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公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都是西方社会所盛行的圣诞节，它的前一夜则是大名鼎鼎的平安夜。这是现今时代尽人皆知的。

　　可我所说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出生在农历正月十五的凌晨，正是雄鸡报晓时分。

　　因我属鸡，于是私下里觉得这真是恰逢良辰吉日，定是吉人天相，一生定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是邻居的老太太们却大不以为然，尤其是我的助产师（那时候在农村应叫她接生婆）。

　　她总是狠狠地吸一口手中那尺八长的老烟袋。

　　然后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在吐出的烟圈还没有完全散尽时说，这孩子生错了日子，找错了时辰。

　　这“男占二五八，女占三六九”，可你说这小丫头片子偏要和男人争抢，很难说这是个什么命。

　　说着她贯常地在我的脸上用那满是老茧的手刮一下，我于是很厌烦地向后躲去。

　　这个时候她就要一边用鞋底磕着老烟袋，一边哈哈大笑着说，这小丫头片子，怎么和我一点也不亲？一点也不像是我接出来的。

　　我看着她那高崇在后脑勺上颤抖不止的发籫和那因没牙而过度褶皱的嘴，心里说不尽的厌烦。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就是我的接生婆？

　　如果说今生没有好运，那也一定是她的罪过，你看她那一脸讨厌相。

　　于是就会深恶痛绝地躲得远远的，最好是今生不再相见。

　　我出生在农村，三十几年前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

　　那时候孩子多数在家里出生，很少有上医院的，除非是难产接生婆实在无计可施，可这样的孩子多半也活不下来，就是活下来也不傻即残。

　　所以说那年月接生婆是农村最好的赢生，其人也是最值得尊重的人。

　　可我却不这么想，我觉得人的出生应该是个美好而神圣的时刻，不说应唱赞美诗吧，也应该是在一个清静幽雅，温馨洁净的所在。

　　可这些可憎的接生婆却把人等同牲畜来对待。

　　她们接生所用的全套家什无外乎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剪子，一个直径尺八长的搪瓷盆亦或黑乎乎的泥盆，一小团白线。

　　具体做法是不择手段地将婴儿托出母腹，然后动作娴熟地用那把大剪子剪断脐带，再用一小段白线将脐带的断口一绑，接着把婴儿放在事先准备的那盆温水里洗一洗，包上后就算完事。

　　整套动作熟练到位，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然后她们总要装上满满一袋烟，在产妇涔涔虚汗中和新生儿不安的啼哭中吞云吐雾，直到吃下产妇家属给做的荷包蛋，再拿上谢礼，才从容地离去。

　　三天儿的时候，接生婆还要回来给孩子洗一遍澡。

　　叫什么？洗“骚儿”（大概是这两个字）？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这种环境中，这么拙劣的卫生条件下，竟然能比赛地一个个生存下来，磕磕绊绊地走完一生。

　　人们感谢接生婆，觉得她是除了父母以外自己最大的恩人。

　　我却一直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对我的接生婆一直存有偏见。

　　那时候农村人唯心得很，什么事都要讲求阴阳协调，更有“全命人”一说，也就是说这个人不能鳏寡孤独，最好还是儿女双全。

　　可是我的接生婆却是个寡妇。俗话说“寡妇冲一冲，犯了走马星”。

　　我自小爱动，一刻也闲不下来。

　　我想这一定是我的接生婆给我带来的恶运，也因了好动，几次都显些送了小命。

　　而且每次都在正月十四，我过生日的前一天。

　　于是我也唯心是认为冥冥中有什么在左右着我。

　　第一次是在十岁那年，正月十四去表叔家玩。

　　顽劣成性的小伙伴们一会跳上农村特有的大炕，一会蹿上窗台。

　　正当我们望乎所以的时候悲剧发生了。

　　表叔家的门带着我架在上面的胳膊飞速地冲进了门口，随着一声脆响，我的右臂肱骨中段成为两节。

　　我被拉长的皮肉挂在了门上，仿佛一只上吊而死的狗。

　　表婶嘴唇青紫，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远近闻名的洪骨大夫嘴里咝咝响着喷了一些酒，就在我的断臂处，然后用四块小木板将手臂绑了起来。

　　自始至终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我从他那额头涔涔的汗和一脸的不苟言笑中似乎读到了我这个年龄本不应该读懂的东……

　　是怜惜？是同情？还是外科大夫贯有的职业化了的不尽人情？

　　就在我在家休养的日子里，我的接生婆来了。

　　她带来了一脸的心疼、责备和一包方方正正的饼干。

　　她那时的神情仿佛我因出生时沾了她的手，这一辈子就和她揪扯不清了。

　　她仔细地绕着我看了看，说你啊，该死！是这块骨头救了你的命。以后的正月十四你要小心。

　　说着她拿起了老烟袋狠命地嘬了嘬，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透过不甚明了的窗玻璃，我看见一个模糊的形象渐行渐远：高耸的发髻，过膝的蓝布偏襟大衫，一双蹒跚的脚。

　　时光飞逝，一晃过去了十几个春秋。

　　我一直平平安安，但每到正月我就有一种大难临头之感，这可恶的正月十四，这个烂发畿言的老诬婆。

　　那一年，我把童年的这些不快忘的已经差不多了。

　　也是在正月十四里，我去学校上课。

　　正月的天总是亮得晚，再加上人们滥放烟花爆竹，早晨的空气就总给人一种氤氲的感觉。

　　十字路口有交警在站岗，让人觉得别样的安全。

　　可就在这种安全的感觉中，一辆红色的桑塔纳冲过停车线，呼啸着冲我而来，躲是来不及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此生休亦，真的没能逃出正月十四。

　　车把挂在汽车的倒车镜上，我紧闭双眼，任汽车将我生拉硬拽拖出四五十米。

　　交警在倒车镜玻璃的乱花碎玉中傻傻地站着，像一只吞了水银的纱皮狗。

　　人们潮水一样围了上来，可是只有语言没有任何行动。

　　我被司机孤独地扶了起来，潜意识告诉我，我还没有死，又一次逃出了正月十四的剿杀。

　　可我的腰却被青春以外的东西狠狠地撞坏了。

　　医院的CT机前，我被托出又送进，如是四五次。

　　腰伤后的大脑超乎寻常的清醒，看着CT机巨型的大嘴将我弱小的生命一次次吞没，我有一种霍然开朗的清灵。

　　人啊，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半口浊气、一幅皮囊，巨大者它不敌汽车，弱小者它难挡病毒，游走天地间很难有个定数，什么凶日吉时？

　　权当它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医生和亲友都建议我住院治疗，可我和爱人却默默地回到了家里。

　　一个骨伤，就是住院也没有立见奇效的仙丹妙药，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里暗含着一个“养”字，管他是谁出医药费呢，我还没奢侈到要去医院养骨伤的程度。

　　一个月后，我受伤的腰骨渐渐好转，可是卧床的三十多天却使我的双腿失去了行走的便捷。

　　当我一摇一摆出现在楼下时，人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这是我的荣幸，这是弱者特有的美好待遇。

　　母亲却不干了，她说，咱们得找人看看，这正月十四犯啥说道。

　　我一向口无遮拦，更加经此劫难愈发大彻大悟。

　　可那玩世不恭的话刚刚滑进喉咙，我却狠狠地将它咽了下去。

　　我看见，妈妈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抑愈和不安。

　　我佝偻着腰，在妈妈神圣、不安、无限期待的目光中走向“大仙”。

　　我很难装出虔诚的样子，心中只有一种好玩和游戏的感觉。

　　“大仙”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故意说一些让我信服的话，她说我的后背有一个痦子，她说我爱人的颧骨很高，她还说我的邻居是个戴眼镜的男人。

　　她说的我最不爱听的话是说我本年度还有血光之灾。

　　她还说，我碰上了一个对我一生运气都有裨益的接生婆，是她给我一生带来了好运。

　　妈妈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唯一计较这“血光之灾”。

　　我说，车也撞了，腰也伤了，正月十四也过了，哪里还有什么血光之灾，你不要听她胡说八道。

　　母亲却满怀惴惴，一脸的痛苦，她说，你就算是为妈妈想，快按大仙的办吧。

　　万般无奈中，我接过母亲手中的五色布条，按大仙的指教，在母亲殷殷目光的注视中，走向东北方向离家最近的几棵小杨树。

　　我知道，人有的时候所作所为不全是为了自己。

　　就像这次一样。

　　借着微曦的晨光，躲过路人探究的眼睛，做贼一样将它们挂在了树上。

　　早春的风轻轻拂过，五色布条随风飘摇，一种生命的张扬随之传播开来。

　　我知道，大仙也并非超人，无非是在用一种心理暗示而已。

　　五色布条带不走恶运，也飘不来吉祥。

　　可我坚信如果冥冥中真有神灵，那它一定会保佑我每一年的正月十四平安，每一年的每一天都平安。

　　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