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住了三天，陆川决定回古城看看。

　　不是因为有事，而是因为那条没有回复的消息。他在有风小院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帮谢之遥改方案，在村里散步，和许红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听风铃，看苍山。但心里总有一个角落悬着，像风铃一样，风一吹就响。

　　那个角落，叫父亲。

　　吃过早饭，陆川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白色的棉麻衬衫，深色的休闲裤，都是母亲让谢之遥从家里带来的。他站在房间的镜子前看了看自己，左臂的石膏还是那么显眼，石膏上陆小雨画的那只小猪咧着嘴笑，尾巴卷成一个圈。

　　他叹了口气，下楼。

　　谢之遥正在院子里喝咖啡，看到他下来，放下杯子。

　　“今天要出去？”

　　“回古城一趟，看看我爸。”

　　谢之遥看了看他打着石膏的左臂，皱了皱眉：“你一只手，怎么去？我送你吧，马场那边上午没什么事，我开过去很快。”

　　“不用，你忙你的。我坐公交就行。”

　　“坐公交？从村里走到公交站要十分钟，到了古城还要走，你胳膊又不方便。”

　　“没事，腿是好的。”陆川笑了笑，“我问过娜娜了，她说公交站在村口往右走三百米，坐8路车到古城北门，再走十来分钟就到了。很方便。”

　　谢之遥想了想，从兜里掏出一张公交卡递给他：“那拿着这个，里面有钱。别推。”

　　陆川看着那张卡，没有接。

　　“我有零钱。”

　　“拿着。”谢之遥把卡塞到他右手手里，“就当是我借你的。下次你充了钱还我。”

　　陆川笑了一下，把卡装进口袋：“行，谢了。”

　　“早点回来吃晚饭。阿奶说她今天做酸菜鱼。”

　　“知道了。”

　　从有风小院出来，沿着村路往东走，是一条水泥路。路不宽，两辆车勉强能错开。路两边是大片的田野，水稻已经抽穗了，绿中透着黄，风一吹就翻起波浪。远处苍山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陆川走得不快。左手打着石膏，他不敢走太快，怕出汗把石膏弄湿了。右肩背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手机、钱包和一瓶水。

　　路边的田埂上蹲着一个老人，正在拔草。看到陆川经过，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看他。

　　“你是阿遥的同学？”

　　“是，阿婆。”

　　“胳膊咋了？”

　　“车祸，不碍事。”

　　“年轻人，小心点。”老人说完，又低下头继续拔草。

　　陆川继续往前走。村里的人都认识他了。不是因为他多有名，而是因为在这个村子里，陌生人根本藏不住。你从村头走到村尾，一路上会有七八个人跟你打招呼，问你从哪里来，胳膊怎么了，吃饭了没有。

　　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在BJ是体会不到的。在BJ，你在地铁里晕倒了，周围的人会先拿出手机拍视频，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帮你。而在这里，你走在路上，就有人问你要不要喝杯水。

　　公交站在村口往右三百米的地方，一根生了锈的铁杆上挂着一块塑料牌，写着“8路”和发车时间。旁边有一棵大榕树，树冠遮出一大片阴凉，树下有一块大石头，被坐得光滑发亮。

　　陆川在石头上坐下来，等车。

　　等了十几分钟，一辆白色的小巴慢悠悠地从远处开过来。车身有些旧，漆面斑驳，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张褪色的“8路”贴纸。车门打开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像是老人在叹气。

　　陆川用右手扶着栏杆上了车，投了两块钱硬币。车上人不多，有几个背着背篓的当地妇女，还有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头。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帆布包放在腿上。

　　车子启动了，沿着乡村公路缓缓行驶。窗外的田野在晨光中慢慢后退，稻田、玉米地、种着蔬菜的菜园，一块一块地掠过。远处的苍山像是被谁用墨笔勾勒出来的，轮廓清晰，颜色深沉。

　　陆川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在想父亲。

　　原主的记忆里，父子之间几乎没有过温情的时刻。父亲破产后把自己封闭起来，用沉默和冷漠砌了一堵墙。原主责怪父亲没能守住家业，责怪他对母亲不够好，责怪他用冷漠把全家人都推远了。

　　原主记得的最后一个温存的画面，是他七岁那年。父亲教他削木头，做一把小木剑。父亲的大手握着他的小手，一刀一刀地削，木屑落在他们中间，像雪。那把木剑后来被原主弄丢了，不知道丢在了哪里。但此刻，陆川觉得那把木剑不是丢了，是藏在某个地方，等着他去找到。

　　大学毕业后，原主很少回家，电话也打得少，像是要把自己从那个家庭里连根拔起。母亲每次打电话来，他都说“忙”，然后匆匆挂掉。父亲从来不主动打电话，偶尔接一次电话，也只是说“嗯”“知道了”“注意身体”。

　　三个字。最多三个字。

　　但现在，陆川住进了这具身体。他拥有原主的所有记忆，也拥有自己“另一个世界”的记忆。在现实世界里，他的母亲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他记得母亲走的那天，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哭都哭不出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叫过“妈”。

　　他不想再失去一次。

　　车子进了古城，在北门附近的车站停下来。陆川下了车，沿着人民路往里走。

　　大理古城的上午很安静。石板路被踩得光滑发亮，缝隙里长着青苔，湿漉漉的。两旁的店铺刚刚开门，店主们不急不慢地把商品摆出来——扎染的围巾、银器、鲜花饼、手工糖。有几个游客在街边拍照，穿着鲜艳的裙子，笑声清脆，像鸟叫。

　　溪水从苍山上流下来，顺着古城的水渠一路往下，哗哗地响。水很清，能看到底下的鹅卵石。有人在溪边洗菜，有人在水渠里涮拖把。这座古城是活的，不是景点，是家。

　　陆川拐进一条小巷。巷子不宽，两个人并排走都勉强。两侧是老房子，墙皮斑驳，有些地方露出了里面的土坯。屋顶上长着野草，绿油油的，像是给老房子戴了一顶绿色的帽子。

　　巷子尽头有一家店。

　　门楣上挂着一块旧木匾，木头已经发黑，边角有裂纹。上面刻着四个字——“远山旧书”。字是阴刻的，漆掉了大半，要仔细看才能辨认。“远山”两个字还能看清，“旧书”的“书”字缺了最后一笔，像是一个没写完的故事。

　　店门开着。两扇木门向里敞开，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陆川走进去，一股旧纸和霉味扑面而来。

　　那不是难闻的味道。那是时间的味道。纸张放久了会发黄，墨水放久了会褪色，书放久了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香气——有人说那是木质素分解的味道，有人说那是知识腐烂的味道。陆川觉得，那是记忆的味道。

　　店里不大，两排书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塞得满满当当。中间只有一条窄窄的过道，勉强能过一个人。书架之间的空隙里堆着更多的书，摞得歪歪斜斜，像随时会塌。有的书脊朝外，有的书脊朝里，有的干脆平躺着，上面压着更多的书。

　　阳光从唯一的窗户照进来，那是一扇很小的窗，窗框是木头的，漆面剥落。阳光穿过玻璃，照在靠窗的一张木桌上。桌上摊着一本书，翻到一半，旁边放着一副老花镜，镜腿张开着，像一只趴着的蝴蝶。

　　但没有人。

　　“爸？”陆川喊了一声。

　　没有回应。

　　他站在门口，又喊了一声：“爸，我来了。”

　　还是没有人应。

　　陆川走进店里，在书架之间穿行。手指从书脊上滑过，那些书名一个接一个地从指尖流过——《大理风物志》《白族建筑图录》《云南民居木雕纹样》《苍洱之间》……都是些关于云南、关于大理、关于白族的书。

　　父亲不卖畅销书。他卖的是他懂的、他爱的、他放不下的东西。

　　后院传来轻微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被敲了一下。陆川穿过店堂，推开后门。

　　后院是一个小天井，比前面亮堂多了。天井不大，中间铺着青石板，石板上长着青苔，边缘有一个石槽，里面种着一丛薄荷，绿油油的，散发着清凉的气味。靠墙的地方堆着几捆旧报纸和几个纸箱，上面落满了灰。

　　一个瘦削的中年男人蹲在墙角，正在修一把椅子。

　　他穿着灰色的旧T恤，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松垮垮地耷拉着。头发黑白参半，没有梳理，随意地搭在额前，有几缕垂下来遮住了眼睛。他的手指很粗，关节突出，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污渍——那是木屑和墨汁混在一起的颜色，洗不掉的那种。

　　陆远山。原主的父亲。现在是他的父亲。

　　陆川站在后门口，看着那个蹲在地上的男人。阳光从头顶照下来，照在父亲灰白的头发上，像撒了一层盐。他的背很宽，但微微佝偻着，像是一直在弯着腰，弯了很久，已经直不起来了。

　　“爸。”陆川又叫了一声。

　　陆远山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抬头，而是把手里的凿子慢慢放下，然后才抬起头。

　　那目光很短。短到陆川几乎没来得及捕捉到里面的情绪——是惊讶？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他看不出来。父亲的目光像一扇半开的门，只开了一条缝，让你看到里面是暗的，但看不清有什么。

　　然后他低下头，继续修椅子。

　　“回来了？”声音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嗯。回来看看。”

　　陆远山没有再说话。他拿起一把锤子，轻轻敲了敲椅腿的榫头，试了试，又放下，换了一把凿子，在榫头边上剔了剔木屑。

　　陆川走过去，在他对面蹲下来。

　　椅子是一把老式的太师椅，靠背上雕着简单的花纹，扶手磨得发亮。一条腿松了，榫头脱出来一大截，整个椅子往一边歪。

　　“这椅子坏了？”

　　“松了。紧一紧就好了。”

　　“我帮你？”

　　“你一只手，帮什么。”陆远山看了他的左臂一眼。石膏上陆小雨画的那只小猪还在，咧着嘴笑，粉红色的耳朵竖着。这是陆远山进门后第一次仔细看他，目光在石膏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到他的脸上，“怎么弄的？”

　　“车祸。不严重，骨折而已。”

　　“开车小心点。”

　　“嗯。”

　　对话到此为止。

　　陆远山低下头继续修椅子。他修东西的时候很专注，像是世界上只有他和这把椅子。他用凿子一点一点地剔掉榫头上老化的木屑，然后用砂纸打磨，再用锤子轻轻敲进去。每一下都不重，但很准。

　　陆川蹲在旁边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开。

　　他看着父亲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手背上青筋暴起，指节粗大得像竹节。但握着工具的时候，它们变得很灵巧，像是有了自己的生命。凿子、锤子、砂纸，每一样工具在父亲手里都像是长在上面的，不像是拿着的。

　　这双手，曾经刻出过滇西最好的木雕。

　　天井里很安静。只有锤子敲击木头的声音，一下，一下，很稳。偶尔有鸟从头顶飞过，叫声清脆，像是在跟父亲聊天。

　　陆川忽然想起原主记忆里的一个画面。很小的时候，他坐在父亲的工作台旁边，看父亲刻木头。父亲刻的是一只鹰，翅膀展开，爪子锋利，眼睛炯炯有神。他问父亲：“爸，这只鹰会飞吗？”父亲说：“等你长大了，它就飞了。”

　　后来他长大了。那只鹰没有飞。父亲也没有再刻过一只鹰。

　　“爸。”陆川又开口了。

　　“嗯。”

　　“我在云苗村住得挺好。谢之遥——就是我那个同学——他在那边搞乡村振兴，盘了马场，开了民宿。村里还有一个木雕工坊，有个谢怀兰师傅，手艺很好。”

　　陆远山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他没有抬头，但陆川看到他捏凿子的手指紧了一下。

　　“谢怀兰。”陆远山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您认识他？”

　　“嗯。”陆远山把凿子放下，拿起砂纸，慢慢打磨榫头，“以前一起参加过省里的工艺美术展。他的手艺……扎实。”

　　“他现在还在做。谢之遥想把他那个工坊做成非遗传承基地。”

　　陆远山没有接话。他打磨榫头的动作变得更慢了，像是在想什么。

　　“爸，”陆川说，“您要是没事，可以去云苗村看看。谢师傅年纪大了，需要人帮忙。那边的木雕工坊也缺人手。”

　　“我有事。”陆远山说，“书店要看。”

　　“书店关一天门没事。”

　　“谁说没事？万一有人来买书呢？”

　　陆川看了看门口。从后院能看到前店的门口，那个木匾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他在店里待了一上午，从进门到现在，一个客人都没有来过。

　　陆远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他沉默了一下，把手里的砂纸放在地上，然后说了一句：“过几天再说。”

　　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但对陆远山来说，“过几天再说”就是“我会考虑”的意思。

　　陆川没有逼他。有些事急不来，就像木雕，一刀一刀地刻，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