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六被关进禁闭室的第三天，夜里的风特别大，刮得哨所屋檐呜呜作响，像有无数鬼魂在哭。

　　吴法巡完最后一班岗，已是子夜。经过指挥室，看见里面还亮着灯。昏黄的光从破窗纸透出来，在雪地上投出个摇晃的方块。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轻轻叩门。

　　“进来。”

　　推门进去。王百川坐在桌后，桌上摊着几张泛黄的纸，是些旧信笺。油灯的光晕在他脸上晃动，皱纹显得更深，像刀刻的。他手里拿着个扁酒壶，是锡的，磨得发亮，但没喝，只是摩挲着。

　　“师父，还没睡。”吴法在对面小马扎上坐下。

　　“坐。”王百川把酒壶推过来，“喝口，暖暖。”

　　吴法接过，抿了一小口。是劣质烧酒，辣，呛，但一道热流顺着喉咙下去，身子暖了些。

　　“钱六的事，你怎么看？”王百川问，眼睛没看他，盯着桌上的信纸。

　　“不止他一个。张老四跑了，说明有鬼。李顺……可能有牵扯，但没证据。”吴法实话实说。

　　“嗯。”王百川点点头，把信纸拢了拢，塞进抽屉，又摸出烟袋锅，慢慢装着烟丝，“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个破哨所吗？”

　　吴法摇头。他只知道王百川在这儿很多年了，但之前的事，没问过。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跟你一样。”王百川划着火柴，点烟，深吸一口，烟雾在灯光里盘旋，“十六岁，家是东海的，渔户。那年倭寇的船来了，炮轰村子，抢渔场。我爹，我哥，都死在船上。我跳海，游了三里，活下来。后来就去当了兵，想报仇。”

　　他顿了顿，烟袋锅在桌沿磕了磕：“那是乾国新军刚建的时候，学西洋，学东瀛，看着挺像样。我在新军第三镇，当二等兵。训练苦，但觉得有希望——练好了，打倭寇，报家仇。”

　　“后来呢？”

　　“后来？”王百川笑了，笑得很苦，“后来发现，新军是像样，可骨子里还是老一套。军官是老爷，兵是奴才。训练是做样子，打仗是抢功劳。我当了两年兵，没打过一个倭寇，净打自己人。”

　　“自己人？”

　　“嗯。剿‘匪’。说是匪，其实很多是活不下去的百姓，占个山头，劫富济贫。上面下令剿，我们就去。第一次打，是在东山。一个村子，说是通匪。我们冲进去，见人就抓，反抗就杀。我那个班，抓了十几个，有老有少。排长说，都毙了，以儆效尤。”

　　王百川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我下不了手。有个孩子，就七八岁，抱着他娘的腿哭。我手抖，枪都端不稳。排长过来，一脚踹开我，自己开枪。砰，砰，砰……十二个人，全死了。血流了一地，渗进土里，黑红黑红的。”

　　油灯噼啪响了一声。吴法坐着，没动，但手心出了汗。

　　“那晚，我吐了，把胃里东西全吐出来。后来就习惯了。剿匪，打土匪，打‘乱党’，打一切上面说该打的人。打来打去，发现打的全是乾国人，是老百姓。倭寇还在海上，北狄还在北边，我们却在窝里斗。”

　　他抽了口烟，烟雾里眼神很远：“二十五岁，我当了排长。那年东海大战，倭寇打过来了，占了三个县。我们师奉命增援。我心想，终于能打真敌人了。可到了前线，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长官们忙着争权，抢地盘。友军互相使绊子，见死不救。弹药补给层层克扣，到我们手里，子弹不够，枪是坏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去送死。那一仗，我们团打没了半个，不是死在倭寇手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没援军，没弹药，硬扛。”

　　“我那个排，四十个人，打完还剩十二个。有个兵，才十七岁，肚子被打穿了，肠子流出来。我背着他往后撤，他趴我背上，说：‘排长，我想我娘。’然后就没声了。我跑到救护所，军医看了一眼，说没救了，扔边上等死。我守着他，守到半夜，他断气。临死前，抓着我的手，抓得很紧，指甲都掐进肉里。”

　　王百川伸出手，手背上真有几道淡淡的疤，年月久了，发白。

　　“那一仗后，我升了连长。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知道，这连长是怎么来的——是用弟兄们的命换的。而且，我看见了更恶心的东西。”

　　他声音压低，像怕人听见：“我们师有个副师长，姓赵，是总督的外甥。仗打输了，他没事，还升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一批军火，卖给了倭寇的代理人。证据确凿，可没人敢查。上面压下来了，说要以大局为重。后来，那个副师长调到北疆，现在是咱们第三师的师长，赵启明的爹。”

　　吴法心脏猛地一跳。赵启明，讲武堂那个同屋，他爹？

　　“对，就是那个赵启明。”王百川看穿他的心思，“你以为他凭什么进讲武堂？凭本事？狗屁。他爹一句话的事。这军队，从根子上烂了。当官的想升官发财，当兵的想混口饭吃。谁真想过保家卫国？想过，也心凉了。”

　　他磕掉烟灰，重新装烟：“我在东海又待了三年，看够了。升了营长，但不想干了。申请调北疆，以为这边能干净点。结果一样。北狄人抢，马匪劫，当官的捞。边防哨所，就是摆设。上面不给钱粮，下面人心涣散。我想改，写了多少建议书，石沉大海。后来得罪了人，被发配到这个第七哨所，一待就是八年。”

　　“师父没想过走吗？”

　　“走过。”王百川说，“三十岁那年，有个机会，去省城当守备团长。油水厚，又安全。我去了三个月，又回来了。为什么？看不惯。省城那些老爷兵，每天就是吃喝嫖赌，欺负百姓。我带的兵，有个排长强奸民女，让我抓了，要军法处置。结果那排长是师长的远亲，师长找我谈话，说年轻人犯错，给个机会。我不给，硬是打了军棍，开了军籍。然后，我就被调回边防了。”

　　他笑了笑，笑里有自嘲：“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倔。我说，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当兵的，穿这身皮，拿这杆枪，是保国卫民的，不是祸害百姓的。要是连这个都忘了，那还当什么兵？回家种地算了。”

　　油灯暗了些，吴法拿起剪刀，剪了剪灯花。火光跳了跳，屋里亮堂了点。

　　“师父，”吴法轻声问，“你后悔吗？”

　　“后悔？”王百川想了想，“后悔过。后悔没早点看清，后悔没护住那些弟兄，后悔……没娶个媳妇，留个后。但后悔有什么用？路是自己选的，跪着也得走完。”

　　他看向吴法，眼神很深：“我今年四十二了，半截身子入土。这辈子，没干成什么大事。守这个破哨所，守了八年，没让北狄人打进来，没让马匪端了窝，但也没让弟兄们过上好日子。我有时候想，我这一生，到底图什么？”

　　吴法没说话，等着。

　　“后来我想明白了。”王百川说，“我图个心安。我没祸害百姓，没卖国求荣，没对不起这身军装。我带过的兵，虽然苦，虽然穷，但没变成土匪，没变成畜生。这就够了。人活一世，求个心安，比求什么荣华富贵，都强。”

　　他顿了顿，声音更沉：“可我知道，这不够。光我自己心安，有什么用？这国家还在烂，军队还在腐，百姓还在受苦。我看得到，但没力气改了。我老了，心气没了，人脉没了，只剩这把老骨头，守在这，等哪天北狄人打过来，战死，也算个交代。”

　　“但你不该这样。”他看着吴法，目光像火，“你还小，有本事，有心气，有脑子。你从哨所到讲武堂，从讲武堂回来，做的那些事——训练，识字，改规矩，和民修好，查内鬼——我都看在眼里。你做的是对的，是该做的。但你要知道，你做这些，会得罪人，会招恨，会有人想弄死你。”

　　“我知道。”

　　“知道还做？”

　　“做。”吴法说得很平静，“师父，你刚才说，你图个心安。我也图。我爹娘死在北狄人手里，我亲眼看见的。我要报仇，但光报仇不够。杀了那几个北狄人，还有别的北狄人。杀了北狄人，还有倭寇，还有马匪，还有……那些祸害自己人的败类。我要做的，是让这种事少发生，让像我爹娘那样的人，能活下去。”

　　王百川看着他，看了很久。油灯的光在他眼里跳动，像有什么东西在烧。最后，他伸手，重重拍了拍吴法的肩膀。

　　“好小子。这话，我二十年前也想说。可我说不出来，也没做到。你比我强。”

　　“我不强。”吴法摇头，“是师父你教的。你教我打枪，教我带兵，教我做人。没有你，我早死在河湾屯了。”

　　“那是你命硬。”王百川笑了，这次笑里有暖意，“但你记住我今天的话。这军队，这国家，病在根上。你想治，得从根上治。可根太深，盘根错节，动一点，牵全身。你得有耐心，有谋略，还得……有人。”

　　“人？”

　　“嗯。光你一个人，成不了事。你得有信得过的人，得有能用的人，还得有……上面的人。”王百川压低声音，“沈墨卿，是个路子。他年轻，有背景，有想法。但他一个人也难。你要帮他，他也要帮你。还有张振武，我那师弟，人正，在讲武堂能说上话。这些人，你要维系住。将来有一天，你需要他们。”

　　“我明白。”

　　“还有，咱们哨所这些人。”王百川说，“陈大个耿直，胡老蔫稳重，二牛细心，老赵可靠。这些人，你用好了，是一个排的胆。但要小心，里面可能还有鬼。李顺是不是，不知道。但肯定有。你查，但要稳，别打草惊蛇。”

　　“嗯。”

　　“最后，”王百川看着他，眼神里有吴法从没见过的郑重，“你得活着。无论多难，多险，得活着。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活着，才能做事，才能改变点什么。答应我。”

　　吴法喉咙发紧。他用力点头：“我答应。”

　　“好。”王百川靠回椅背，像卸下了千斤重担，“我累了，这辈子，就这点本事，这点见识，都传给你了。以后的路，你自己走。这哨所，我还能撑一阵，但迟早是你的。你放手干，捅了娄子，我顶着。顶不住，咱们一起扛。”

　　“师父……”

　　“去吧，歇着。明天还有训练。”

　　吴法起身，走到门口，回头。王百川坐在灯影里，身影佝偻，但脊梁挺着。像棵老树，风吹雨打，根还抓着地。

　　“师父，”吴法说，“你这一生，没白活。”

　　王百川摆摆手，没回头。

　　吴法轻轻带上门。

　　门外，风还在刮，雪又下了。

　　他站在廊下，看着漫天飞雪，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也更沉了。

　　从今夜起，肩上的担子，重了。

　　但得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