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的春天来得迟疑，显得吝啬。

　　沈阳的三月，风还是硬的，拍在脸上生疼。杨树光秃秃的枝丫在风中摇摆，像老人干枯的手指。地上的雪化了一半又冻上，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厂区里的灰砖墙上，霜花在早晨还结着，太阳一出来就化成了水，顺着墙缝往下淌，在墙根汇成一条细细的溪流。

　　江成从学院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他拎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几本刚从图书馆借的专业书，还有一袋奶粉——用稿费买的，进口的，花了八块钱。他舍不得喝，给郑言溪和孩子带的。

　　走到楼下，他习惯性地抬头看四楼的窗户。灯亮着，窗帘拉了一半，能看见郑言溪的影子在屋里走动。窗台上那盆花换了——去年那盆冬天冻死了，今年郑言溪又买了一盆，是君子兰，叶子宽厚油亮，在灯光下泛着墨绿的光。

　　他上楼，推开门。屋里暖烘烘的，炉子烧得正旺，铁壶坐在上面，“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奶腥味和尿布上阳光的味道——郑言溪白天肯定把尿布晾出去了，收回来的时候还带着春天的干燥气息。

　　“回来了？”郑言溪从厨房探出头，手里拿着铲子，围裙上沾着油渍。她的头发剪短了，齐耳，用两个黑卡子别在耳后，露出白皙的脖颈。生完孩子之后她瘦了一些，但气色很好，脸颊上有了红润。

　　“嗯。江远呢？”

　　“睡着了。刚哄着，别吵醒他。”郑言溪压低声音，朝卧室努了努嘴。

　　江成放下包，轻手轻脚地走到卧室门口，探头往里看。小床上，江远睡得正香，小脸朝上，嘴巴微微张着，两只小手举在脑袋两边，像投降的姿势。被子被蹬到了脚边，露出一双胖乎乎的小脚丫，五个脚趾头圆滚滚的，像五颗花生米。

　　他蹲下来，轻轻把被子拉上去，盖住孩子的肚子。小家伙哼唧了一声，翻了个身，又沉沉睡去。

　　“奶粉买了吗？”郑言溪在厨房问。

　　“买了。”江成走过去，从包里掏出那袋奶粉，放在桌上，“进口的，说是有营养。”

　　郑言溪拿起来看了看，眉头皱了一下：“多少钱？”

　　“八块。”

　　“八块？”她放下奶粉，看着他，“你一个月补助才四十多，买奶粉就花了八块。不过了？”

　　江成笑了笑：“给孩子花的，值。”

　　郑言溪瞪了他一眼，但没再说什么。她把奶粉收进柜子里，从里面拿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半盒自己做的米糊。

　　“以后别买这么贵的了。米糊也挺好，我妈小时候就是这么喂我的。”她说着，舀了两勺米糊放进碗里，用温水调开，搅了搅，“你看，稀稠刚好。江远可爱吃了。”

　　作为后世人，江成没有跟郑言溪普及营养元素这些废话，只是看着算是自己血脉延续的小生命，他这个当父亲的，要尽己所能给他最好。

　　江成看着那碗米糊，白白的，稠稠的，散发着一股小米的清香。他伸手想尝一口，被郑言溪一巴掌拍开。

　　“给孩子的，你尝什么？”

　　江成缩回手，笑了。

　　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坐在桌前。郑言溪炒了两个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蒜蓉茄子，还有一碟咸菜。菜量不大，但味道很好。江成吃了两碗饭，把盘子扫了个干净。

　　“学院那边，快结业了吧？”郑言溪问。

　　“嗯。六月份毕业，还有两个多月。”

　　“毕业之后呢？回厂里？”

　　江成放下筷子，看着她：“不一定。省里那边想让我留在推广办公室，张司长也想让我去BJ。但我想……”他顿了顿，“我想回厂里。”

　　郑言溪愣了一下：“为什么？”

　　“因为厂里的事还没干完。”江成说，“技术革新小组刚起步，好多设备等着改。我走了，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

　　郑言溪没说话，低头扒饭。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说：“你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我不干涉你，但是有更大的舞台，还是要把握住，不用顾虑我，你不能埋没自己的一身本事，有个词怎么说来着，暴殄天物。”

　　江成看着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只是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他知道，郑言溪心里是希望他留在沈阳的，至少生活环境是熟悉的，她从小长在这里，她的的父母在这儿，她的根在这儿。但她从来不说，每次都是“不用顾虑我”。

　　吃完饭，江成去洗碗。郑言溪坐在桌前，打开一本《内科学》，开始看书。她去年考过了护士证，今年又在准备考医师资格。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等孩子睡了再看书，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

　　“言溪，别太累了。”江成擦着手从厨房出来，“考不上也没关系。”

　　郑言溪头也没抬：“有关系。”

　　江成没再劝。他坐在她旁边，也翻开一本书。两个人各看各的，谁都不说话。炉子里的火“噼啪”地响，铁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泡。窗外偶尔传来一声狗叫，又归于沉寂。

　　这种安静的夜晚，是江成最珍惜的时光。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江成白天在学院上课，下午去推广办公室处理事务，晚上回家。郑言溪白天在医疗站上班，中午回家给孩子喂一次奶，晚上看书。两个人像两台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各转各的，但缺了谁都不行。

　　四月初，推广办公室接到了一个新任务——沈阳矿山机械厂有一台进口的大型球磨机坏了，停产半个月了，厂里急得团团转。这台球磨机是瑞典进口的，直径三米多，长六米，重几十吨，是选矿车间的核心设备。它一停，整个选矿车间都跟着停，每天的损失数以万计。

　　矿山机械厂的厂长姓孙，是个五十多岁的东北汉子，说话嗓门大，脾气也大。他亲自跑到推广办公室来，拍着桌子说：“你们不是说能改老设备吗？这台球磨机不算老，才用了五年，但坏了没人能修。瑞典人说要换主轴，从国外订货要半年。我等不了半年！你们谁能修，我给他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