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宇在青阳市人民医院的名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第一个星期，来找他看病的是急诊科的病人和家属，每天十几个。第二个星期，消息传到了其他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病人也来了，每天三四十个。第三个星期，医院外面的人也知道了，从青阳市区、从附近县城、从周边的乡镇，人们坐着班车、骑着自行车、走着路赶来，每天七八十个，走廊上挤得水泄不通。

　　三楼的临时诊室太小了，根本坐不下那么多人。病人和家属挤在走廊上，从诊室门口一直排到楼梯口，又从楼梯口排到楼下的大厅。有人带着小板凳，有人带着干粮和水，有人甚至带着铺盖卷，做好了等一整天的准备。

　　每天早上一上班，走廊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李天宇八点开始看病，一直看到中午十二点，中间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下午两点继续，看到晚上六七点，天黑了才结束。一天看七八十个病人，每个病人平均不到十分钟。他不敢多花时间，怕后面的人等得太久。但这样一来，他自己的休息时间就被压缩到了极限。

　　李立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每天给侄子送饭，看着他把一碗饭三口两口扒完，放下碗就去扎针。她看着他越来越瘦的脸，越来越深的眼窝，越来越红的眼睛，心疼得不行。

　　“天宇，你不能这么拼。”她端着饭碗站在诊室门口，看着侄子给一个老大爷扎针，“你看看你，才几天功夫，瘦了一大圈。”

　　“姑，我没事。”李天宇头也不抬，手上的银针稳稳地刺进病人的穴位。

　　“没事？你照照镜子，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眼袋比我的还大。”李立芬把饭碗放在桌上，“先把饭吃了，吃完再看。”

　　“等一下，这个扎完就吃。”

　　李立芬叹了口气，站在旁边等。等了十分钟，那个病人扎完了，又进来一个。又等了十分钟，又进来一个。一碗饭从热等到凉，从凉等到冷，李天宇始终没有时间吃。

　　李立芬把凉了的饭倒掉，去食堂重新打了一份。回来的时候，诊室里又多了一个病人。

　　“天宇，你再不吃，我就去找王主任，让他把你的诊室关了。”李立芬真的急了。

　　李天宇抬起头，看了姑姑一眼。她的眼睛红红的，不是熬夜的红，是心疼的红。他从小就知道，姑姑虽然嘴上厉害，心里是最软的。她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亲人——大哥和侄子。大哥躺在病床上，侄子又不要命地干活，她怎么能不急？

　　“姑，我把这个看完就吃。”他说。

　　李立芬站在旁边，一直等到那个病人走了，才把饭碗递过去。李天宇接过来，三口两口扒完了。饭是热的，菜是热的，汤也是热的。姑姑一定是刚从食堂打回来的，一分钟都没耽搁。

　　“慢点吃，别噎着。”李立芬递过去一杯水。

　　李天宇喝了一口水，站起来，走到门口。

　　“下一个。”

　　李立芬看着他的背影，眼泪掉下来了。她赶紧用手背擦了擦，不让人看见。

　　消息传到医院领导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倒不是领导们不关心下面的事，实在是这个事太不寻常了——一个十八岁的农村小伙子，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医学院的学历，没有任何官方认可的资质，在医院的走廊上摆张桌子就给病人看病，而且看好了很多人。这种事，放在任何一家医院，都是闻所未闻的。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医务科。

　　医务科是医院里管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纠纷的部门，说白了就是管“事儿”的。哪个医生出了医疗事故，医务科要管；哪个病人投诉医生，医务科要管；哪个科室发生了纠纷，医务科要管。医务科的人最怕的就是“出事”——一出事，他们就要写报告、应付家属、应付媒体、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甚至要上法庭。

　　医务科科长姓孙，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他在医院干了二十年，从医生做到科长，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但这次的事，他真的是头一回遇见。

　　“你说什么？有人在咱们医院给人看病？不是咱们的医生？”孙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笔，在指尖转来转去。

　　“对，就是那个姓李的小伙子，用缝衣针救他爸的那个。”医务科的小王站在桌前，手里拿着一沓材料，“他现在在三楼中医科的库房里，每天给七八十个病人看病，走廊上挤得水泄不通。中医科的王主任也不管，急诊科的陈医生也不管，就这么任着他搞。”

　　孙科长放下笔，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擦了擦镜片，又戴上。

　　“他收钱吗？”

　　“不收。病人自愿给，他不收。有的病人硬塞，他就让人家去抓药。”

　　“出过事吗？”

　　“目前没有。所有来找他看病的病人，都说有效果。有几个病情特别重的，像内科十七床那个周德厚，三支病变，心功能不全，他治了十天，病人就能下床走路了。心电图、心肌酶那些指标也都好转了。”

　　孙科长沉默了一会儿。他不信中医，但也不反对中医。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学过中医基础理论，知道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但他更知道，中医不是随便什么人拿根针就能干的。那需要系统的学习、长期的实践、严格的考核。

　　一个十八岁的农村小伙子，看几本书就能给人扎针？这不是开玩笑吗？

　　“走，去看看。”孙科长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文件夹。

　　小王愣了一下：“现在？”

　　“现在。”

　　孙科长和小王从办公楼出来，穿过院子，走进住院部大楼。一进大厅，他们就看见了那条长队——从楼梯口一直排到大厅门口，蜿蜒曲折，像一条长蛇。队伍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靠着墙，有的蹲在地上。有人在小声说话，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啃馒头，有人在看报纸。

　　孙科长的眉头皱了起来。他在医院干了二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这不是医院，这是火车站售票大厅。

　　他和小王穿过人群，上了三楼。三楼的走廊上更是人满为患，连站的地方都快没有了。他挤过人群，走到那间临时诊室门口，推开了门。

　　李天宇正坐在桌前，给一个中年妇女把脉。他低着头，三根手指搭在病人的手腕上，表情很专注，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了。桌子上摆着银针布包、脉枕、处方笺、圆珠笔，还有一杯已经凉透了的水。墙上挂满了锦旗，红彤彤的一片，“华佗再世”“妙手回春”“悬壶济世”，字字金黄。

　　孙科长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他没有说话，但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

　　这是医院。青阳市人民医院。国家二级甲等医院。怎么能让一个没有行医资格证的人在这里给人看病？万一出了医疗事故，谁来负责？病人闹起来，医院怎么办？卫生局问起来，他怎么交代？

　　他转身走出了诊室。

　　“小王，你去找王主任和陈医生，让他们来医务科开会。现在就去。”

　　医务科的办公室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各种规章制度和荣誉证书。孙科长坐在主位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表情很严肃。

　　王主任从中医科赶来的时候，还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一本《中医杂志》，显然是在办公室看杂志的时候被叫来的。陈医生从急诊科赶来的时候，额头上还有汗，白大褂的袖口上沾着碘伏，一看就是刚从抢救室出来的。

　　“王主任，陈医生，坐。”孙科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两人坐下来。

　　“今天叫你们来，是想问问那个姓李的小伙子的事。”孙科长开门见山，“他在咱们医院给人看病，你们知道吧？”

　　王主任和陈医生对视了一眼。

　　“知道。”王主任先开口了，“他用的诊室是我们中医科的库房，银针也是我从科里借给他的。”

　　“王主任，你借银针给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没有行医资格证？”

　　王主任沉默了一下，说：“孙科长，我知道他没有行医资格证。但这个年轻人的医术确实不一般。内科十七床那个周德厚，你是知道的，三支病变，心功能不全，咱们医院治不了，建议转院去省城，病人不去。这个年轻人治了十天，病人就能下床走路了。心电图、心肌酶、血氧饱和度，各项指标都在好转。”

　　“这不是有没有证的问题。”孙科长的语气有点急了，“王主任，你干了大半辈子中医，你应该比我清楚——行医不是儿戏。万一出了事，病人出了问题，谁来负责？你负责？我负责？医院负责？”

　　王主任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孙科长转向陈医生：“陈医生，你的看法呢？”

　　陈医生靠在椅背上，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沉默了一会儿。

　　“孙科长，我没有王主任那么乐观，但我也不同意你的说法。”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那个年轻人确实没有行医资格证，确实不符合医院的规定。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略——他治好了很多病人。周德厚的事你是知道的，他进来的时候是什么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病历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不是偶然，不是碰巧，是他的医术确实有效。”

　　“有效就能无证行医？”孙科长反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赶走了事。”陈医生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在医院里，至少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在做什么，我们看得见。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能第一时间介入。如果把他赶走了，他去哪里？他回农村，继续给人看病。到时候出了事，谁管？”

　　孙科长沉默了。

　　陈医生继续说：“还有一件事。这个年轻人现在名气很大，来找他的人很多。如果我们现在把他赶走，那些病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我们医院小气、嫉妒、容不下人才。到时候闹起来，对我们医院的影响更不好。”

　　孙科长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笃笃笃”的，节奏很慢。他在思考。他在权衡利弊。

　　“王主任，陈医生，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他终于开口了，“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出了事，不是小事故，是大事故，是人命关天的事。到时候，卫生局来查，说我们医院纵容无证行医，这个责任谁担？”

　　办公室里安静了。

　　孙科长看了看王主任，又看了看陈医生。

　　“没有人能担得起。”他说。

　　第二天上午，李天宇刚看完第三个病人，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他的表情很严肃，嘴唇抿成一条线，一看就是那种“公事公办”的人。跟在他后面的年轻一点，三十来岁，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也拿着一个文件夹。

　　“你是李天宇？”戴眼镜的男人问。

　　“我是。”李天宇站起来，“请问您是？”

　　“医务科的，我姓孙，孙建国。”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亮了一下，“这是我们医务科的小王。”

　　李天宇的心往下沉了一下。医务科？他知道医务科是管什么的。姑姑跟他说过，医院里最不好惹的就是医务科的人，他们管医疗事故、管纠纷、管投诉，谁要是被医务科盯上了，准没好事。

　　“孙科长，有什么事吗？”他问。

　　孙科长没有回答，而是看了看诊室里的人。诊室里还坐着两个等看病的病人，一个老头，一个中年妇女。他们的表情都很紧张，看看孙科长，又看看李天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小王，让这两位病人先出去一下。”孙科长说。

　　小王走过去，对老头和中年妇女说：“两位，麻烦先出去等一会儿，我们有点事要谈。”

　　老头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李天宇，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去了。中年妇女也站起来，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口，站在那里不肯走。

　　“小大夫，”她说，“我等着你。”

　　门关上了。诊室里只剩下李天宇和孙科长、小王三个人。

　　孙科长在李天宇对面坐下来，把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沓材料，有病人的投诉信、有科室的报告、有院领导的批示，还有一些李天宇看不懂的文件。

　　“李天宇，”孙科长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你在我们医院给人看病，有多久了？”

　　“大概一个月。”李天宇说。

　　“一个月。每天看多少病人？”

　　“多的时候七八十个，少的时候四五十个。”

　　“你知不知道，你没有行医资格证，不能给人看病？”

　　李天宇沉默了一下。他知道。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在医院的走廊上给第一个病人扎针的时候就知道。但他没有办法。那些病人来找他，跪在他面前，叫“小大夫救救我”，他能怎么办？把他们赶走？说“我不能给你们看病，因为我没有证”？他说不出口。

　　“孙科长，”他说，“我知道我没有证。但我能治病。那些病人来找我，是因为他们走投无路了。他们去了很多医院，花了很多钱，病没好。他们听说有人能用针灸治病，就像溺水的人看见一根稻草，拼命想抓住。我不能拒绝他们。”

　　孙科长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钟。

　　“你能治病，我相信。周德厚的事我听说了，你确实治好了他。但这不是你有没有能力的问题，是合不合规定的问题。”孙科长翻开文件夹，指着其中一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你违反了这一条。”

　　“孙科长，我知道规定。但我……”

　　“你不知道。”孙科长打断了他，“你知道如果出了医疗事故，会是什么后果吗？病人出了问题，轻则残疾，重则死亡。到时候，病人家属来闹，把你告上法庭，你要坐牢的。你才十八岁，你想坐牢吗？”

　　李天宇沉默了。

　　“还有，”孙科长继续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你在我们医院给人看病，万一出了事，医院也要担责任。卫生局会来查，说我们医院纵容无证行医，要罚款，要处分，严重的可能要吊销执照。你一个年轻人，扛得起这个责任吗？”

　　诊室里安静极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那些锦旗上，红彤彤的，金灿灿的，但在这一刻，那些颜色都变得刺眼了。

　　李天宇看着那些锦旗，看了很久。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是一个被他治好的病人。那个失眠二十年的老教师，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小伙子，那个反复咳嗽的孩子，那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老太太。他们给他送锦旗的时候，眼睛里全是感激和信任。

　　他不能辜负那些信任。

　　“孙科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你说的我都懂。我知道我没有证，不合规定，万一出事我要承担责任。但那些病人来找我，我不能把他们赶走。他们等着我，我就要给他们看。”

　　孙科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你这是在跟我讲条件？”

　　“不是在讲条件，是在说实话。”李天宇说，“孙科长，你也是医生，你应该知道——一个病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你能为他做什么？你能告诉他‘你走吧，我治不了’吗？你能告诉他‘你回家等死吧’吗？”

　　孙科长没有说话。

　　“我不能。”李天宇说，“我做不到。我不管他有没有钱，不管他有没有关系，不管他有没有资格证。他来找我，我就给他看。治得好，我高兴；治不好，我尽力了。我不能因为自己没有证，就见死不救。”

　　孙科长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十八岁，比他儿子还小两岁。他儿子在省城上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每天关心的是游戏、篮球、哪个女生长得好看。而这个年轻人，坐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临时诊室里，面对着成百上千的求医者，说出“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样的话。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想说“你这样会把医院害了”，想说“你赶紧给我停下来”。但那些话堵在嗓子里，就是说不出来。

　　因为他说得对。那些话，他自己也经常对自己说。当一个危重病人送到急诊室，他明知道抢救的希望很渺茫，明知道家属可能付不起医疗费，明知道救回来也可能是植物人，他还是会拼尽全力去救。不是因为规定要求他这么做，是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一个人死在他面前。

　　“李天宇，”孙科长站起来，合上文件夹，“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来通知你——从今天起，你不能在我们医院给人看病了。你父亲的病，我们医院会继续治疗。但你不能再用银针给病人扎针了。这是我的决定，也是院领导的决定。”

　　李天宇也站了起来。

　　“孙科长，如果我不同意呢？”

　　孙科长愣了一下。他当了这么多年医务科科长，跟无数个医生、护士、病人、家属打过交道，从来没有人当面跟他说“我不同意”。谁给他的胆子？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孙科长的语气硬了起来，“这是医院的规定。”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李天宇说，“孙科长，你来之前，有没有去走廊上看过？有没有跟那些病人聊过？他们从几十里外赶来，有的天没亮就出发了，有的在医院等了一整天，有的把家里仅剩的钱拿出来当路费。他们来找我，不是因为我是神医，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让我把他们赶走，我做不到。”

　　孙科长的手指在文件夹上敲了两下，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

　　“李天宇，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你做不做得到的问题，是合不合规定的问题。你在我们医院无证行医，万一出了事，医院担不起这个责任。你个人的安危我管不了，但医院的安全我必须管。”

　　“病人出了事你负责，病人治好了谁负责？”李天宇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硬，“孙科长，你知道那些病人回去之后怎么说我吗？他们说‘小神医救了我的命’。他们给我送鸡蛋、送水果、送锦旗，跪在地上给我磕头。我做错了什么？我治好了他们的病，我做错了什么？”

　　诊室里的气氛僵得像一块铁板。

　　孙科长站在那里，脸色铁青，嘴唇抿成一条线。他当了二十年医务科科长，从来没有被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这样顶撞过。他想发火，想拍桌子，想把面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轰出去。但他没有。因为他看见李天宇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年轻气盛的火焰，是一种很沉很稳的东西，像地底下埋着的石头，不动声色，但坚硬无比。

　　那种光，他只在一个人眼睛里见过——他的导师，省城人民医院心内科的老主任，一个在手术台上站了四十年、救过上万条生命的老专家。那个老人眼睛里也有这种光。但那个老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行医四十年，才炼出了这种光。面前这个年轻人，才十八岁，他怎么会有这种光？

　　“李天宇，”孙科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语气软了一些，“我知道你是好心，我知道你想救人。但好心不能代替规定。这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把手里现有的病人处理完，该转的转，该交代的交代。三天之后，你必须停止行医。这是院领导的最后决定。”

　　他拿起文件夹，转身走了。小王跟在后面，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李天宇一眼，眼神里有同情，也有无奈。

　　门关上了。

　　诊室里只剩下李天宇一个人。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地坐下来，两只手撑在桌子上，低着头，看着桌面上的那些东西——银针布包，脉枕，处方笺，圆珠笔，还有那杯已经凉透了的水。

　　银针还插在布包里，一根一根的，整整齐齐。针尖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冷冷的，像一把把小小的剑。这些银针是中医科王主任借给他的，那天王主任把布包递给他，说：“小伙子，好好用。”他把这些银针当作宝贝一样珍视，每天用完都要一根一根地擦干净，一根一根地插回布包里。

　　脉枕是刘护士从中医科翻出来的，旧的，皮面都磨破了，露出发黄的海绵。但很好用，病人把手腕放在上面，软软的，很舒服。处方笺是护士站借的，一沓一沓的，用了好多。圆珠笔是姑姑从招待所拿来的，笔身是透明的，能看到里面的油墨，已经用了一大半了。

　　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有故事。每一件都跟那些病人有关。

　　他舍不得。但他可能真的要停了。

　　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

　　“小大夫？”是刚才那个中年妇女的声音，“我可以进来了吗？”

　　李天宇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把翻涌的情绪压了下去。

　　“请进。”他说。

　　中年妇女推门进来，身后还跟着那个老头。他们刚才在门口等着，没有走。他们听见了诊室里的对话，虽然听不太清，但知道气氛不对。中年妇女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小大夫，”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在抖，“我听说……医院不让你看病了？”

　　李天宇沉默了一下。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指了指椅子，说：“您坐。我给您看完这最后一次。”

　　中年妇女坐下来，把手放在脉枕上。她的手在抖，不是病的抖，是气的抖。

　　“小大夫，那些人凭什么不让你看病？你又没做错什么。”她的声音带着哭腔，“你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你不收钱，你不收礼，你比那些有证的医生强一万倍。他们凭什么不让你看？”

　　“大娘，别说了。”李天宇把三根手指搭在她的手腕上。

　　“我就要说！”中年妇女的声音大了起来，“我是农村来的，我不懂你们医院那些规矩。但我懂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的区别。你就是好人。那些不让你看病的人，是坏人！”

　　“大娘……”李天宇想打断她。

　　“小大夫，你别怕。他们不让你在医院看，你就去外面看。你来我们村，我给你找房子，我给你管饭，我们全村人都支持你！”

　　站在门口的老头也开口了：“对，小大夫，你来我们镇。我们镇上有个卫生院，我跟院长熟，我让他给你安排一间诊室。你去了，我们全镇的人都找你看病。”

　　李天宇看着这两个老人，鼻子一酸。

　　他们是农民，不识字，不懂法律，不懂医院的规章制度。他们只知道一件事——他的针能治病，他的药能救命。这就够了。

　　“大娘，大爷，”他说，“谢谢你们。但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你们先看病，别的事以后再说。”

　　他低下头，把注意力集中在脉象上。中年妇女的脉象弦滑，是肝气郁结、痰湿内阻的表现。她的病不重，只是普通的胃炎，吃点药调理一下就好了。他开了一个方子——柴胡疏肝散加减，几味药，便宜，有效。

　　他把方子递给中年妇女：“大娘，您去中药房抓药。这个方子吃七天，七天后应该就好了。”

　　中年妇女接过方子，折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忽然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小大夫，你要是不在医院了，去哪里能找你？”

　　李天宇愣了一下。他想了想，说：“大娘，如果我走了，我会去别的地方。等我安顿好了，我会想办法通知大家的。”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又鞠了一躬，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李天宇，眼眶红红的。

　　“小大夫，你是个好人。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门关上了。

　　老头走进来，坐下来。他的病是腰肌劳损，老毛病了，不重，但很烦人。李天宇给他扎了几针，老头舒服多了，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连声道谢。

　　“小大夫，刚才那个大娘说的话，我都听见了。”老头说，“你要是真不在医院了，就来我们镇。我们镇虽然小，但人好，没有人欺负你。”

　　李天宇笑了笑：“大爷，谢谢您。回去注意休息，腰不要受凉。”

　　老头走了。诊室里又安静了下来。

　　李天宇坐在椅子上，看着墙上的那些锦旗。“华佗再世”“妙手回春”“悬壶济世”……每一面锦旗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人。那个失眠的老教师，现在每天能睡六个小时了。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的小伙子，现在能自己走路了。那个咳嗽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咳了。那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老太太，她的孙子应该还在给她按穴位吧？

　　他把这些人的面孔一张一张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每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的样子，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病，他们的笑，他们的眼泪，他们跪在地上说“谢谢你”。

　　他不想停。

　　但他可能真的不得不停。

　　门外传来敲门声。这次是李立芬。

　　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面条。面条上卧着一个荷包蛋，几片青菜，冒着热气。她把碗放在桌上，看着李天宇的脸。

　　“天宇，吃饭。”

　　李天宇端起碗，吃了一口。面条是手擀的，很有嚼劲，汤是骨头汤，很鲜。但他吃不出味道，嘴巴里什么味道都没有。

　　“姑，”他说，“医务科来过了。”

　　“我知道。我在门口听见了。”

　　李天宇放下碗，看着姑姑。李立芬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是心疼。

　　“姑，你说我该怎么办？”

　　李立芬在对面坐下来，把侄子的手拉过来，握在手心里。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暖。

　　“天宇，不管你怎么决定，姑都支持你。”她说，“你想留下来跟医院争，姑陪你争。你想回村子，姑陪你回去。你想继续给人看病，姑给你端茶倒水。你不想看了，姑就给你找个厂子干活。天宇，你才十八岁，路还长着呢。不怕。”

　　李天宇看着姑姑，眼眶湿了。

　　“姑，谢谢你。”

　　“谢什么？一家人，说什么谢。”李立芬站起来，“先把面吃了，凉了就不好吃了。”

　　李天宇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面条很香，荷包蛋很嫩，汤很鲜。他吃了两口，忽然停下来。

　　“姑，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我不会停。”李天宇说，“医务科不让我在医院看，我就不在医院看。我回大龙村，在自己家里看。那些病人要是愿意来找我，我就给他们治。不愿意来的，我也不勉强。”

　　李立芬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好。你做什么决定，姑都支持你。”

　　她拿起空碗，走到门口，停下来，回过头。

　　“天宇，你爸再过几天就能出院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回大龙村。”

　　李天宇点了点头。

　　李立芬推门出去了。

　　李天宇坐在诊室里，看着窗外。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锦旗上，照在那些金黄色的字上，整个房间都是暖洋洋的。

　　他伸出手，拿起桌上的银针布包，打开，看着那些银针。三十六根，一根不少，一根不多。他把布包合上，塞进口袋里。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

　　走廊上还排着队。还有二十几个病人，有的靠在墙上打瞌睡，有的在低声说话，有的在啃馒头。他们看见李天宇出来，都抬起头看着他。

　　“小大夫，还能看吗？”有人问。

　　李天宇看了看走廊上的那些人，又看了看手里的银针布包。

　　“能看。”他说，“一个一个来。”

　　他走回诊室，坐下来，把银针布包放在桌上，打开。

　　“下一个。”他说。

　　走廊上的人动了起来。第一个病人走进来，坐在椅子上，把手放在脉枕上。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信任。那种信任沉甸甸的，压在李天宇的心上，但他不觉得重。

　　他深吸一口气，把真气凝聚在指尖。

　　“您好，哪儿不舒服？”

　　窗外，太阳慢慢落了下去，天色暗了下来。走廊上的日光灯亮了，发出嗡嗡的声音。诊室里的灯也亮了，昏黄的灯光照在那些锦旗上，照在银针上，照在李天宇疲惫但坚定的脸上。

　　他还在看。

　　一个，一个，又一个。

　　他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不知道医务科会怎么办，不知道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但今天，现在，此刻，他要看完这些病人。一个都不能落下。

　　因为他们在等着他。

　　而他，不能让他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