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有条不紊地道：“朕听说，当初父皇对王参政言听计从，可新法实施之中，政令未必上传下达，新党之中也非铁板一块，以致屡遭不顺。况且政令分派地方，天高皇帝远，谁也不知地方做得怎样，是否有层层克扣。”

　　苏轼道：“官家此言切中肯綮，所说正是弊病所在，当初新法施行之时，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等兴造西事，兵民死伤者不下二十万。先帝临朝悼悔，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

　　赵煦听到这里，神色微微一黯，沉默片刻，才道：“正如苏卿所言，朕也深以为然，有些不合时宜的严苛法令，还是废除了为好。纵然有损绍述之意，但也是出自为民。先帝若九泉之下有知，想来也不会怪罪。”

　　苏轼听罢，欲言又止，斟酌了一会，终于道：“官家所言极是。但臣斗胆问一句，官家想废除哪些法令？又凭什么标准来判定‘不合时宜’？”

　　赵煦一怔：“此话怎讲？”

　　苏轼脸色凝重，道：“臣的意思是，若连标准都还没想清楚，只说‘不合时宜的就废除’，那和当年旧党全盘否定新法，又有什么分别？旧党说新法害民，便一股脑全废了；官家若说‘不合时宜’就废，今日废这个，明日废那个，到头来，绍述二字还剩几分？”

　　赵煦沉默不语，安焘却忍不住道：“苏学士此言，也太犯上不敬了罢？官家推行法度，自有考量，你这般揣度圣意，居心何在？”

　　苏轼听他这么说，也自知失言，于是低下了头，道：“是，臣这话确是说得重了，还请官家恕罪。”

　　赵煦摇头道：“哪里的话？苏学士此言不无道理，朕对推行新法之事，之前一直有些困惑，此刻听了苏学士之言，这才茅塞顿开，苏学士尽管大胆直言，朕正想听听。”

　　苏轼闻言，抬起头来，只见赵煦目光平淡，殊无半点怒色，心中稍安，便道：“是，恕臣无礼，官家说是‘为民’，可‘为民’二字，说易行难。青苗法在鄞县是惠民，到了河北就成了扰民，同样的法令，换个地方，换个执行的人，结果天差地别。官家若没有一个切实的标准，只凭一句‘为民’，那章惇亦可以说他是‘为民’，旧党亦可以说他们是‘为民’。到了那时，官家又听谁的？”

　　赵煦眉头微皱，道：“那依苏卿之见，朕该如何？”

　　苏轼道：“臣不是要驳官家的话，只是想说废除也好，保留也罢，总得有个章程。哪些法令该留，哪些该改，哪些该废，官家心里要先有数。不能今日听了臣的话，就废这个；明日听了章惇的话，又留那个。那样只会朝令夕改，底下的人无所适从。”

　　他顿了顿，又道：“王相公在鄞县试行青苗法，确有成效。可一推广到全国，南北方民情各异，执行之人又非个个如王相公一般有操守，这才出了乱子。臣担心的是，官家让臣在定州试行，若成了，再推广全国，这和当年王相公的做法，有何不同？”

　　安焘在一旁听着，心头微微一紧，苏轼此言，分明是在质疑官家的决策。

　　不料赵煦听完，非但没有不悦，反而眼中一亮，笑道：“苏卿问得好。朕正要说这个。”

　　他正色道：

　　“此事朕原本也大惑不解，但潜心思索多年，终于有所省悟，发觉其中道理，便是在于一个‘急’字与‘渐’字的差别，当初父皇执政，一心只盼国富民强，往往操之过急，要一举而使天下百姓丰衣足食，殊不知却是积重难返。”

　　苏轼道：“道理确是如此，官家这么说，可是思得良策？”

　　赵煦道：“朕想来，只须天下各州协力以赴，期之以五十年、一百年，缓缓推行，决无不成之理。”

　　“王相公要的是‘天下大同’，朕没那么大口气。朕只求各地都能找到自己的法子，哪怕笨一点、慢一点，只要管用就成。”

　　苏轼听到这里，眼中光芒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却又没有立时开口。

　　但一旁的安焘却是越听越惊，他万万没想到，这位年轻的天子，竟能说出“期之百年”这样的话来。

　　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是恨不得三年见效、五年功成？

　　安焘心中只想：“官家这一番话，气度格局，已远非寻常帝王可比。”

　　念及于此，他忍不住向赵煦望了一眼，却见这位赵官家神色从容，竟像是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一般，心中更是大为震撼。

　　他再瞥了一眼苏轼，只见他神情复杂，也不知是被官家的话所震动，还是另有思量。

　　赵煦瞧着苏轼这副模样，笑道：“苏卿可是觉得朕这法子太慢？”

　　苏轼摇了摇头，道：“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阴，这也算不了什么，臣只是担心......”

　　赵煦奇道：“担心什么？”

　　苏轼迟疑了片刻，似乎再下什么很大的决心，终于道：“后世之君，未必如官家一般明断是非，执行之人，也未必不含一点私心。”

　　这话可说是直斥后世之君，大逆不道了。若被朝中新党众人得知，苏轼定要大遭弹劾。

　　安焘听到这里，亦是心中一紧，暗忖：“这苏东坡的胆子也太大了，就算直谏，大可以委婉一些，官家总是能听进去的，又何必如此？”

　　他惴惴不安地瞧了赵煦一眼，却见官家面色如常，并无怒意，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随后，他转念一想，其实苏轼这话虽说得直白，却不无道理，再好的法子，也架不住后人胡作非为。

　　可他又想，官家能想到这一层，难道就没想过应对之策？

　　果然，便听赵煦笑道：“这一点，朕也有考量，南北方民情虽异，但一处处地推行下去，总有可以借鉴的余地，照此而言，先前所说的五十年、一百年，乃是期于大成，若说小有所成，则十年八年之间，也已颇有足观。”

　　“至于苏卿担心的执行之人......”赵煦一脸正色，诚恳说道，“朕不指望把贪官污吏变好。朕只求能找到像苏卿这样愿意做实事的官员，一个一个地找，一处一处地推。宁可慢些，也不要重蹈王相公的覆辙。”

　　苏轼听完，沉默良久，忽然深深一揖：

　　“官家能有此念，实乃天下苍生之福。”

　　安焘在一旁看着，心中感慨万千。他跟随赵煦多年，今日才真正觉得，这位官家，或许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不过臣还有一点担心。”

　　苏轼顿了一顿，续道：“若定州试行三五年，成效未显，朝中章惇等人必会上书弹劾，说臣借变法之名行拖延之实。到了那时，官家还能沉得住气吗？”

　　赵煦沉默了片刻，缓缓道：

　　“人生在世，又有什么事是一定说得准的？只要苏卿在定州做的是实事，但凡朕在位一天，就绝不会因为旁人几句闲话就把你撤了。”

　　他抬起头，目光坦然：

　　“事在人为。若实在不行，朕也不会强求。苏卿只管放手去做，朕在朝中替你顶着。”

　　苏轼听完，深深看了赵煦一眼，拱手道：

　　“有官家这句话，臣便放心了。”

　　赵煦微微一笑，道：“既然新法之事，就此定下，朕还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苏卿。”

　　苏轼闻言，自然十分乐意，便道：“官家不妨直言，臣若能帮得上，自无不答之理。”

　　赵煦沉吟片刻，说道：“便是与朝臣相处之事了。”

　　安焘闻言，不禁一凛，寻思：“难不成官家想借苏轼之口，处置朝中一些臣子？又或是想为召还苏轼，搭台造势？”

　　便听赵煦道：“朝中的大臣，有才的倒也不乏，像章惇、曾布这种，便是能干实事的，像范纯礼、范祖禹、刘安世这种，能忠心为民，力谏上议的，也是耿耿忠臣，但朕也清楚，就算是那些有才之士，暗中也藏有私心，可若要维持部门运作，就不能轻易裁减，这事使得朕十分为难，不知苏卿有何看法？”

　　苏轼捋须一笑，说道：“回官家，其实这并非是什么大事，凡在朝为臣，怎能担保每一人都无半点私心？就算是臣，当初在新旧之争上，也不免有所偏颇，其实只要大臣用心做实事，为国为民，一点点私心，却也算不了什么。”

　　赵煦想不到担忧了许久的事情，经他三言两语便揭了过去，心中不由地豁然开朗，笑道：“多谢苏卿指点。”

　　苏轼点了点头，道：“官家能有此忧心，足见也是兢兢业业的好皇帝，不过官家深处朝中，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赵煦一怔，道：“苏卿，若朕记得不错，这是诸葛武侯所书的出师表上所载内容罢？”

　　苏轼有些意外，道：“官家也曾读过出师表？”

　　赵煦忽然反应过来，眼前的苏大才子可是原主的侍读学士，从小便在身旁教书了，皇帝看过什么书，他怎会不知道？

　　想到这里，赵煦便道：“这是朕近来新看的，据说是诸葛武侯为了劝谏蜀汉后主刘禅而作的。”

　　苏轼点了点头，道：“虽是如此，但从古至今多少朝代，这些道理都是相同的。就比如说章惇罢，他身为新党宰相，性子虽有偏激，或许对旧党大为怨恨，但他也是一片忠君爱国之心。”

　　赵煦心想：“我正要说起此事。”便道：“是啊，只是朝中臣子，也未必都如郭攸之、费祎（出师表中提及的良臣）一般。人心难测，朕有时也拿不准，就怕因此政事失当。”

　　苏轼道：“官家不必过虑。忠奸贤愚，日久自见。”他说着说着，瞥了一眼安焘，道：“譬如安门下这种，便是官家可以事事垂询的忠臣了。”

　　安焘闻言，随即没好气地道：“苏学士自顾自说去便是，提我作甚？”

　　赵煦心中一宽，笑道：“安卿，苏学士这是在夸你呢。”

　　安焘脸色稍霁，小声道：“是，臣明白了，多谢苏学士赞赏，不过在下实不敢当。”

　　苏轼微微一笑，道：“至于政事有所失当，却是哪一朝没有错失？官家须不可因些微小事，便将某某臣子斥逐，或许人家本来便是一心为民，只是一时不得其法罢了。”

　　赵煦点了点头，道：“是，朕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