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冬天

　　那年冬天的雪，像是下不完似的。

　　从平安夜之后，几乎没有停过——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下，但隔一两天就有一场。刚扫出一条路，一夜过去又被新雪盖住了。先是细碎的小雪，然后是鹅毛大雪，再后来是那种不大不小、却不紧不慢、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雪。

　　学校提前放了假。大一新生考完最后一科的那天下午，我去校门口接她。她抱着几本书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看到我站在雪地里，跑过来，呼出的白气在空中散开。

　　“考完了？”

　　“考完了。”

　　她考完最后一科的那天晚上，对我说，寝室里只剩她一个人了——室友们三个都买到了回家的票，有一个前天就走了，另一个今天早上的车，还有一个说要去C市找同学玩。

　　“你呢？”我问她，“买到票了？”

　　她摇了摇头。“去Z省的票……窗口说这几天的都卖完了。”

　　我没有立刻接话。远处的工地在黄昏中安静下来，塔吊的轮廓在灰紫色的天幕上像一尊沉默的巨兽。

　　过了好久，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出来：“那就别走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

　　“留下来。”我说，“我照顾你。”

　　她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低下头，把下巴往围巾里缩了缩——那是她自己的围巾，米白色的，毛线织的，边角有一个小小的线头，她没有剪掉。然后我听到她轻轻地“嗯”了一声。

　　第二天下午，她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袋，敲响了我的门。

　　那个袋子不大，拉开拉链，里面装的东西整整齐齐——几件换洗的衣服，一本翻了一半的小说，一个笔袋，还有一卷灰色的毛线，插着两根竹针。

　　从那天起，那张书桌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用了。一半堆着她的书，一半堆着我的。她用右半边，我用左半边。学习的时候，我们面对面坐着，她低头看书，我低头做题。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翻页的声音。

　　雪灾就是在那几天里突然严重起来的。

　　先是停电。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头顶的灯忽然闪了一下，然后灭了。整栋楼都黑了。窗外的世界也是黑的——远处的路灯没有亮，教师新村的方向也没有亮。

　　“别动。”我说，摸到抽屉里的打火机。火苗跳起来的那一瞬间，她的脸在火光中明明灭灭，瞳孔里映着一小簇跳动的橙色光芒。她坐在原地，手里还握着筷子，没有慌张，只是安静地等着。

　　打火机的火苗烧久了有点烫手。我从抽屉里翻出半根蜡烛——上次停电时候剩下的，不知道放了多久——点着了，立在桌面上。

　　烛火不大，只能照亮桌面上小小的一圈。光晕的边缘，她的轮廓变得柔和了。她把筷子放下，轻声问：“电什么时候会来？”

　　“不知道。”我说，“可能一会儿，可能一晚上。”

　　她“哦”了一声，然后重新拿起筷子。“那趁面还没凉，先吃吧。”

　　那天晚上，我们用烛光吃完了那顿晚饭。面其实已经有点凉了，但谁也没有抱怨。

　　然后是停水。

　　自来水公司在第四天贴出通知——管道冻裂，全城大范围停水，恢复时间待定。房东在楼下那口老井上面装了一个手压式的泵头，整栋楼的住户都要从那里打水。水井不大，每次只能压上来半桶，要压好几下才能装满一桶。而且得排队。

　　那是我第一次提着两个空水桶，在零下几度的室外，站在一口水井前面，一下一下地压那个冰凉的铁把手。压了十几下，水才慢慢从管口流出来；装满两桶需要的时间不短。我提着水桶往回走的时候，水在桶里晃荡，洒出来一些，在结了冰的地面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上楼梯的时候，我歇了好几次。提到五楼的时候，腿已经开始发酸了。

　　“我来帮你。”她说。她走下几级台阶，伸手去接水桶。我把水桶换了一只手，没有给她。

　　“你提不动的。”

　　“你小看我。”

　　“不是小看你——是真的提不动。”

　　她撇了一下嘴，但没有坚持。她转身走在前面，替我打开了门。

　　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很简单。早上醒来，她去厨房烧水——用煤气灶，因为没电。我把昨天用剩下的水倒进盆里，两个人轮流洗漱——我先洗，她后洗，因为一盆水不能浪费，洗完脸还可以洗脚。然后吃早饭——通常是白粥，加一点榨菜。没有电饭煲，只能用煤气灶煮，米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滚着，白烟从锅盖缝隙里冒出来。

　　中午她看书，我也看书。偶尔她说“我念一段给你听吧”，就从她正在看的那本小说里挑一段，念给我听。她念书的声音很好听，不大不小，语速不快不慢，像冬天的午后从窗外斜斜照进来的那一缕阳光。下午我下楼去打水。她有时候会跟下来，站在旁边看着我压水。

　　有一个傍晚，太阳快下山了，天边的云被落日染成一层淡淡的橙红色，映在雪地上，像镀了一层金粉。她站在水井旁边，两只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看着天边那一片橙红色的云，没有催我，也没有说话。我压好水，把桶提起来，说：“冷吗？先回去吧。”

　　她应了一声，跟在我身后往回走。踩着我留在雪地里的脚印，一步一步，很认真，像怕踩偏了就会掉进什么地方似的。

　　停电的日子，天黑得特别早。下午五点多，屋里就已经暗下来了。我们点上蜡烛，在烛光里吃饭，在烛光里聊天，在烛光里靠着彼此，什么也不做。

　　有一个晚上，外面没有风，雪停了，月亮很亮。月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种银白色的光，把窗户映得很亮。她没有看书，我也没有做题。她靠在床头，手里握着那卷灰色的毛线——自从搬过来之后，每天晚上她都会织一会儿，两根竹针在她手里交替穿行，毛线一圈一圈地绕上去。

　　“你织的是什么？”我坐在床沿上，看了半天，忍不住问了一句。

　　她把半成品展开一点——看起来像是一条围巾的雏形，还没有收边，看不出长短。

　　“……围巾。”

　　“给谁的？”

　　她没有抬头。“你猜。”

　　我笑了一下。没有追问。窗外的月光和雪光交织在一起，透过玻璃渗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淡淡的白。房间里只有竹针交错时发出的细微声响——嗒，嗒，嗒——像一只极小的钟，在为这段日子一下一下地走着时间。

　　一月中旬，小年。

　　那天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她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今天几号？”

　　“腊月二十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了一句：“今天我十八岁了。”

　　我其实早就知道了——她的生日，我翻过她的学生证，记住了那个日期。我没有说“我知道”，因为那样会暴露我悄悄翻过她学生证的事。我翻了个身面朝她，说：“生日快乐。”

　　她把被子拉上来了一点，蒙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声音闷闷的：“你怎么知道的？”

　　“上次看到你学生证了。”

　　她没说话。但我看到她露在外面的那半张脸——从额头到鼻梁——慢慢变红了。

　　那天中午，我们去了市区。公交车在结了冰的路面上开得很慢，平时二十分钟的路程开了快一个小时。但最终我们还是到了。我带她去了一家蛋糕店，让店员拿了一个最小的蛋糕——真的不大，两个巴掌就能捧起来，上面有一朵奶油挤成的小花，花瓣歪歪扭扭的，旁边用红色的果酱写了四个字：生日快乐。她提着蛋糕盒子走在我前面，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不少。

　　晚上，停电还在继续。我们在桌上点了一根蜡烛，把蛋糕盒子打开，插上十八根细小的蜡烛，一根一根地点燃。烛火在她的瞳孔里跳动，周围的黑暗被这一小片光芒逼退了一点点。

　　“许个愿吧。”我说。

　　她闭上眼睛。双手合十。火苗轻轻摇曳着，她的睫毛在烛光中投下一小片柔和的阴影。她的嘴唇微微动了动，但我没有听清她在念什么——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出声，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念。

　　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睛，吸了一口气，把蜡烛吹灭了。那些小小的火苗齐刷刷地熄灭，一缕细细的白烟升起来，散在黑暗中。

　　“许了什么愿？”我问她。

　　“不能说。”她说，“说了就不灵了。”

　　我们分吃了那个蛋糕。没有电，没有音乐，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餐桌——我们把蛋糕放在书桌上，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床沿上，用塑料叉子一块一块地叉着吃。奶油沾在她嘴角边，她自己没有注意到。我指了指自己的嘴角，示意她。她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没舔对位置，奶油还挂在那里。她索性不舔了，看着我，忽然笑了一声——那种带着一点自嘲的、毫不设防的笑。

　　我也笑了。

　　那天晚上，她靠在我肩膀上，在黑暗中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到我差点以为是风声：“这是我过过的最好的生日。”

　　窗外的雪还在下。那根蜡烛燃尽了，最后一缕青烟在黑暗中散开，然后消失了。但她的那句话，还停留在那个瞬间的空气里。

　　腊月二十六那天上午，我去了一趟火车站，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买到去Z省的票。售票大厅里挤满了人，队伍从窗口一直排到门口，弯了好几道弯。电子屏上显示各个方向的车次信息，每一个窗口上方都挂着同一个牌子：X日内车票已售罄。

　　我站在售票大厅里，攥着那张刚买到的卧铺票，看了看那上面印着的目的地和时间——明天下午，开往Z省。然后把它折好放进口袋里。

　　回到家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切菜。听到我开门的声音，没有回头，问了一句：“你去哪了？”

　　“火车站。”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砧板上的胡萝卜才切了一半，几片厚薄不均的圆片散落在案板上。

　　“……买到票了？”

　　“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刀放下，拿起那几片切好的胡萝卜，放进碗里。

　　“明天下午的车。卧铺。到H市。睡一觉就到了。”

　　她说：“……好。”

　　她继续切胡萝卜。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比以前沉了一些。

　　我站在她身后。住处的窗外，天色已经暗下来了。

　　那天晚上，她的话变少了。不是生气——是那种“想把剩下的时间留起来慢慢用”的安静。她默默地收拾东西，把那袋半成品的毛线和竹针装进袋子底层，把几天前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我在旁边看着她把一件叠好的T恤放进袋子里，又拿出来重新叠了一次——其实第一遍已经很整齐了。

　　她只是想找点事情做。第二天下午，我送她去火车站。

　　候车室里全是人。过道、墙角、柱子旁边，到处挤满了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空气里混杂着泡面的味道、汗水的气味和各种说不清的气息，嘈杂的人声在低矮的天花板下嗡嗡作响。

　　我们找了一个角落站着。她背着那个不大的行李袋，一只手握着车票，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逸哥哥。”

　　“嗯。”

　　“我不在的时候……你会想我吗？”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反射灯光的亮——是另外一种。

　　我看着她的眼睛，然后忽然想起了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那段话在我手机里存了很久，忘了是在哪个论坛还是小说里看到的，但此刻它自己浮了上来。

　　“平时不会想。”

　　她的眼神暗了一下——非常快，但我捕捉到了。

　　我看着她，接上了下半句：“只有在两个时候才会想你。”

　　“什么时候？”

　　“呼吸的时候。”

　　话音落下的一刹那，她先是一愣。然后她的眼眶慢慢红了——不是那种要哭的红，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回应，千言万语最后汇成了一个轻轻的、只有两个字的回应。

　　“……我也是。”

　　候车室的广播响了。她排进了检票的队伍里，走几步就回头看我一眼。我站在原地，冲她挥了挥手。她第三次回头的时候，我旁边一个带着小孩的大妈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又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队伍里那个频频回头的女孩。她像是什么都明白了似的收回目光，没有多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回住处。路上的雪已经结成冰，踩上去硬邦邦的。打开门，屋里没有开灯，那根烧了大半的蜡烛还立在桌子上，旁边是那个空了的蛋糕盒子。蛋糕盒子上那朵歪歪扭扭的奶油花还保持着它被咬掉之前的样子。

　　我站在门口，没有关门。冷风从身后灌进来。

　　我在黑暗里站了很久。

　　忽然我抓起钥匙，冲下楼。跑到北门的时候，那辆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刚好停靠在站台边。我从后门跳上去，喘着粗气，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距离发车还有二十多分钟。

　　来得及。应该来得及。

　　公交车闯过了两个黄灯。司机大概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在一个即将跳红的绿灯前轰了一脚油门。到了火车站，我跑进候车室——检票口还没有关闭，队尾正慢慢吞吞地往前挪动。我站在队伍外面，踮起脚，目光在人群中飞快地搜索。一件白色的羽绒服，一个米白色的围巾——我看到了。她在队伍中间，低着头，正在把车票折好放进外套口袋里。

　　“小雪！”

　　她转过头来。

　　隔着十几个人头和几件鼓鼓囊囊的行李，她看到了我。她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不解，再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怎么——”

　　“跟我走。”我喘着气，隔着几个人对她说。

　　“……去哪里？”

　　“回家。”

　　她愣在那里。周围有几个乘客转过头来看我们，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在喇叭里催促着“抓紧时间检票进站”。队尾的乘客绕过她往前走了几步，她站在原地，没有动。过了很久，她终于抬起头。“……回哪个家？”

　　“我家。”

　　她站在队伍中间。站在拥挤的人群里。站在即将开往Z省的列车检票口前面。

　　然后她走出了队伍。

　　她一步一步地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到我面前。手里攥着那张车票，被她握得皱巴巴的。

　　“叔叔阿姨不会介意吗？”

　　“他们要是介意，我就带你住宾馆。”

　　她笑了一下。然后她把那张皱巴巴的车票递给了我，像递出一件自己已经不再需要的东西。

　　大年三十那天，Y市放晴了。持续了大半个月的雪终于停了下来，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阳光照在厚厚的雪地上，反射出耀眼的白色。

　　我们到家的时候，是我妈开的门。她看到我身后跟着一个女孩，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立刻堆满了笑容。

　　“哎呀，这就是小雪吧？快进来快进来，外面冷。”

　　叶雪莹有些腼腆地站在门口，低头喊了一声：“阿姨好。”

　　我妈连声答应着，拉着她的手把她领进屋里，嘴里不停地说着“路上辛苦了”“饿不饿”“渴不渴”。她一边应着，一边被我妈拉着坐到沙发上，面前很快被摆上了热茶、瓜子和糖果。她有些局促地坐在那里，双手捧着那杯热茶，不知道是该先喝还是先放下。

　　我爸从书房里走出来。他看到叶雪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然后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来了。”

　　“叔叔好。”

　　“嗯。”我爸应了一声，然后转身走进了厨房。

　　我跟着他进了厨房。他站在灶台前，正在处理一条鲫鱼。他拿起菜刀刮鳞的动作不紧不慢，刀刃碰到鱼鳞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旁边，洗了洗手，伸手去接他手里的刀：“我来吧。”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松手。“你去陪她。”他说。

　　我没有坚持。转身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在身后又说了一句，声音不大：“挺好的一个姑娘。”

　　短短六个字。我知道，这大概是我爸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

　　那天晚上，吃过年夜饭，我妈拉着叶雪莹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她坐在我妈旁边，两个人挨得很近，我妈时不时指着电视屏幕跟她解释什么——这个小品演员是谁，这首歌是哪一年的老歌。她听得很认真，有时候笑出声来，有时候侧过头看一眼旁边的母亲。

　　我坐在另一边的单人沙发上，隔着一个茶几的距离，看着她们。

　　十二点快到了，窗外开始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我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叶雪莹手里。

　　“小雪，这是阿姨给你的压岁钱。拿着。”

　　“阿姨，不用——”

　　“拿着。第一次上门，这是规矩。”

　　叶雪莹低头看着那个红包，红纸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上面印着烫金的福字。她攥着它，看了看我妈，又低头看了看那个红包，然后轻声说了一句：“谢谢阿姨。”

　　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窗外的鞭炮声变远了一些。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家这边，给第一次上门的女孩压岁钱，是有说法的。那意味着这个女孩是被这个家庭当作未来的家人来接纳的。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么多的讲究。我只是觉得看到她手里攥着那个红包的样子，心里有一种安静的、踏实的、像船靠岸一样的感受。

　　零点。窗外的鞭炮声和烟花声响成一片。

　　我和叶雪莹站在阳台上，看远处升起的烟花在夜空中炸开，化作五颜六色的光点，再缓缓坠落。她的脸被烟花的光芒照亮一瞬，又暗下去，又被另一朵烟花照亮。

　　“逸哥哥。”她的声音在鞭炮声中显得有些远。

　　“嗯。”

　　“明年还会下雪吗？”

　　“不知道。可能会吧。”

　　她把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十指交叉。

　　烟花还在不停地升空，爆炸，散落，把夜空照得忽明忽暗。她望着漫天散落的碎光，没有看我。

　　“那明年，后年，大后年……我还想和你一起过年。”

　　风从远处吹来，裹着硝烟的味道和冬天的冷意。我握紧了她的手，没有松。她也没有。

　　春晚已经结束了。客厅里传来我妈收拾桌子的声响和我爸关电视的声音。远处某个小区的烟花还在零散地响着。

　　然后我的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一个名字——那个我在通讯录里存了很久、很久没有亮起的名字。

　　秦嫣嫣。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没有立刻接。冷风从领口灌进来，我低头看着屏幕上那个名字，它一跳一跳的，在黑暗中闪烁着。

　　“逸哥哥？”叶雪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手中亮着的屏幕。她没有追问。

　　我按下了接听键。

　　“……喂。”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拍。然后她的声音响起来，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透过电流传过来，有些失真，但仍然是熟悉的。

　　“白方艺。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然后是一阵沉默。

　　沉默持续了几秒钟，那几秒钟里，我听到电话那头隐约传来有人在说英语的声音——机场广播或者路人的交谈。她大概是在某个机场。

　　“……你还好吗？”

　　“还好。”我说。

　　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她的声音又响起来，比刚才更轻了一些：“我在美国了。”

　　“……我知道。”

　　“这边什么都好，就是吃不到好吃的中国菜。”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白方艺。”她叫了我的名字，然后停顿了一下。

　　电话那头的背景音忽然变小了——她大概走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

　　“等我回来。”

　　我站在阳台上。握着手机。寒风从领口灌进来，但没有刚才那么冷了。烟花还在远处断断续续地响着。

　　我张了张嘴，想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想说“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想说很多话。但最终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侧过头，看了一眼客厅里——叶雪莹正蹲在茶几旁边，帮我妈收拾果盘。她把橘子皮一块一块地叠在一起，动作很专注。电视里的春晚已经结束了，屏幕上的雪花点映在她脸上。

　　秦嫣嫣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看了一眼屏幕——通话时长，不到一分钟。一条短信还留在收件箱里。四个字。“等我回来。”

　　叶雪莹站起来，端着收拾好的果盘走向厨房。经过阳台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侧过头看了我一眼。她没有问我是谁打来的电话，没有问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她只是站在那里，隔着茶几和半掩的阳台门，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轻声说了一句：“外面冷。进来吧。”

　　我站在阳台上又停了两三秒。然后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推开阳台门，走进了屋里。

　　第二天早上，阳光照进来，落在她熟睡的脸上。她的睫毛在光线下微微颤动，呼吸均匀而绵长。昨晚那通电话，像一场隔年的梦，已经淡去了轮廓。

　　窗外是晴空万里。远处的屋顶上，积雪正在慢慢融化。新的一年已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