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头老马的死，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暗流涌动的池塘。水面上只是漾开了几圈涟漪，巡捕房给出的结论是“酒醉失足溺亡”，《申报》的社会新闻版面上甚至连这则消息都没有刊登。但水面之下的震动却远比表面可见的要大得多。

　　谢临渊在第一时间让老孙那边帮忙查了前因后果。他已经料定这灭口干得干净利落，很快便查出了端倪：老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里喝到半夜，付账时用的钞票是崭新的大额法币，和他的收入水平完全不符。酒馆老板说他走的时候东倒西歪，看起来心情极好，嘴里还哼着小曲。几个钟头后，他的尸体在苏州河的下游被发现，后脑有一处不太明显的凹陷，像是被硬物击打过，又像是落水后撞到了河底的石头。

　　巡捕房没有深究，因为管仓库的一个工头，在这种乱世里死就死了，没人会在意。但谢临渊在意，因为他记得清清楚楚——昨天下午在仓库里，董绍康拉着老马到角落里说话的时候，老马的眼神曾在他身上停留了整整三秒钟。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认出了他，又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什么。

　　老马认得他。

　　或者说，老马认出了他那张与母亲相似的脸。一个在董家码头上干了半辈子的老工头，不可能没见过董家的大小姐。他也许在十五年前就认识谢临渊的父亲，也许见证过谢家的风光和覆灭。而就在谢临渊“巧合”地出现在码头仓库的当天夜里，老马就死了。

　　这绝不是巧合。

　　第二天上午，董公馆来了电话，打电话的是董震山本人。电话里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沙哑低沉，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只说让他去董公馆一趟，有些事情要谈。

　　接完电话后，谢临渊换了一身深色西装，打了条素色领带，整个人收拾得干净利落，分寸之间透出一股不卑不亢的姿态。他知道这次的召见不是普通的闲聊——老马刚刚暴亡，董震山便立刻召他去，这其中必然有重大的关联。

　　董公馆的书房里，董震山坐在那张紫檀木大书案后面，手里捏着一根新点的雪茄。藤田秀明坐在侧面的沙发上，双腿交叠，手里端着一杯清茶，姿态闲适得像是来串门的老朋友。

　　谢临渊走进去时，两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了他身上。书房里弥漫着雪茄的焦香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气息。董绍康也在，但他的位置很微妙——站在窗边，既不在父亲身边，也不在藤田身边，像是在两个阵营之间没有立场的人。

　　“坐。”董震山指了指书房中央那把孤零零摆着的红木椅子。

　　那把椅子显然是刻意安排的，正对着书案和沙发，坐在上面的人会同时面对正前方的董震山和右前方的藤田，就像是被审讯的犯人。谢临渊面不改色地坐下来，脊背挺直，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迎向董震山。

　　“码头仓库的工头老马，昨晚死了。”董震山开门见山，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一件芝麻大的小事，“你和绍康昨天下午去验货，见过他？”

　　“见过。”谢临渊的回答简洁明了，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他一直在和舅舅说话，我只是在仓库里随便转了转。”

　　藤田在这个时候轻轻放下了茶杯，瓷器碰在红木茶几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他推了推金丝眼镜，用一种温和的、近乎关心的语气问道：“谢先生，您昨天在仓库里转了多久？都看了些什么？”

　　谢临渊转向他，目光不闪不避：“大概二十分钟。看了那批日本被服箱，还有角落里的几箱法国货。我对这些不太懂，就是好奇。在法国待了那么多年，看到法国货觉得亲切。”

　　“亲切？”藤田重复了这个词，嘴角浮起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谢先生对法国货有感情，这倒是有趣。听说法国的香水很有名，您对香水有研究吗？”

　　“藤田先生，”谢临渊的语气忽然冷了几分，“您有话不妨直说。”

　　藤田的笑容不变，摆了摆手：“不要误会，纯粹是闲聊。不过既然谢先生不喜欢绕弯子，那我就直说了——老马死得有点蹊跷。他和您碰过面之后几个钟头就死了，这让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些联想。”

　　“什么联想？”谢临渊的声音也冷了下来，目光直视着藤田，不躲不闪，“藤田先生是在暗示我和老马的死有关？”

　　“不敢不敢，”藤田笑着摇头，但那笑意丝毫没有抵达眼底，“我只是站在董先生的角度，替他的家人操心。毕竟谢先生您久居国外，和上海这边的人际关系不太熟悉，万一有人想利用您来完成一些不可见人的勾当……”

　　话说到这里，藤田故意留了个尾巴，没有说完。这一招很高明，表面上是在维护谢临渊，实际上却是在暗示他背后可能有人在利用他。如果他反应激烈，就说明被戳中了痛处；如果反应平淡，藤田也可以全身而退，说自己只是出于好意。

　　谢临渊没有落入这个陷阱。

　　他只是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几分不屑，有几分无奈，还有几分年轻人被冤枉之后的憋屈。

　　“藤田先生，我是董家的外孙，”他一字一句地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回到上海不到两周。一个在码头上干了半辈子的老工头半夜喝醉了酒掉进河里淹死了，就因为白天我去过仓库，我就要对他负责？这上海滩哪天不死人，每个人死之前见过谁，谁就得站在这儿被审问？”

　　这番话有理有据，连消带打，把藤田的逻辑推到了一个荒谬的境地。藤田挑了挑眉，没有反驳，而是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

　　董震山一直没有说话，但他在观察。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一直在谢临渊和藤田之间来回梭巡。他看到了藤田的步步紧逼，也看到了谢临渊的沉着应对。如果要评判高下的话，这个年轻人在气势上没有输给藤田分毫。

　　“好了。”董震山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书房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老马的事巡捕房已经有了结论，不必再议。我让你来，不是为了这个。”

　　谢临渊收回目光，转向董震山。

　　“你在上海也待了这些天了，”董震山弹了弹雪茄的灰烬，用一种不容商量的语气说，“董家不养闲人。既然你念过军校，董家码头上的安保力量一直薄弱，我打算让你接手码头各仓库的安保调度。你愿不愿意？”

　　这是一个局。谢临渊心里明镜似的。董震山嘴上说着用他，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把他锁在董家的地盘上。码头安保，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职位，但一旦接手这个工作，他就必须每天进出码头，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董家的护卫队和藤田的眼线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安保调度这个位置最敏感——所有的货物进出都要经过安保人员的盘查，如果哪天码头上出了什么纰漏，董震山第一个追责的就是他。

　　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码头上的每一批货、每一个进出的人，他都能名正言顺地接触到。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日军的军用物资、那批编号有问题的法国货，乃至更上层的情报局和战略布局，都可能通过这个职位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

　　风险与机遇并存。

　　谢临渊没有立刻答应，而是恰到好处地沉默了几秒，表情里带着一丝犹豫和思考的痕迹，然后点了点头：“既然外祖父信任我，那我就试试。不过我初来乍到，对码头上的人和事都不熟悉，还需要有人带一带。”

　　“绍康会带你。”董震山朝窗边的董绍康扬了扬下巴，“他虽然在码头上不管事，但人头熟，有什么事你问他。”

　　董绍康从窗边走过来，拍了拍谢临渊的肩膀，脸上的笑容真诚了几分：“外甥，以后咱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你放心，董家的码头，舅舅罩着你。”

　　谢临渊笑着道了谢，心里却将董绍康那张笑容满面的脸深深地记了下来。董绍康的表现太过热情，反而透着一种不自然。这也许只是他在董震山面前的自保之策刻意表达的顺从，也许他本人也知情董震山的安排——不管哪一种，这个便宜舅舅绝非表面上那般简单。

　　走出董公馆时，藤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车旁边。他靠在车门上，双手插在口袋里，歪着头看向谢临渊，夕阳的金光在他眼镜上跳跃闪烁。

　　“谢先生，”他的语气是轻快的，带着某种微妙的腔调，“恭喜就任新职。码头安保这个位置，可大可小，就看您怎么做。”

　　“藤田先生过奖，”谢临渊在他面前停下来，微微侧过头，目光与他对视，“我只是听外祖父吩咐，尽心做事而已。”

　　“尽心就好。”藤田笑着伸出手来，“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很多，请多关照。”

　　谢临渊握住了那只手，两人的手掌交握了两秒，然后各自松开。对视间看似波澜不惊，字字句句却都像是在刀锋上行走。

　　上了黄包车之后，谢临渊靠在车座上，将方才握过藤田的那只手翻过来摊开在膝盖上。掌心有一层薄汗——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藤田握手时用的力道非同寻常的紧，像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别以为自己藏得很好。

　　当黄包车停在饭店门口的瞬间，谢临渊还未完全下车，便敏锐地察觉到有一个报童向他走来。这个报童他从未见过，样子并不眼熟，却径直穿过人流将一个油纸包塞进了他手里，然后一言不发地跑开了，眨眼消失在暮色之中。

　　谢临渊回到房间，展开那张裹着油纸的外皮，看到了老孙的笔迹，上面只有简短的三行字——

　　“老马死前曾与人接触，疑为藤田手下。仓库那批法国货编号异常，正在追查来源。另：日军近期将有重要人物到沪，目标与董家有关，切切留意。”

　　谢临渊将纸条烧掉，看灰烬在烟灰缸里坍塌成一小撮黑色的粉末。

　　与此同时，董公馆的书房里，藤田坐在董震山对面，慢悠悠地品着茶，语气像是在品评一幅画：“你这个外孙，不简单。”

　　“哦？”董震山挑了挑眉。

　　“他不怕我，”藤田放下茶杯，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寒光，“一个流落海外十五年的年轻人，回到上海不到两周，面对我和你的盘问能对答如流，言辞得体，举止从容——这份定力，不是军校教得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

　　“不一定。也可能他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藤田站起来，走到窗边，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向院子里那棵孤零零的梧桐树，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不管怎样，给他安排一个真正的考验。我想知道，当生死攸关的时候，他会露出什么样的破绽。”

　　董震山将雪茄摁灭在烟灰缸里，然后缓缓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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