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正月十五刚过，我回到了Y市。

　　车站里的人比年前少了大半。我背着一个包，叶雪莹跟在我旁边，也背着一个包。我们的车次相差四十分钟——她往Z省，我往Y市。寒假结束了，她得回家待几天，陪陪父母，然后开学再过来。

　　在候车室里，她坐在我旁边，两个人中间隔着她那个不大的行李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偶尔侧过头看我一眼。

　　她的车次先到。她站起来，背上包，然后转过身看着我。

　　“到了给我发消息。”

　　“嗯。”

　　她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我没有站起来，坐在椅子上，朝她摆了摆手。她咬了咬嘴唇，转身走进了检票口。

　　我坐在候车室里，又等了四十分钟，才上了自己的车。

　　车窗外的风景一路向南。田野还是枯黄的，但仔细看，能看到一些早春的绿色从枯草的根部冒出来。春天还没有到，但已经在路上了。

　　到Y市的时候是下午。我走出车站，发现天气比年前暖和了一些。不是那种“可以脱外套”的暖和，是风刮在脸上不再像刀割一样了。地上的雪已经在化了，踩上去是湿漉漉的，鞋底带起一片泥水。

　　我没有直接回住处，先拐去了学校。

　　北门开着。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不认识的大叔，低头在看手机。我走过门卫室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眼——不是宋爹，也不是年前那个临时来顶班的大叔。是另一张陌生的面孔。

　　我在门卫室门口停了一下。

　　“请问一下，以前那个看门的大爷——姓宋的——他还在这里吗？”

　　大叔抬起头，想了想：“你说老宋吧？他不干了。过年前就辞了，回老家了。”

　　“……他有说去哪里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站在门卫室门口，愣了两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一路上我走得有点慢。宋爹辞职这件事，不是没有预兆——年前他生病卧床的时候，我就隐约觉得他可能会走。但那个时候我想的是：等开学了，我再好好跟他下几盘棋。结果没有以后了。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以前从来没想过要留——总觉得他就住在门卫室里，随时可以去找他。现在才发现，“随时”这个东西，是会随时消失的。

　　开学第一周，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平静。

　　老马也回学校了。他没有考上公务员——其实笔试过了，面试被刷下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我问他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他说先在学校待着，看看春招还有没有机会。任筱筱还陪着他。

　　小林和仲少也回来了。小林签了深圳的一家公司，待遇一般，但他挺满意的。仲少家里已经安排好了工作，回老家国企，等着拿毕业证直接上岗。

　　寝室里四个人，坐在各自的床上聊天。老马还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小林在吹他在深圳面试时遇到的奇葩HR，仲少靠在床头玩手机。一切看起来和以前一样。

　　但有一些东西不一样了。每个人的床铺都比以前空了一些——有些行李已经提前寄走了，有些书已经卖给了收废品的。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清楚：这个地方，我们住不了多长时间了。上学期那种“反正还有时间”的感觉，已经没有了。

　　开学后的第二个周末。下午我去找老马，路过公寓楼下的时候，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

　　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不大，小款的，就两个巴掌大小。我弯腰捡起来，拉开拉链看了一眼——里面有一沓现金，几份票据，一本存折，还有一张身份证。

　　身份证上的照片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国字脸，看起来挺正派的。名字叫王建林。

　　我翻开存折的那一刹那，心跳猛地顿了一下。

　　五十多万。

　　那串数字从个位数开始往上数——个、十、百、千、万、十万——五十三万七千四百。

　　我握着那本存折，站在公寓楼门口，风从楼间的巷道穿过来，吹得我眯了一下眼睛。

　　五十三万。我长这么大，经手过的最大一笔钱是学费，五千块。现在我手里握着五十多万。如果我想拿走——我可以拿走。这附近没有监控，没有人看到我捡到了它。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一瞬间，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不是没动心。是动心了。那种动心很短暂，像一杯热水在冷空气里冒出的白汽一样，升起来，然后就散了。我把存折合上，放回包里，拉好拉链。

　　然后我在公寓楼门口蹲了下来。

　　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在等那个失主回来找。

　　后来我贴了一张招领启事在北门外的公告栏上。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当天晚上，王建林就给我打了电话。

　　他在北门口找到我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比身份证照片上看起来年轻一些。他接过公文包，没有点数，只是翻了翻里面的票据，又看了一眼身份证，然后笑了。

　　“小方是吧？谢谢你。”

　　“你看看少了什么东西没有。”

　　他说不用看了。然后他从包里抽出那沓现金——大概有四五百块的样子，递到我面前：“这个你拿着，别嫌少。”

　　我推辞了一下。他坚持了一下。我接过钱的动作只犹豫了一秒——然后他笑了笑，把钱收回去了。

　　我愣了一下。他笑得更开了；“跟你开玩笑的。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

　　我也笑了。然后他又说：“一起喝一杯？”

　　那天晚上，王建林请我在学校旁边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他比我大八岁，自己做点小生意，经常在学校附近跑业务。他那个人讲话很实在，没什么架子，夹菜的时候会用公筷先给我夹一块，再给自己夹。吃到一半，他问了我一句：“你大四了吧？工作找好了没有？”

　　“……还没。”

　　“不急。”他说，端起酒杯呷了一口啤酒，“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比你还惨。兜里只剩几块钱，连一碗面都吃不起。”

　　我没有问他后来是怎么翻身的。因为我看得出来——他现在过得不错。但他提到那几年的语气里没有炫耀的成分，也没有苦尽甘来的那种刻意轻松。他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喝完了那杯酒，他把他的手机号码输进了我的手机里。

　　“以后在Y市遇到什么麻烦，可以找我。”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想这句话的分量。

　　三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徐茗。

　　“白方艺，我考上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她的嘴角一定是弯着的。BJ的那所学校。复试通过了，笔试本来就稳，面试她也没有给自己留下遗憾。那所学校在BJ，她要去BJ了。

　　“恭喜你。”我说。这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确实是真心为她高兴的——没有别的成分，就是纯粹的、替她高兴。

　　“谢谢。”她停顿了一下，“白方艺。”

　　“嗯。”

　　“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走不到这一步。”

　　我握着手机，没有立刻回答。窗外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落在书桌上，形成一小块温暖的光斑。

　　“你能走到这一步，是你自己走到的。”我说。

　　她没有再说话。但电话挂断之后，我看到她发来了一条消息，只有两个字：“保重。”

　　我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然后锁上手机，放到一边。

　　三月中旬，四人制足球赛开始了。

　　这是我们连续第四年报名，也是最后一年。大一的时候我们是一匹黑马，从三十多支队伍里杀进四强。大二，四强。大三，还是四强。今年是大四。最后一次了。报名那天，老马拿着一张报名表走进寝室，往桌上一拍。

　　“填了。”

　　我拿起笔，在队员名单那一栏签下自己的名字。签完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大学里最后一次在比赛报名表上签名了。

　　比赛安排在三月下旬的周末，一共打两天。第一天小组赛，第二天淘汰赛。

　　小组赛我们打得很顺。第一场对物理系，稳赢。第二场对化工系，小胜。第三场对经管学院——经管学院有一个校队的核心球员，去年我们在小组赛就输给他们，今年又遇上了。

　　上半场我们先丢了一个球。对方的中场一个人带球过了三个人，在禁区外起脚远射，球钻进了死角。丢球之后，我们一度有点乱。老马在后场吼了好几次。我的位置是左路，面对的是对方最强的边锋，一对一盯防。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被过他了一次。他过了我之后传中，中路包抄的人差点顶到球。虽然没有丢第二个球，但那次被过让我心里憋了一口气。

　　中场休息的时候，老马蹲在场边喝水，拧开瓶盖喝了一口，忽然说了一句：“下个学期大家就各奔东西了。”

　　没有人接话。远处，另一块场地上的比赛还在进行。

　　下半场，换边之后，我从左路带球往前插。老马在后场送出一脚直传——球有一点偏了，滚向了边线。我追上去，抢在对面上抢之前把球勾回来，然后扣了一下，变向内切——对方的防守球员被我晃开了一个身位。在那一瞬间，我起脚了。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绕过了对方后卫的头顶，越过门将的指尖，挂进了球门的远角。

　　球网抖动了一下。

　　“……球进了！”场边有人喊了一声。

　　我站在那里，看着球网里那个静止下来的球。那是我大学四年里，在正式比赛中进的为数不多的球之一。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还在这片场地上奔跑，老马他们还在，球还在。

　　下半场后半段，对方发起了猛烈的反扑。他们的前锋在禁区内摔倒，裁判没有吹点球。终场前几分钟，他们的中场又尝试了一脚远射，打在了门楣上弹了出去。

　　终场哨响。平局。我们靠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出线。

　　我们赢了——没有赢下比赛，但赢了足够多的东西。

　　第二天的淘汰赛，我们止步半决赛。

　　输得很正常。对方的整体实力确实比我们强，三个主力都是校队的，配合默契。输了一个干净的比分，没有什么争议。但终场哨响的那一刻，我还是站在场上，叉着腰，喘着气，看着对方队员互相击掌、拥抱。这一次，没有来年再战了。

　　老马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谁都没有说话。

　　然后我们四个一起走向场边。小林把球衣脱下来搭在肩膀上，露出一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仲少跟在后面。老马走在最前面，他的球鞋还是那双破破烂烂的，在水泥地上发出一声一声的声响。

　　走出球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两块篮球架之间拉着的球网还在风里微微晃动。明年这个时候，会有一批新的大一新生在这片场地上踢球。而那将与我们无关了。

　　傍晚回到住处的时候，叶雪莹已经在了。她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但她的目光不在书上，落在窗外，像是在看什么，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下午不是有比赛吗？”

　　“输了。”

　　她“哦”了一声，没有多问。然后她低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灰色的，软软的。一条围巾。

　　“……织好了？”我问。

　　她把围巾展开，长度刚好。她放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了一句：“送给你的。”

　　我接过那条围巾。手感很软，针脚很密。边角收得很整齐。我把它握在手里，轻轻握了一下，然后把它围到了脖子上——不太会围，绕了两圈，一边长一边短。

　　她看着我笨拙地调整围巾，没有笑我。只是安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挺好看的。”

　　我也没拆穿。在这样一个傍晚，手里握着一条刚织好的围巾，身上还穿着踢完球没来得及换的球衣，窗外的天正在慢慢暗下来。有一个人坐在屋里，等我回来吃饭。

　　那一天是三月下旬。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我已经不太冷了。

　　四月初的一个晚上，苏青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白方艺，我看好了一个门面。”

　　“在哪儿？”

　　“就是你们学校北门外那排新盖的商铺。你知道吧？教师新村对面那条街。”

　　我记得那片工地。我租的房子在六楼，每天打开窗户就能看到那片正在施工的区域——脚手架、绿网、堆在路边的沙石。去年冬天我搬过来的时候，那里还只有几根水泥柱子和半截墙。现在已经全部建好了。

　　“你想开什么店？”

　　“小超市。我看过了，那片区域没有像样的超市。学生那么多，生活需求肯定有。”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久没有听到过的兴奋——不是那种“试试看”的兴奋，是那种“我已经想好了”的兴奋。我沉默了片刻，她听出了我的犹豫，声音放轻了一些。

　　“白方艺，我上次跟你说的事……你考虑过没有？”

　　“什么事？”

　　“我们一起干。”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考公务员吗？笔试感觉没戏了。继续找工作？再投一轮简历，继续被拒。回N市？那跟认输没什么区别。守着一个刚萌芽的小超市从头做起。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不是一条清晰的路。但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不是那个画面——而是一个更早的画面。去年十二月。C市的公交站台上，我攥着那张火车票，不知道该去哪里。那一刻，我多希望有一个人在旁边对我说一句：“没事。有地方去的。”

　　也许——也许那个地方，可以是我自己建的。我拿起手机，给苏青发了一条消息。

　　“好。一起干。”

　　消息发送成功。我锁上屏幕，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窗外隐约能听到春天的虫鸣声，脆生生的，在夜风中传得很远。今年的春天，好像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