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像一把淬了冰的刮刀，从海河上刮过来，顺着成都每一条灰扑扑的巷子横冲直撞，卷起地上的煤渣和枯叶，发出鬼哭一样的哨音。白方艺就是在这哨音里，从一辆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长途汽车上跳下来的。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棉袄，根本挡不住这穿骨的寒气。

　　他今年十九岁，来自离成都一百多里外的冀东农村。来之前，他爹把家里仅有的三十块钱和二十斤粮票塞给他，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找个正经活儿，进工厂，当工人，那才叫铁饭碗。”可白方艺心里想的，却跟“铁饭碗”隔着十万八千里。他脑子里盘旋的，是村里大喇叭偶尔播放的广播相声，是那些能把人逗得前仰后合的声音，是声音背后那个被称作“成都”的、据说遍地都是奇人趣事的热闹地方。

　　他在车站附近游荡了两天，钱花得七七八八，才在一个叫“南市”的地方找到了落脚的可能。南市，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透着一股子繁华劲儿，可真走到里面，才发现那繁华早已是褪了色的旧梦。这里曾是与BJ天桥齐名的娱乐中心，聚集了无数的商铺、戏院和茶园。但现在，许多店铺门窗紧闭，墙上贴着层层叠叠的标语和大字报，颜色由鲜红褪成了暗粉。只有那些蛛网般交错的狭窄胡同和老式建筑，还在顽固地诉说着昔日的喧嚣。

　　白方艺的工作，是在一个叫“共和茶社”的地方当杂役。说是杂役，其实就是扫地、擦桌、倒痰盂、给后台的角儿们打水跑腿，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工钱少得可怜，但管一顿午饭和一席地铺，对他来说，已是天大的恩惠。

　　共和茶社藏在南市一条叫“燕子胡同”的深处，门脸不大，一块褪了色的木匾上，“共和茶社”四个字被岁月侵蚀得几乎辨认不出。走进去，一股混杂着廉价茶叶、汗味、烟草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茶社里光线昏暗，几十张油腻的八仙桌和长条凳挤在一起，墙皮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里面的青砖。正前方是一个半人多高的简陋舞台，铺着掉色的红地毯，背景是一块画着山水的破旧幕布。

　　白方艺第一天上班，就被这里的景象震住了。这和他想象中灯火辉煌的“剧场”完全不同。台下的看客稀稀拉拉，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头，揣着手，眯着眼，花几分钱买一壶高碎，就能在这里耗上一下午。他们对台上的表演似乎并不在意，更像是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寻一个能打盹的暖和去处。

　　他第一次见到石振生，是在后台。那是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堆满了破旧的桌椅和戏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廉价化妆品的味道。石振生正坐在唯一的靠背椅上，对着一面布满裂纹的镜子闭目养神。他约莫五十多岁，身材瘦高，穿着一件半旧的深灰色长衫，面容清癯，两道法令纹深得像刀刻上去一样，嘴唇抿成一条严厉的直线。他没化妆，脸上却像戴着一张面具，看不出任何情绪。

　　茶社老板弓着腰，谄媚地对白方艺介绍：“白方艺，这是石先生，咱们这儿的台柱子。以后机灵点，好好伺候石先生。”

　　白方艺怯生生地喊了声：“石先生好。”

　　石振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白方艺和周围的空气没什么区别。

　　那天下午，轮到石振生上台说单口。白方艺躲在舞台侧面的幕布后面，偷偷往外瞧。只见石振生不紧不慢地走到台中央的桌子后面，坐下，端起茶杯呷了一口，然后拿起桌上的一块乌木镇纸，不轻不重地往桌上一拍。

　　“啪！”

　　一声脆响，不大，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瞬间让整个茶社安静了下来。那些打瞌睡的老头们，竟都缓缓地抬起了头。

　　石振生没有立刻开口，他的目光在台下缓缓扫过，那眼神锐利而沉静，仿佛能看穿每个人的心思。然后，他才慢悠悠地开了口，声音不高，却异常清晰，带着一种奇特的韵律感，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他说的是一段传统段子，《解学士》。白方艺在广播里听过别人说的版本，闹腾，火爆。可石振生说得不一样，他语速平缓，没什么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全靠声音的抑扬顿挫和眼神的微妙变化来塑造人物、营造气氛。他说到书童的小聪明时，嘴角会勾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讥诮；说到解学士的窘迫时，眉毛会轻轻一挑。那些包袱，不是猛地炸开，而是像水底的暗流，在你没防备的时候，轻轻一推，让你忍不住会心一笑。

　　整个下午，白方艺就那么站着，忘了腿酸，忘了肚饿。他看着石振生一个人，一张嘴，一块镇纸，就掌控了整个舞台，将那几十个昏昏欲睡的灵魂牢牢攥在手里。他觉得，那小小的舞台，在那个瞬间，变成了一个由石振生主宰的、无比广阔的世界。

　　演出结束，石振生回到后台，依旧是那副冷漠的样子，仿佛刚才在台上发光发热的不是他。他脱下长衫，换上棉袄，拿起自己的搪瓷茶缸，一言不发地就准备离开。

　　白方艺鼓足了全身的勇气，冲上去，结结巴巴地说：“石……石先生，您……您说得真好！我……我也想学说相声！”

　　石振生停下脚步，终于第一次正眼看他。那目光像两把锥子，扎得白方艺外套底下的皮肤一阵刺痛。

　　“学相声？”石振生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那声音比外面的西北风还冷，“你？配吗？”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风雪里。白方艺呆立在原地，脸上一阵火辣辣的，仿佛挨了一个无形的耳光。但他心里，那颗被石振生的表演点燃的火苗，非但没有熄灭，反而烧得更旺了。

　　门里门外

　　在共和茶社的日子，像一口慢火熬着的老汤，平淡，却也滋味复杂。白方艺渐渐摸清了这里的门道。茶社虽然破败，但后台的规矩却大得出奇，这些规矩大多不成文，全靠心领神会。比如，石振生的茶缸子，除了他自己，谁也不能碰；他上台前坐的那把椅子，哪怕空着，别人也不能坐。这些规矩，都是相声这门行当里百年流传下来的，是“玩意儿”的一部分

　　。

　　白方艺成了后台食物链的最底端。他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生炉子，打扫卫生，把茶社里里外外拾掇干净。白天，他要给前台的客人续水，给后台的演员沏茶。茶社里除了石振生，还有两对说对口相声的演员。一对是四十多岁的师兄弟，叫王福田和赵兴旺，说的都是些歌颂新时代、插科打诨的段子，包袱不响，胜在热闹；另一对是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从某个区曲艺团解散后流落到这儿的总想着法子往市团里钻，把共和茶社当个跳板。

　　他们对白方艺这个“乡下小子”呼来喝去，从不拿正眼瞧他。白方艺也不在乎，他把所有的屈辱和辛劳都当成了学费。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偷艺。

　　相声是“口传身授”的艺术，师父不开口，徒弟就永远是门外汉

　　。石振生自从那天之后，再没跟白方艺多说过一句话，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白方艺知道，想让他主动教自己，比登天还难。于是，他只能用最笨的法子。

　　他把老板给的几毛钱零花，全换成了最便宜的作业本和铅笔头。每天演员们在台上说，他就躲在幕后，竖着耳朵听，手里飞快地记。相声的词儿快，他跟不上，就用自己发明的符号瞎画，画完了再趁着夜深人静，躲在后台的角落里，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一遍遍地琢磨，把那些零碎的片段串联起来。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画满了鬼画符。

　　白天，只要一有空，他就嘴里念念有词。扫地的时候，他嘴里是《报菜名》；擦桌子的时候，他嘟囔着《地理图》。为了不让人听见，他练就了“肚子里说话”的本事，嘴唇微动，声音只在自己的胸腔里打转。有时候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到后院的茅厕里，对着墙小声地背上一段。

　　石振生似乎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来，上台，说一个小时的单口，然后走人。他的活儿，永远是那些老段子，《大保镖》、《君臣斗》、《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些段子，在外面早已被批为“封建糟粕”，没人敢说了，只有他还在这里，固执地、一遍遍地说着。他的观众也永远是那几十个老头，他们像是来参加一场心照不宣的告别仪式，告别那些段子，也告别他们自己正在逝去的时光。

　　有一天，白方艺在后台烧水，听见王福田和赵兴旺在小声议论。

　　“老石这脾气，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王福田压低声音说，“市曲艺团的刘书记托人带话，想请他回去当艺术指导，给年轻人说说活儿，多好的事儿，他硬是给顶回去了。”

　　“可不是嘛，”赵兴旺接话，“人家说了，只要他肯去，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一笔勾销。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守着这破茶馆，说这些没人听的玩意儿，有什么劲？”

　　“他那哪是说玩意儿，”王福田冷笑一声，“他是把自己当成活祖宗供着呢。你看他那架子，好像这相声界没了他石振生，就得塌了天。”

　　白方艺默默地听着，心里却替石振生感到一阵不平。他知道，石振生不是放不下架子，他是放不下他心里的那份“玩意儿”。他说的相声，和他的人一样，有根，有骨头。不像王福田他们，说的那些段子，像水上漂的浮萍，热闹是热闹，却一点嚼头都没有。

　　那段时间，茶社的生意越来越差。电视机开始慢慢进入一些家庭，虽然还是稀罕物，但已经开始抢夺人们的注意力了。新的娱乐方式，像潮水一样，无声无息地侵蚀着共和茶社这片小小的沙滩。有时候，台下的观众还不如台上的演员多。

　　老板愁得唉声叹气，开始克扣后台的开销。午饭从一个馒头一碗菜汤，变成了一个馒头半碗菜汤。那两个年轻演员待不住，找了门路，终于调进了工厂的宣传队，走了。王福田和赵兴旺也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有石振生，还是每天准时到，不管台下坐着一个人，还是十个人，他都一丝不苟地把活儿使完。

　　白方艺看着他日渐萧索的背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觉得，石振生就像一棵在寒风中挺立的老树，树叶都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却依然倔强地指向天空。

　　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茶社提前打烊了。后台只剩下白方艺和石振生。白方艺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屋里暖和了许多。石振生那天破天荒地没急着走，而是坐在椅子上，对着镜子发呆。镜子里的人，显得格外疲惫和苍老。

　　白方艺犹豫了很久，还是端了一杯热茶过去，轻轻放在石振生手边的桌子上。

　　“石先生，喝口水暖暖身子。”

　　石振生没有看他，只是从镜子里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你，是真心想学这个？”

　　白方艺的心猛地一跳，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了：“想！做梦都想！”

　　石振生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的疲惫：“这行，早就完了。以前学艺，得‘三节两寿’伺候师父，学三年零一节，给师父效力一年，才算出师

　　。那叫‘规矩’。现在呢？没规矩了。人心散了，玩意儿也就死了。你跟着我，学不到什么，也落不着好，弄不好，连饭都吃不上。图什么？”

　　这是石振生第一次跟他说这么多话。白方艺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吸了吸鼻子，用尽全身力气说：“我不图什么！我……我就觉得，您说的那些个玩意儿，不能就这么没了。它要是没了，太可惜了。”

　　石振生的身体微微一震。他转过头，再次审视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白方艺的眼睛在炉火的映照下，亮得惊人，里面有一种他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的东西——一种不计后果的、近乎痴傻的炙热。

　　“可惜？”石振生喃喃地重复了一句，随即又恢复了那副冷漠的样子，自嘲地笑了笑，“傻小子。”

　　他站起身，拿起茶缸，像往常一样，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门外的风雪中。但这一次，白方艺觉得，那扇门里门外的界限，似乎有了一丝松动。

　　“撂地”的学问

　　那次雪夜谈话之后，石振生对白方艺的态度依旧冷淡，但白方艺能感觉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比如，他偶尔会在白方艺擦桌子经过他身边时，嘴里不经意地冒出一句贯口，速度极快，含含糊糊，像是在自言自语。白方艺知道，这是在“喂”他，考他的耳朵和记性。再比如，他有时会把换下来的长衫随手一扔，白方艺捡起来挂好时，会发现衣服口袋里塞着一张揉成一团的旧报纸，上面用铅笔写着几句段子的词儿，或是某个包袱的结构。

　　这些零星的、隐晦的指点，对饥渴的白方艺来说，不啻于琼浆玉液。他像一块干涸的海绵，拼命吸收着这点滴的甘露。他的进步，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那些原本怎么也理不顺的段子，经石振生这么一点拨，仿佛一下子就开了窍。

　　但这还远远不够。相声的学问，一半在书房，一半在江湖。光会背，不会使，那是“书呆子”，不是“艺人”。

　　这天下午，茶社里一个客人都没有，王福田和赵兴旺也托病没来。石振生一个人在台上，对着空无一人的椅子，说了一段《文章会》。他说得很慢，很仔细，像是在给自己听，也像是在给这空荡荡的茶社听。

　　说完，他回到后台，看到白方艺正拿着扫帚，嘴里模仿着他刚才的腔调。石振生没有骂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看了足足有一分钟。

　　“光说不练假把式，”他突然开口，“从明天起，你别在茶社待着了。”

　　白方艺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底。他以为自己偷艺被发现，石振生要赶他走。他手里的扫帚“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脸瞬间变得惨白。

　　“石先生，我……”

　　“出去，”石振生的语气不容置疑，“到街上说去。什么时候，你能让过路的人停下脚，从兜里掏出钱来，你再回来见我。”

　　白方艺愣住了。他这才明白，石振生不是要赶他走，而是要逼他去“撂地”。

　　“撂地”，是旧社会民间艺人最原始的谋生方式，也是最残酷的试炼场

　　。在街头巷尾画个圈，凭自己的本事吸引观众，讨个赏钱。这考验的不仅是技艺，更是胆量、眼力见和与观众周旋的本事。新社会之后，这种形式几乎绝迹了，没想到石振生竟让他用这种老法子来学艺。

　　第二天，白方艺揣着一个凉馒头，怀着上刑场般的心情，走出了共和茶社。他来到了南市最热闹的一片区域——那里曾经饭馆、商铺、小吃摊林立，叫卖声此起彼伏，是成都最具市井气息的地方

　　。他找了个背风的墙角，深吸一口气，学着记忆中老艺人的样子，清了清嗓子，开始说他背得最熟的一段《报菜名》。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

　　他的声音又干又涩，在嘈杂的街道上，小得像蚊子叫。路过的人，有的好奇地看他一眼，然后像看傻子一样摇摇头走开；有的则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一连说了十几遍，口干舌燥，嗓子都快冒烟了，却没有一个人为他停下脚步。

　　中午，他啃着冰冷的馒头，看着不远处一个卖炸糕的小贩。那小贩的吆喝声高亢嘹亮，带着独特的韵律，吸引了不少顾客。白方艺突然意识到，在街上，你的声音首先要能“钻”出去，要能盖过所有的嘈杂，抓住人的耳朵。

　　下午，他换了个地方，开始练习发声。他对着墙，对着电线杆，对着天空喊。他学着小贩的叫卖声，学着远处工厂的汽笛声，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有穿透力。几天下来，他的嗓子喊哑了，人也瘦了一圈，但声音确实比以前亮了、厚了。

　　他又回到了那个墙角。这一次，他不说《报菜名》了，那玩意儿太长，没人有耐心听。他说的是一些从石振生那里偷学来的、短小精悍的笑话和“垫话”。他把全身的力气都灌注到声音里，扯着嗓子喊。

　　“哎！诸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收钱，您就听个乐！”

　　终于，有三五个人被他的喊声吸引，停了下来，围成一个小圈。白方艺心中一喜，赶紧把准备好的段子说出来。可是，他说得磕磕巴巴，眼神慌乱，不敢看观众的眼睛。一个包袱抖出来，没响，围观的人发出无趣的嘘声，转身就走了。

　　一连半个多月，白方艺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失败。他被泼过冷水，被混混抢过讨来的几分钱，也被巡逻的民兵盘问过。他越来越瘦，眼神里却多了一股子不服输的狠劲。他开始琢磨，为什么自己留不住人？他发现，街头的观众和茶馆里的不一样，他们没耐心，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他们。

　　他开始观察街上的人。他看修鞋匠怎么跟顾客聊天，看卖糖葫芦的怎么逗孩子，看吵架的夫妇怎么互相挖苦。他把这些活生生的、带着成都味儿的语言和情景，偷偷记在心里。晚上回到茶社的地铺上，他把这些新东西和他学来的老段子揉在一起，反复修改。

　　这天，他又在街上开说。说的还是老段子，但他把里面的主人公换成了街角那个出了名的“妻管严”张二伯，把故事的场景搬到了旁边的“狗不理”包子铺。他学着张二伯说话的腔调，学着他老婆骂街的语气，惟妙惟肖。

　　人群中爆发出第一阵笑声。

　　这笑声像一道电流，瞬间击中了白方艺。他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他不再紧张，不再背词儿，而是和观众聊了起来。他指着一个看热闹的小伙子说：“这位小兄弟，我看你印堂发亮，是个要娶媳妇的相！”又指着一个大娘说：“这位大娘，您这身板，一看就是家里说一不二的‘总司令’！”

　　人群的笑声越来越大，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个段子说完，白方艺学着老艺人的样子，拿起破搪瓷缸子，团团作揖：“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叮当，叮当。几枚硬币落进了他的缸子里。

　　白方艺捧着那几枚带着体温的硬币，手在抖，心也在抖。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才算真正地摸到了相声这门艺术的门槛。

　　他不知道的是，在街对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石振生裹着他那件深灰色的棉袄，揣着手，默默地站了很久。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看不出表情的面具，但如果离得近，或许能看到他嘴角那一闪而过的、比冬日暖阳还要珍贵的笑意。

　　一块“醒木”

　　白方艺在街上“撂地”撂了一个多月。他从一开始的胆怯、笨拙，变得越来越游刃有余。他有了自己固定的“地盘”，也积累了一小撮固定的听众。他们管他叫“白方艺”，每天下午都会准时等在那儿，听他说上一段。他不再只是模仿石振生，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的东西。他的相声里，有南市的叫卖声，有海河码头的号子声，有工厂里流传的笑话，有邻里间的鸡毛蒜皮。这些东西，鲜活，滚烫，带着成都特有的咸咸的海风味儿。

　　他把每天讨来的钱，除了留下买馒头的，剩下的都交给了茶社老板，算是抵自己的饭钱。老板乐得合不拢嘴，王福田和赵兴旺看他的眼神也变了，从鄙夷变成了夹杂着嫉妒和惊讶的复杂情绪。

　　只有石振生，对他依旧不闻不问。白方艺每天晚上回到茶社，都会把当天遇到的趣事、想到的新包袱，像献宝一样说给石振生听。石振生从不评价，只是听着，有时候会从鼻子里发出一声不置可否的“嗯”。

　　但白方艺知道，师父在听。因为第二天，他总能“无意中”发现石振生喝剩的茶水里，泡着几片润喉的胖白方艺。

　　共和茶社的境况，却一天不如一天。王福田和赵兴旺最终还是走了，他们托关系进了一个区里的宣传队，虽然挣得不多，但总算是个“单位里的人”了。偌大的茶社，能上台的演员，只剩下石振生一个。

　　老板彻底绝望了，他跟石振生说，干到这个月底，茶社就要关门了。这地方，他准备盘给一个做棉花生意的亲戚当仓库。

　　消息传来的那天，后台的气氛压抑得像要下暴雨。石振生一整天没说话，只是一个人坐在那把破旧的靠背椅上，反复擦拭着桌上那块跟随了他几十年的乌木镇纸——行话里，也叫“醒木”。那块醒木，被岁月和手汗摩挲得油光锃亮，像一块温润的黑玉。

　　白方艺看着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过气。他知道，这茶社对石振生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一个说相声的地方，更是他最后的阵地，是他用来对抗整个世界的堡垒。如果堡垒塌了，这棵老树，也就无处扎根了。

　　晚上，茶社打烊后，老板和伙计都走了。白方艺没有走，石振生也没有。师徒二人，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昏暗的灯光下沉默着。

　　良久，石振生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白方艺，你也走吧。回老家也好，进工厂也好，都比守着这门死手艺强。”

　　白方艺猛地摇头，眼圈红了：“我不走！师父，您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面喊石振生“师父”。

　　石振生的肩膀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他没有纠正他，也没有回应。他只是缓缓站起身，走到舞台中央，看着台下空荡荡的座位，眼神里充满了白方艺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不甘，有落寞，有愤怒，也有一丝深不见底的疲惫。

　　“我八岁学艺，十六岁出师。拜的是相声门第八代‘宝’字辈的老先生。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别的，就会说相声。”石振生的声音在空旷的茶社里回响，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师父临终前跟我说，‘振生，把玩意儿传下去’。我答应了。可到头来……我连个说相声的地方都保不住。我愧对祖师爷，愧对我师父……”

　　他说着，这个一辈子没在外人面前流露过软弱的男人，眼角竟有些湿润了。

　　白方艺再也忍不住了，他冲到石振生面前，大声说：“师父！这地方不能关！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听，咱们就得说下去！明天，我上台！我跟您搭档，说对口！咱们两个人，能撑起这台戏！”

　　石振生愕然地看着他，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徒弟。他看着白方艺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年轻的脸，看着他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那火焰，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

　　“你？”石振生上下打量着他，“你才学了几天？你知道什么是‘尺寸’？什么是‘火候’？你上台，是想把祖师爷的脸都丢尽吗？”

　　“我不怕丢脸！”白方艺喊道，“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怕再也听不到您说相声了！我只怕这玩意儿，真的就这么没了！”

　　两人在舞台上对峙着，一个像即将熄灭的炭火，一个像熊熊燃烧的烈焰。

　　最终，石振生紧绷的身体，缓缓地松弛了下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无奈，有悲凉，也有一丝被点燃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希望。

　　他走回后台，拿起那块擦得锃亮的醒木，递到白方艺面前。

　　“拿着。”

　　白方艺颤抖着双手，接过了那块沉甸甸的醒木。它比想象中要重得多，上面仿佛凝聚了几代相声艺人的心血和魂魄。

　　“明天，”石振生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上台。说单口。就说你在街上练得最熟的那段。我在台下听着。要是说砸了，你我师徒的缘分，就到此为止。”

　　说完，他转身，佝偻着背，走出了共和茶社。

　　白方艺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舞台中央，紧紧地握着手里的那块醒木。冰凉的木头，在他的手心里，却渐渐变得滚烫。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块说书的道具，这是一份传承，是一次考验，也是他前半生所有梦想的重量。

　　他抬起头，望着台下那些在黑暗中沉默的桌椅，它们仿佛变成了一个个期待的观众。明天，他将第一次，也是决定命运的一次，站在这里，为他们，为师父，也为自己，说一段相声。可是茶社还是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