恋等等。

　　后来这个班长老上了浙江大学，记得当时她的分数线到了清华可不知为什么她和她的父母一至认为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名牌大学。

　　这就没办法了，人生十字路口的好多选择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

　　它总有着当事人理直气壮又十分强硬的理由，这是外人所无法理解的。

　　既便是心心相通的师生有时也很难走进对方的心扉。

　　当时李老师拉着我形同绑架一般，边走边说，你快点，慢了就来不急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我边跑边喘息着说，你倒是快说呀，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尽管我的班长在极力地维持秩序，可那几十个脑袋早已乱烘烘地贴在了窗户上。

　　李老师说，一个电话，一个就要出人命的电话。

　　说是你的一个什么同学，正站在对面会计中心十八层的大楼上，是用手机打的，她说只有你才能救她，而你一旦不救她，她就纵身跳下粉身碎骨。

　　李老师说着上下牙不停地磕碰，仿佛冷得不行，可这分明是仲夏八月啊。

　　我听到这里一下子就站了下来，我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会计中心？

　　这个电话是男人打来的还是女人打来的？

　　女人，女人，一个十分好听的女人的声音，年龄好像不大，哎，我说小魏呀，你这个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

　　火都烧着眉毛了，你还摆斯文，快走吧，晚了就来不急了。

　　我挣脱了李老师的手返身就往回走，我说你就让她跳吧，保证有人给她收尸。

　　李老师却上前一步紧紧抓住我说，小魏，这可是非常时期，你可由不得性子。

　　哎，我可怜的同事啊，这么点小技俩都不能识破，还口口声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就这本事怎么来做越来越狡猾的学生的思想工作啊？

　　我一时摆不脱李老师的纠缠，只好跟她往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对面楼上有白花花的阳光洒下来，本应该是一个心情不错的日子。

　　我没好气地接起了电话，说，你跳吧，不跳就是孬种。

　　一向以说脏话为耻的我竟然当着几位紧张地注视着我的同事的面骂开的人。

　　电话里传出蔡青青夸张的大笑，好你个老四，到底还是没能逃出你的猜测，我给老二老大打她们都吓疯了，马上打车就过来了。

　　看起来你真是高人，同她们不一样不一样。

　　我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正在上课，一会误了课时，教务处是要扣我的奖金的。

　　她又是一阵大笑，说，老四啊，就你那点奖金还值得扣吗？

　　这就不对了，她不是生了孩子在家靠老公过日了呢吗？

　　怎么出口就这么狂了，莫非是和刘扬一样捡了大钱包？

　　我说，老三，我求你了，有事快说，我真的在上课，而且你做的也太过份了点，你把我的同事都吓坏了，你干嘛非要那么说啊？

　　不那么说，她能给我找你吗？

　　不那样说，中午的聚会能凑齐人吗？

　　接下来她也不管我是多么愤怒，多么焦急，只是自顾自地说，她如何如何时来运转了，如何如何考上了会计核算中心了，今后将是国家正式公务员了。

　　还说，她已将孩子送到了姥姥家，明天起她将开始全新的人生。

　　我懵懵懂懂地听着，仿佛说的是远古洪荒的老掉牙的故事。

　　最后她说，中午在“楼外楼”请客，还说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不去就不够姐妹意思。

　　我回转身看了看依旧在擦汗的李老师，愤愤地说，吃饭就免了吧，不过我的同事被你吓出了病，这个医药费我一定要找你报销。

　　然后愤愤地扣下电话，径直走向了教室。

　　那个中午我没赴宴，也没吃饭，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狠狠地非常过隐地生了一回气。

　　这他妈的蔡青青，玩人不是？

　　哪有这个道理。

　　后来我又想她那个孩子，这孩子我是见过的，就在她生孩子的当天，听说她进了医院，紧忙慢忙还是没赶上给她助威。

　　尽管那个时个自己还没生孩子，可是听老辈人讲生孩子就是女人过鬼门关，尽管有些夸张，不过还真是很吓人的。

　　当自己生了孩子就知道了，其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生的职业道德也高了，大概说害怕只是家属和朋友，生孩子的女人往产床上一躺也就一切都无所谓了，任你勾拉还是切割。

　　当我赶到医院时蔡青青已经躺在了病房的床上，身边一个小小包袱，包袱的上端露出粉乎乎的一个小脑袋。

　　肖健第一句话就说是个女孩。

　　那表情也看不出是高兴还是遗憾，因为这个家伙本来就有点假洋鬼子的做派，再经历了生活这么多年的磕碰，隐藏得就更深了。

　　我说，女孩好啊，当老丈人总比当老公公要威风得多。

　　肖健当时好像还是咧开嘴像征性地笑了笑。

　　可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孩子，到现在也不过只有两周岁吧，也就这个样子，一下子就离开妈妈去了那么偏僻落后的小县城，一下子离开了妈妈，一下子要适应那个老得不成样子的姥姥，她能行吗？

　　这肖健和蔡青青是怎么啦？

　　不是说虎毒不食子吗？

　　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正是需要和父母多勾通的时期，怎么好说拿走就拿走了呢？

　　两周岁的孩子完全可以送个人开办的幼儿园，或者干脆就找个家庭保姆也未偿不可啊。

　　就现在蔡青青和肖健的收入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啊。

　　结果那个中午我没吃也没睡，胡思乱想了好多好多，可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能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