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原来香港人也玩赖？我还以为他们从小受英式教育，守规矩、讲信用，不会像内地的企业那样喜欢拖欠货款。”蔡文青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港、澳、台，美、日、欧都一样，如果不是在账期上拖，就是在价格上压，要么就是在品质、交期上为难你，总之必占一样。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不是活不长，就是做不大。真遇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好客户，反而要提高警惕，九成九是骗子。”

　　安毅喝一口水接着说：“那些喜欢在场面上摆阔气的奸商，别看他们舍得花钱穷讲究，真到了具体交易的时候，就变得十分苛刻、吝啬。皮特黎就是这样一个人。”

　　皮特黎把即期支票换成30日期票后，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去他公司都联系不到他，后来，干脆连林小姐也不接我的电话了，公司另外安排一个女文员应付我，就是一问三不知的那种。

　　市场部经理申致远从BJ探亲回来，一进公司，就满脸笑容地招呼我去他的格子间，先是大声地谈起内地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继而又压低声音把公司里的几个总经理、副总经理数落了一番，最后才很关切地问起皮特黎换票这件事。

　　我将怎么认识的皮特黎到出货、换票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申致远听后皱了皱眉头说：“这个皮特黎我知道，付款信誉很不好。几年前就来过我们公司谈合作，我都没搭理他。你赶紧去了解一下他的背景情况，这笔货款要盯紧了，别又让其它部门的人说我们市场部好大喜功，总是受骗上当。”

　　以往市场部里的同事每次找回来一个新客户，申致远都说以前联系过，仿佛我们挖了他的墙角，跟其他国内外派干部相比，毕竟他在大华微呆的时间最长，谁都不好反驳他。在香港，差不多一半的男人英文名都叫“皮特”，我不认为申致远说的那个“皮特黎”，就这个号称“晶体管皇帝”的“皮特黎”，几年前大华微的晶体管芯片还没弄出来呢，但我也不想当面反驳他，就敷衍道：“好的，申经理，我这就去查一查他的背景。”

　　我站起身正要离开，申致远随手拿起一包BJ带回来的果脯塞给我：“明天礼拜六，要不你跑趟深圳帮我带点芯片给越秀厂的老龚，顺便也去看看你妹妹，路费我给你报销。”

　　老龚，龚卫民，是广州越秀半导体厂的业务经理。越秀半导体厂是国家八十年代重点投资引进的三十六条半导体生产线之一，有前道的芯片制造和后道的芯片封装，前道芯片制造一直没有运转起来，后道封装线勉强运转，却也是入不敷出。尽管厂里的主业要死不活的，身为业务部经理，龚卫民个人倒腾芯片却欢实得。他假模假样地跟申致远签了份代销合同，以香港大华微中国区总代理的身份自居，从大华微走私钟表和玩具芯片进海关，倒腾给内地大大小小的家庭作坊厂，几年下来赚得盆满钵满。

　　第二天周六只上半天班，申致远早早就把要带给龚卫民的芯片从库房里领出来交给我，还没到中午下班的时间就催我上路，千叮咛万嘱咐道：“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收现款！如果海关查到，就把芯片存关，打电话告诉我，我再让老隋去报关领取。”

　　那时海关官员只认识封装好的IC，芯片他们不懂也不知道价值几何，过X光机的时候一般不问，绝对想不到我们每次带过关的一小包芯片比黄金和白粉还贵。因为大华集团是中资机构，帮公司带货我们内心里都不认为是走私，特别是我们这些深圳有亲属的同事，跑一趟还能报销路费都挺乐意的。

　　龚卫民佝偻着背在罗湖海关外面探头探脑地等了一上午，他是个上海人，干瘦的脸上写满了“精明”二字，一见到我出来，就把我往没人的地方拉，一双绿豆小眼滴溜溜地乱转，时刻警惕着周围的情况。

　　“我说老龚你那么害怕干什么？跟地下党接头一样。”

　　“小心驶得万年船，毕竟是走私，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龚卫民把我领进一家门庭冷清的小餐馆，找个角落坐下，接过我递给他的芯片看了看标签内容，确认无误后塞进一个破挎包，瞅了瞅四下没人注意，背对大门，从挎包里掏出一大捆钱塞给我说：“不用点，是整数。我跟申经理每次都是这样的，尾款每月对一次。”

　　我把钱收进公文包，随便抽出一叠数了数，见没问题，就说：“好，我信你，另外，老龚，有件事跟你打听一下，你们越秀半导体是不是也封晶体管？”

　　“是啊，申经理以前拿你们家的样品给我试过，参数不行。”老龚否得很坚定，一点余地不留。

　　“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晶体管芯片性能已经改善了，不比日本芯片差，我们在香港卖得很好，供不应求。”

　　“是吗？那下次再带点样品我拿去试试。”老龚听了十分淡定，并不反驳，可脸上却是戏谑的表情，似乎在说：“骗我，你还嫩了点。”

　　“不过，今天不是向你推销我们家的晶体管芯片，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听说过一个叫皮特黎的香港人吗？就是那个号称晶体管皇帝的皮特黎。”

　　龚卫民眨巴着他的一双绿豆小眼，死死盯着我的脸，就像盯着一捆钞票一样：“知道啊，你找他干什么？”

　　我故作轻松地说：“他找我们买晶体管芯片，数额比较大，我例行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和公司信誉情况。”

　　“按理说呢，大家做生意都是凭自己本事吃饭，我也不好背后说别人的坏话。”龚卫民字斟句酌地说：“但是，毕竟我们是一家人，我还是大华微的中国区总代理嘛，哈哈，也有风险提醒的义务，我这么说，你应该是清楚的咯”

　　老龚人不坏，但笑起来很江湖，生怕别人察觉不到这笑背后的意味深长。我有时就烦他这点：“好吧，那他起家的历史你了解不了解？”

　　“了解嘛，不能说很了解，知道嘛还是知道一点的。都是江湖传闻，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是我告诉你的啊”龚卫民高深莫测地说。

　　在我的再三逼问下，龚卫民才挤牙膏一样讲了些没根没据的江湖传闻。原来，三十岁之前，皮特黎还只是香港环保署的一个普通公务员，七八十年代香港接收了很多欧美日倒腾过来的电子垃圾，还有不少检验不合格的电子零配件的残次品，简称“统货”。皮特黎把晶体管的统货以极低的价格论吨收进来后，测试分类、重新打印包装，再买给对品质要求不严的山寨厂。当时香港的钟表、玩具、小家电等消费品生产蓬勃兴旺，皮特黎下海后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统货的供应时有时无，也容易受到黑社会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做大后的皮特黎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封装厂。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由于多重原因，国内的半导体后道封装线大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缺乏芯片和市场。皮特黎在香港有购买日本芯片的渠道，也掌握了一定的海内外客户资源，以合作代工的形式，趁虚而入，一举做大，成为业内公认的“晶体管皇帝”。

　　“说起来，我们越秀半导体厂还是最早跟皮特黎合作的一家厂。三年多了，加工费到现在还没结清，已经成了一笔说不清的烂账。”龚卫民最后苦笑着说。

　　听了龚卫民的话，我的心情愈发沉重，担心那100片芯片的钱要不回来。

　　那段时期，我遇到的烦心事不少，几乎是一件接一件的。跟龚卫民分手后，我去找我妹妹安然，在香港买的东西要带给她。

　　安然从小贪玩不爱学习，还早恋，初中毕业就顶替母亲进厂工作，遇到内地国营企业普遍不景气，闲着无事，刚到结婚年龄就成了家，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是一塌糊涂。妹夫辛涛是自小就一起在厂里一起长大的同学，高高帅帅，一表人才，但也不爱读书，虽没什么本事，可心比天高，总跟人说算命的讲他三十岁后身家过亿。牛皮吹多了，自己也信以为真，早早地就端起了亿万富翁的架子，看啥都不顺眼，瞧谁都瞧不起。

　　去年深圳赛格集团属下的一家合资厂去老家工厂招女工，安然就应聘来到了深圳。深圳的工资待遇比内地高太多了，妹夫辛涛得知后也在厂里办理了停薪留职，打算来深圳找事做。知道他要来深圳，我登时头都大了一圈，连忙叫安然劝阻他不要过来。安然知道我看不起辛涛，不愿意帮他找工作，就赌气跟我吵了一架。

　　吵归吵，临走的时候，安然还是装了满满一大塑料袋的土豆、西红柿、苹果之类的瓜果蔬菜，让我带回香港。因为香港的果蔬要比深圳贵好几倍，不少人图省钱从深圳返港都会带些回去。我堂堂一个国家公派干部，不想省那几个钱，但拗不过安然，只好带回香港。

　　偏偏周一排队过关的时候，塑料袋承受不住满载的压力瞬间破裂了，在海关国际通道的验证大厅滚得一地都是，好几个老外也一起帮我捡，臊得我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偏偏在这个时候，还遇到了一个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