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来信的那天，江城正在车间里调试一台改造过的冲床。

　　信是郑言溪送来的。她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红章。江城接过来的时候，手上还沾着机油，在信封上印了几个黑手印。

　　他拆开信，里面只有一页纸，字迹工整而有力：

　　“江城同志：上次一别，已有数月。你在基层所做的工作，我一直在关注。省报那篇文章我看了，很好。现有一事相商：我所承担的‘老旧设备技术改造’国家重点课题已进入攻坚阶段，急需一线经验丰富的人员参与。如有可能，望来京一叙。时间你来定，我随时恭候。周。”

　　江城把信看了两遍，心里掀起波澜。周老亲自写信邀请，这分量他掂得出来。

　　旁边几个工友凑过来：“谁来的信？”

　　江城把信折好，揣进口袋：“一个老朋友。”

　　他没跟任何人说信的事，包括黄德庆。下班后，他一个人坐在厂区后面的铁轨旁，看着夕阳发呆。

　　去BJ，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更重要的项目，更高层次的人脉。周老的信里说得含蓄，但“国家重点课题”这几个字，足以说明一切。如果能参与进去，他就不再是一个厂里的技术革新组长，而是国家级项目的参与者。

　　但他心里也清楚，这一去，可能就不是几天的事了。厂里的技术革新小组怎么办？师傅怎么办？言溪怎么办？

　　更重要的，他走了，周传明那边会不会趁机动手？

　　“想什么呢？”

　　江城回头，郑言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他身后，手里拎着一个饭盒。

　　“你怎么来了？”

　　“看你没回来吃饭，猜你在这儿。”郑言溪在他身边坐下，把饭盒递给他，“谁的信？”

　　江城犹豫了一下，把信递给她。郑言溪看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要去？”

　　“我在想。”

　　郑言溪把信还给他：“去吧。”

　　江城看着她：“你不怕我一去不回来？”

　　郑言溪没回答，而是看着远处的铁轨，轻声说：“江城，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你吗？”

　　这个问题她问过一次，但那次她没有回答。江城摇头。

　　“因为有一次，厂里搞技术比武，你拿了第三名。别人都在吹牛，只有你蹲在那台坏了的车床前面，一边看一边记。我路过的时候瞄了一眼，你本子上画的图，比技术科的人还专业。”

　　她转过头看着他：“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你跟这个厂里所有人都不一样。”

　　江城愣住了。他没想到，郑言溪观察他这么久，这么细。

　　“所以，”郑言溪站起来，拍拍裙子上的灰，“你去吧。这个厂困不住你。你该去更大的地方。”

　　她也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但你要记住，不管你去哪儿，这儿有个人等你。”

　　江城心里涌起一股热流。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两个人站在铁轨旁，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二天，江城去找黄德庆。

　　黄德庆正蹲在车间角落里修一台老式铣床，听见脚步声，头也没抬：“来了？”

　　江城在他身边蹲下，把信的事说了。黄德庆听完，手上的活儿没停，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去。”

　　“师傅，您不拦我？”

　　黄德庆放下扳手，转过头看着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种江城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欣慰，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平静。

　　“成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没让你走吗？”

　　江城摇头。

　　“因为你还没准备好。”黄德庆说，“去省城，你去了也是当摆设。人家要的是你的名声，不是你的本事。但BJ不一样。周老那样的人，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他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现在你准备好了。去吧。”

　　江城鼻子一酸：“师傅，技术革新小组——”

　　“交给我。”黄德庆打断他，“你走了，天塌不下来。我虽然老了，还能撑一阵子。”

　　江城站起来，看着师傅，深深鞠了一躬。

　　临走前一天，江城去找了周厂长。周厂长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小江，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走了，我心里没底。”

　　江城说：“厂长，我只是去BJ看看，不是调走。技术革新小组有师傅在，出不了问题。”

　　周厂长叹了口气：“我不是担心技术。我是担心周传明那边。你不在，他更肆无忌惮。”

　　江城想了想，说：“厂长，我有一个想法。”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周厂长：“这是写给李副部长的信。如果周传明那边有动作，您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他会处理。”

　　周厂长接过信，看了看，点点头：“行。你去吧，厂里的事交给我。”

　　1979年的秋天，江城坐上了开往BJ的火车。

　　绿皮车轰隆隆地往前开，窗外的田野、村庄、工厂一闪而过。江城靠着窗，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他知道，这次去BJ，不只是去参加一个课题，更是一次机会——结识参与更重要的项目，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周传明的事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系统里，光有本事不够，还得有人。

　　只有这样，才能站得更稳，才能实现自己的雄心与野望。

　　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到达BJ站。

　　江城拎着行李走出站台，一眼就看见了接他的人——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眼镜，举着写有“接江城同志”的牌子。

　　“我是江城。”

　　年轻人热情地伸出手：“江同志您好！我叫陈思远，周老的研究生。周老让我来接您。”

　　吉普车在晨光中穿过BJ的大街小巷。江城看着窗外的城市，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四十年后的BJ，他太熟悉了。可1979年的BJ，是另一番模样。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到处是灰扑扑的楼房和自行车流。

　　但有一种东西，是四十年后的BJ没有的——一种蓬勃向上的气息，一种百废待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