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前两个月,陈沐的生活只有三个地方:教室、球馆、宿舍。
早上六点起床,天还没亮。青岛的十月天亮得比广州早,六点钟东边的海平面上已经泛出一层鱼肚白。他穿着安踏的运动长裤和白色T恤,从宿舍跑到球馆,八百米的距离,跑完刚好出汗。球馆的门禁扫他的脸,机器报出“陈沐,校队成员”,通道打开。
韩正阳每次都比他早到。四十多岁的人,睡眠少,凌晨五点就醒了。陈沐推门进去的时候,他已经把球筐推到了罚球线,五十个球整整齐齐地码在里面,橘红色的篮球在灯光下泛着光。
“先跑五组折返跑,然后投篮。”韩正阳说。
折返跑从底线到罚球线,折返,到中线,折返,到对面罚球线,折返,到底线。一组四个来回,五组就是二十个来回。陈沐跑完,喘得像拉风箱,汗水从下巴滴下来,在木地板上留下深色的圆点。
然后投篮。五百个。接球,举球到额头,压腕,拨球。韩正阳站在旁边,手里没有哨子,只有一块平板,上面是“红鹰系统”的实时数据——出手点高度、弧度、入筐角度。每一个投篮都被记录、分析、打分。
“出手点还是低了。”韩正阳说,“举到额头,不是眼睛。”
陈沐调整。下一球,系统显示出手点高了五厘米。
“高了。”
再调。
“低了。”
再调。
投到第三百个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一组稳定的数据——出手点高度一致,弧度稳定,入筐角度落在最佳区间。韩正阳没说话,但也没再纠正。
那就是默认。
上午的课陈沐不敢翘。金融专业的课程不轻松,宏观经济学、会计学原理、高等数学,哪一门挂了都要补考。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桌上摊着笔记本,上面画满了供需曲线和导数公式。陆时寒坐在他旁边,看《证券投资学》,翻得飞快。
“你不记笔记?”陈沐问。
“记在脑子里。”陆时寒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陈沐看了他一眼,低头继续抄板书。他的字不好看,但写得慢,每一笔都写得很重,力透纸背。
下午四点,准时训练。
球队十五个人,分三组。大二、大三的学长是主力阵容,陈沐和宋天放分在替补组,跑战术、打对抗、做防守靶子。
第一次对抗训练,陈沐被安排防守大二的得分后卫,一个叫周扬的学长。周扬一米八五,比陈沐高三公分,体重也大一圈,突破的时候像一辆小型卡车。陈沐贴上去,被他用肩膀顶开,轻松上篮。
下一个回合,陈沐提前卡位,不让他接球。周扬绕了两圈,没甩掉,火了,推了陈沐一把。裁判没吹。陈沐没说话,继续贴。
“你有完没完?”周扬说。
“没完。”
训练结束后,韩正阳把所有人叫到中场。
“今天的对抗,防守最好的是谁?”他问。
没人说话。
“陈沐。”韩正阳说,“虽然他漏了七次,但他每一次都追回来了。你们其他人,被过了就站在原地看,是不是觉得防守不关你们的事?”
没人接话。
“跑十组折返跑,现在。”
全队开始跑。陈沐跑在最前面,不是因为他最快,是因为他想跑。
那天晚上,陈沐躺在床上,大腿酸得抬不起来。他用手机查了一下青岛蓝鲸的新赛季赛程,揭幕战是十一月初,主场对阵广州快船。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广州快船,他家乡的球队。评论区有人说:“快船今年外援不行,打不过蓝鲸。”也有人说:“蓝鲸主场从来不好打。”
他把赛程存了下来。
周末,陆时寒拉着他们去台东步行街。说“带你们见识一下青岛的烟火气”。
磁悬浮公交跑在专用道上,时速七十公里,车窗外的城市在快速后退。青岛的秋天是干爽的,不像广州那样闷热,也不像广州那样一到秋天还是满眼绿色。这里的法桐叶子开始发黄,阳光照上去,金灿灿的。
台东步行街人挤人。两边是各种小吃店、奶茶铺、服装店,招牌层层叠叠,五颜六色。空气里混着烤鱿鱼、炸串、糖葫芦的气味,热腾腾的,像一锅杂烩汤。
陆时寒带他们去吃“王姐烧烤”,说本地人都吃这家。烤鱿鱼、烤鸡翅、烤羊肉串,端上来满满一盘子。宋天放吃了十串羊肉串还不够,又加了五串。
陈沐不怎么饿,吃了一串烤鱿鱼,味道还行。
“你平时放假干什么?”陆时寒问他。
“打球。”
“除了打球呢?”
陈沐想了想。“没了。”
“你的人生只有篮球?”
“差不多。”
陆时寒摇了摇头,表示无法理解。
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家安踏专卖店。橱窗里摆着一双新款的篮球鞋,黑金配色,鞋身线条凌厉,鞋舌上印着“KT-13”的标志。陈沐站在橱窗外面看了几秒,然后走了。
宋天放跟在后面,问:“你那双KT-11还能穿多久?”
“一个赛季吧。”
“那明年换新的。”
“嗯。”
十一月,HCUBA开赛。
青科大第一场客场对阵中国海洋大学。韩正阳没有让陈沐上场。
他坐在板凳末端,双手撑在膝盖上,看着场上的人跑。宋天放打了十八分钟,得了12分7个篮板,在内线像一台推土机。每次进球,他都会看向板凳席,朝陈沐的方向点一下头。陈沐点回去。
比赛赢了。青科大赢了11分。
回学校的大巴上,大家都在笑,有人放音乐,有人在刷手机。陈沐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青岛的夜景从车窗外掠过,路灯、高楼、磁悬浮轨道的银白色弧线,一格一格地往后退。
宋天放坐到他旁边。“你没上场,不失望?”
“不失望。我还没准备好。”
“你会准备好的。”
陈沐没说话。
大巴驶过胶州湾大桥,桥下的海水是黑色的,看不到波浪,只有路灯的光在海面上拉出长长的倒影。
他看着那片海,想起了父亲陈建国摊开地图、用手指点着青岛的那个晚上。
“嗯。”他说,“我会准备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