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线回到苟大明和李小芹。

　　苟洋洋走丢的第六天。

　　苟大明和李小芹还在迪拜。

　　这六天是苟大明四十年人生中最漫长的六天。

　　他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

　　早上七点起床——其实没怎么睡——去酒店餐厅吃早餐。

　　不是因为饿，是因为李小芹说“你不吃东西怎么有力气找孩子“。

　　他机械地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咖啡。

　　面包没味道。

　　咖啡也没味道。

　　八点去迪拜警局。

　　法蒂玛警官每天都会更新一次搜索进展。

　　监控追踪有一些线索——但总是断断续续的。

　　苟洋洋出现在黄金市场的监控里、出现在棕榈岛的一个酒店监控里、出现在Dubai Mall的一个入口摄像头里——但每次都只是几秒钟的画面，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旁边总有一个金头发的外国小孩。

　　“那个外国小孩是谁？“

　　苟大明问。

　　法蒂玛说：

　　“我们正在调查。目前的信息是——可能是一个美国籍的少年，也处于'失联'状态。他的监护人也在找他。“

　　苟大明觉得这个世界荒诞到了极点——两个走丢的小孩，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居然在迪拜搭上了伙。

　　九点到下午三点——苟大明和李小芹在迪拜街头找人。

　　他们打印了一百多张寻人启事——苟洋洋的照片、姓名、特征描述，中英文双语（王领事帮翻译的）。

　　他们把启事贴在了超市门口、清真寺旁边、旅馆前台、出租车站。

　　苟大明的英语不好，但他学会了一句话——反复说了几百遍的一句话——

　　“My son. Lost. Please help.“

　　每说一次，他的声音都会低一点。

　　不是因为不好意思——是因为累。

　　李小芹的状态比苟大明更糟——也更强。

　　她哭过了第一天之后，就把眼泪收起来了。

　　她说：“哭有什么用？哭又找不回来。“

　　然后她变成了一台寻人机器——每走进一家店就拿出照片问“Have you seen this boy?“。

　　她的英语比苟大明好一点——当了二十年语文老师，学习能力还是有的，她在这六天里速成了大约五十个英语单词。

　　但最难的不是找人。

　　最难的是等。

　　等警方的消息。

　　等领事馆的消息。

　　等QQ上的新消息。

　　等一个电话、一条信息、一个信号——任何一个证明苟洋洋还好的迹象。

　　苟大明在酒店房间里来回走。

　　李小芹说：

　　“你别走了，地毯都被你踩出印子了。“

　　苟大明说：

　　“我坐不住。“

　　李小芹说：

　　“你站着也没用。“

　　苟大明停下来。

　　沉默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在他这辈子所有的话里，这句大概是最重要的一句——

　　“小芹，是我的错。我不该睡那么沉。“

　　李小芹看了他一眼。

　　“你别说了。“

　　“是我的错。如果我设了闹钟提前起来——“

　　“你设了三个闹钟。你不可能每分钟都盯着一个十岁的孩子。“

　　“但是——“

　　“苟大明，你听我说。“

　　李小芹转过身，正面对着他。

　　她的眼睛是红的——六天来第一次又红了——但她的声音是稳的。

　　“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是那个小兔崽子自己跑出去的。等我找到他——我先打他一顿，然后再抱着他哭一场。但在那之前——别说什么'是我的错'。我们俩现在互相怪也没用。有用的就是——继续找。“

　　苟大明看着她。

　　在结婚十二年里，他一直觉得李小芹是一个急脾气的人——说话急、做事急、生气急。

　　但此刻他发现，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时，李小芹比他稳。

　　不是因为她不害怕。

　　是因为她把害怕压在了行动下面。

　　苟大明点了点头。

　　“好。继续找。“

　　那天下午，他们又出了门。

　　新一轮的搜索。

　　新一轮的“My son， lost， please help“。

　　他们不知道的是——苟洋洋此刻正在老穆罕默德的香料店里喝着阿拉伯咖啡，口袋里揣着一个木头小骆驼，脖子上挂着一个叫“逗你玩“的翻译器，旁边坐着一个美国小孩。

　　距离很近。

　　但命运的时间表上，他们的重逢还需要更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