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量地绳

　　量地的日子定在七月初三。

　　提前两天，大队部门口贴出了一张红纸告示，上面写着分地方案：按人口分，不分男女老幼，一人一亩二分地。全村在册人口一百七十二人，耕地二百零六亩四分，刚好一人一亩二。好田赖田搭配着分，远近搭配着分，抓阄定地块。告示下面盖着公社的红印，字是公社那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人写的，一笔一画，端端正正。

　　告示贴出来的那天晚上，赵秦村又没睡好。有人欢喜有人愁。家里人口多的，觉得按人头分公道。家里劳力多的，觉得吃了亏——娃娃和老人种不动地，分了也是荒着。还有人在嘀咕好田赖田怎么搭配，远地近地怎么折算，抓阄会不会有人做手脚。

　　但不管怎么嘀咕，告示上盖了红印。红印就是定论。

　　七月初三，天还没亮透，村道上就有人在走动了。今天不开会，不用敲钟，但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出了门——有的扛着锄头，有的空着手，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拄着拐棍。不是下地干活，是看量地。在赵秦村的历史上，上一次这样全村出动还是1966年——不是量地，是别的什么事，老辈人记得，但不怎么提。

　　量地从沙河老堤下那片一等田开始。这是全村最好的一块地——沙壤土，旱能浇涝能排，从来都是先量。公社派来的人是三个——一个技术员，两个助手。技术员姓刘，三十来岁，戴眼镜，背着一卷皮尺。两个助手一个扛着标杆，一个拿着登记簿。大队书记和赵广兴跟在旁边，一个代表组织，一个管账。

　　人群跟在后面，稀稀拉拉拖了半里路长。东塬的走在左边，西塬的走在右边，中间空着一条缝。不是谁安排的，是自然而然就这么走了——好像寨壕沟长在每个人的脚底下。

　　秦建国站在人群里，两只手揣在袖子里，脖子伸得老长。他今天穿了一双新布鞋——赵秀莲连夜纳的，鞋底子又厚又硬，走在土路上咔咔响。他旁边站着秦有田，嘴一刻不停。

　　“老堤下这片田，总共多少亩？”秦有田问。

　　“说是四十亩出头。”旁边有人答。

　　“四十亩，按人头分，一个人一亩二，能分给三十来个人。咱东塬一百多口人，也就三分之一能分到这片。”

　　“搭配着分，又不是全分这片。分到这片的一人少分点赖地，分不到的多分点远地。”

　　“那也不公道。”秦有田嘀咕，“好地就是好地，赖地就是赖地，一亩好地顶两亩赖地。”

　　“那你抓阄的时候手气好点。”有人说。

　　人群里发出一阵低低的笑声。

　　刘技术员在田头站定了。他把皮尺从肩上卸下来，拉出一截，用手抻了抻。皮尺是公家的，用得久了，边缘磨毛了，但数字还清清楚楚。他蹲下身，把皮尺的一头按在地头的界碑上——那块界碑是1964年立的，上面刻着“赵秦生产队”几个字，被雨水冲得只剩一半了。

　　“就这儿。”刘技术员说，“从这块碑往南量。”

　　两个助手一个拉皮尺一个插标杆，开始在麦茬地里走。皮尺拉得笔直，标杆插得端正。刘技术员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夹子，一边记一边念数字。他每念一个数字，赵广兴就在旁边复述一遍，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秦建国一直站在人群边上，默默地看着皮尺一截一截地拉长。他看得很仔细，但不是看数字——他是在看地。

　　这片田他熟。集体化的时候，他在生产队里年年种这块地。他知道哪一垄的土松，哪一垄的土紧。他知道地中间有个低洼处，下雨积水，得挖排水沟。他知道地北头挨着老堤的那一溜是沙土，种麦子灌浆的时候得比别人多浇一遍水。他在这块地上流过太多的汗，汗渗进土里就没了，一点痕迹都不留。

　　皮尺还在往前拉。标杆已经插到第五根了。刘技术员的助手在登记簿上写写画画，旁边围了一群人伸长脖子看他写什么。秦有田挤在最前面，几乎贴到人家肩膀上了。

　　秦守拙站在人群的最后面，靠着一棵歪脖子柳树，抽着旱烟。他没有往前挤。量地这种事，他看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秦建国从人群里退出来，走到他身边站定。

　　“爹。”

　　秦守拙吐了一口烟。

　　“量得仔细。”秦建国说，“一尺一尺地量。”

　　“量地就得一尺一尺地量。”秦守拙说，“地是一点都含糊不得的东西。”

　　秦建国点了点头。他又看了一会儿，忽然低声说：“爹，你说咱家能分到哪块地？”

　　秦守拙没有马上回答。他抽了两口烟，把烟灰磕在柳树根上。

　　“分到哪块就是哪块。哪块地都能长庄稼。”

　　秦建国不说话了。但他的目光一直跟着皮尺在走。皮尺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截一截地往前挪，像一条银蛇在麦茬地里爬行。他看得很认真，不是看热闹的那种认真，是庄稼人对土地的那种认真——每一寸土都在他心里被掂量着、揣摩着。

　　皮尺终于走到了田地的尽头。刘技术员直起腰，用铅笔在铁皮夹子上记下最后一个数字——这片好田，连头带尾，四十二亩六分。他在登记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地块编号001，面积42.6亩，等级一等地，东至沙河老堤，西至寨壕沟，南至村道，北至老堤口。

　　人群跟着皮尺挪了一整天。从老堤下量到寨壕沟边，从东塬量到西塬，量完了好田量赖田，量完了近地量远地。量到寨壕沟边的时候，人群忽然停住了。

　　这片地是秦赵两姓的田界。寨壕沟从地中间穿过，东边是秦家的，西边是赵家的。多少年来，两边的地埂都是对着的，中间隔着一道沟。刘技术员站在沟边上，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登记册，又抬头看了看沟对面的地。

　　“这片地怎么算？”他问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挠了挠头。“一直就是各算各的。”

　　“分地不能各算各的。”刘技术员说，“地是集体的，分到户是按户分，不能按姓分。”

　　人群里一阵骚动。秦有田在后面大声说：“刘技术员说得对！按户分就是按户分，不能按姓分！”赵家那边马上有人回嘴：“我们不是说不按户分，是说这片地一直都是分着种的——”

　　“行了。”秦守拙的声音不大，但人群安静下来了。他往前走了两步，看着刘技术员。“怎么量公道就怎么量。地是死的，尺子是活的。”

　　赵广兴站在对面，没有说话。秦守拙看了他一眼，又对刘技术员说：“接着量吧。”

　　刘技术员重新拉开皮尺，跨过了寨壕沟。皮尺横在沟上，在日光下像一座细细的桥。人群安静地看着。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只听见皮尺被风吹得微微嗡嗡作响的声音。

　　量完寨壕沟边的地，太阳已经偏西了。

　　人群开始往回走。有人脚程快，赶着回去做饭。有人慢慢悠悠，边走边议论今天的量法到底公不公道。有人掐着指头在算自己家的人头数，算来算去算出一肚子闷气。秦建国跟着人群往回走，走到老槐树底下的时候，看见秦守拙又坐在树根上抽烟。

　　秦建国在他身边站住了。“爹，回家吃饭了。”

　　秦守拙“嗯”了一声，但没有站起来。他看着老槐树满树的红布条在晚风里飘。那些布条在夕阳下红得像火，一根一根地烧在树枝上。

　　“量地的时候，”秦守拙忽然开口了，“我一直在看你。”

　　秦建国愣了一下。

　　“你一直在看地。从头到尾没有低头看过一眼自己的脚。”秦守拙吐了一口烟，“这就像个种地的人。”

　　秦建国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他站在父亲身边，也看着那棵老槐树。风吹过树冠，哗啦啦地响，像无数手掌在轻轻鼓掌。

　　第二天，量地继续。连续量了三天，把全村每一块耕地都量完了。好田赖田远地近地，登记簿上记得清清楚楚。抓阄的日子定在七月初六——三天以后。

　　那三天里，赵秦村的天一直是阴的。云层压得很低，闷雷时不时碾几个来回，但雨始终没有落下来。空气又潮又闷，人动一动就出汗，不动也出汗。庄稼人说这是“喝茬雨”——老天爷憋着不下，让麦茬地喝饱了水汽好犁。

　　秦建国照常下地。麦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麦茬。他扛着锄头翻地，一锄一锄地把麦茬翻进土里。翻地的时候他忍不住琢磨——这锄头翻上去的土，到底还是不是他家的？分地的事已经定了，但地块还没抓阄。这块地以后还是不是他种的，他心里没底。他心里没底，但锄头不停。

　　三天里，秦有田跑了秦守拙家三回。每一回都坐在院门口的石墩上不肯走，掰着指头算各种分法的利害。秦守拙不赶他，也不接话，只是抽烟。

　　“叔，”秦有田第三回临走的时候说，“抓阄那天您得去。您不去，咱们心里没底。”

　　“去。”秦守拙说。

　　秦有田走了以后，赵秀莲从灶房里出来，手上沾着面。她往院门口看了一眼，低声对秦建国说：“听说抓阄那天，赵家那边也要去不少人。”

　　“去就去。”秦建国说。

　　赵秀莲没有再说什么。她回到灶房，继续揉面。面是红薯面掺了玉米面，揉起来又干又散，得加好多水才能团成团。她揉着面，心里在算另一笔账——家里四口人，按人头能分四亩八分地。四亩八分，种好了够吃，种不好就紧巴。她在脑子里把四亩八分地拆成好几块——一块种麦，一块种玉米，一块种红薯，屋后还有一小块能种点菜。拆来拆去，总觉得不够。

　　但她没有说出来。她知道秦建国也在算这笔账，算得比她更愁。她只是把揉好的面揪成剂子，一个一个地按扁，贴在锅边上。面饼在铁锅上发出嗞嗞的声响，冒出一股焦甜的香气。

　　秦临河从院子里跑进来，喊饿。赵秀莲掰了小半块面饼塞进他手里。秦临河捧着面饼又跑出去了，跑到院门口撞上了秦守拙。

　　“爷，你吃不吃？”他把面饼举得高高的。

　　秦守拙摆了摆手。他看着秦临河狼吞虎咽地把面饼塞进嘴里，嘴角沾满了碎屑。小家伙吃完还伸出舌头舔了一圈嘴角，仰头看着他。

　　“爷，我妈说地分了以后咱家地就多了？”他问。

　　“谁跟你说的。”

　　“我听我爸跟我妈说的。”

　　秦守拙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秦临河拉到面前，用粗糙的拇指擦掉他嘴角的面渣。

　　“你爸说的不算。你妈说的也不算。地的事，老天爷说了算。”他抬起头，看了看阴沉的天空，“老天爷不下雨，多少地都长不出庄稼。”

　　秦临河似懂非懂，仰头也跟着看天。

　　“那老天爷啥时候下雨？”他问。

　　秦守拙没有回答。他把烟袋锅磕干净，站起来往院子里走。走到秦临河身边时停了一步。

　　“等你把面饼吃完。”他说。

　　秦临河低头看了看手里剩下的半块面饼，不明白吃面饼跟下雨有什么关系。他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最后决定不想了——他把面饼整个塞进嘴里，两腮鼓得像一只松鼠。

　　这天夜里，秦临河睡不着觉。他把弟弟雷生的小手从被子里捞出来，捏着那根细细的食指轻轻摇了摇：“雷生，快下雨，下了雨地里就能长庄稼。”雷生在梦里嘟了嘟嘴，一只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张开了五指，像在接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窗外，沙河的水声一如既往地响着。雷声远了，风声也小了。只有那条量过全村的皮尺在公社办公室的抽屉里静静地卷着，上面沾满了赵秦村的土。明天它还要被拉出来，去量隔壁村的地。它量过的每一寸土，都将在一个清晨被一双庄稼人的手抓住、攥紧、松开、又攥紧。

　　秦守拙坐在自己屋里，没有点灯。他把《赵秦村土俗记》摊在膝盖上，借着月光在最新一页上又添了一行字：

　　“七月初三至初五。量地。全村地二百零六亩四分。一人一亩二分。刘技术员用皮尺一尺一尺量的。寨壕沟上也拉了尺。”

　　他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临河问我啥时候下雨。我说等他把面饼吃完。”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把册子合上。月光照在粗布封面上，那些模糊的字迹在银辉里微微反光。窗外传来夜鸟的叫声，短促而清晰。

　　秦守拙熄灭灯，闭上了眼睛。三天后就要抓阄了。一百七十二张纸条，每一张上都写着一个地块的编号。每户人家派一个代表伸手进瓦罐里摸，摸到哪张是哪张，摸完了不准换不准退。公家说这是最公道的法子——老天爷给的手气，谁也怨不得谁。

　　但秦守拙知道，公道是公道，人心是人心。公道在瓦罐里，人心在瓦罐外。

　　他翻了个身，听见隔壁屋里两个孙子平稳的呼吸声。一个四岁，一个刚满四个月，都还太小，不知道什么是分地什么是抓阄，不知道他们的爷爷今晚为什么又睡不着。

　　窗外，老槐树的影子在月光下缓缓移动。树上的红布条被夜风轻轻拂起又落下。沙河还在默默地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