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工地停工了。

　　不是因为过年，是因为天太冷，泥都冻住了，没法砌墙。

　　工人们有的回家过年了，有的留在工地，等着年后复工。建国本来也想回家，但刘包工头说，留守的工人有双倍工资，他就留下了。

　　双倍工资，意味着他可以多寄四十块钱回家。

　　四十块钱，在村里，是一头猪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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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的工人不多，加上建国，一共八个人。

　　老周头也留下了，他说他没家可回，在哪里过年都一样。

　　建国问他：“周师傅，您真的不回家？“

　　老周头笑了笑：“回家？回哪个家？“

　　建国没再问。

　　他知道，老周头有自己的故事，只是不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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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二十九，建国去县城里买了点年货。

　　他舍不得花钱，只买了一斤糖块，花了八毛钱。糖块是水果糖，花花绿绿的，用纸包着，闻起来很香。

　　他想，等年后回家，带给妹妹。

　　妹妹陈建梅，今年十四岁，正在镇上念初中。她喜欢吃糖，但家里穷，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点。

　　建国记得，去年过年，母亲买了一斤糖块，藏柜子里，每天给妹妹两块。妹妹舍不得吃，把糖块含在嘴里，等它慢慢化，化完了，还咂咂嘴，像是回味无穷。

　　他那时候笑她：“馋样。“

　　妹妹瞪他：“你才不馋，你天天吃。“

　　他那时候确实不馋。他在家里，想吃什么，母亲都会给他做。但现在他出来了，才知道，家里的每一口饭，都是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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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月三十，除夕。

　　工棚里冷得像冰窖，建国裹着被子，还是冻得直哆嗦。

　　老周头从自己的铺位下面摸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瓶白酒，还有一包花生米。

　　“来，喝点，暖和。“老周头说。

　　建国摇摇头：“不会。“

　　“学嘛。“老周头倒了一小杯，递给他，“过年了，总得有点年味。“

　　建国接过杯子，抿了一口。

　　酒很烈，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像是一团火。

　　他咳嗽了几声，眼泪都咳出来了。

　　老周头哈哈大笑：“慢点喝，这酒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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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坐在工棚里，喝着酒，吃着花生米，听着外面的风声。

　　风还是那样，呜呜地响，像是谁在哭。

　　但建国觉得，这声音没那么凄凉了。

　　也许是因为喝了酒，也许是因为身边有个人陪着。

　　“周师傅，“建国问，“您过年不想家？“

　　老周头喝了一口酒，沉默了一会儿，说：“想。咋不想？但我想的家，已经没了。“

　　“您……“

　　“我老婆，走了二十年了。“老周头看着酒杯，眼神有些飘忽，“那时候我还年轻，在国营厂当技工，觉得日子有奔头。后来厂子倒闭了，我没了工作，她……她就走了。“

　　建国没说话。

　　他想起了杏花。

　　杏花没有走，她是被迫嫁人的。但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离开了。

　　“孩子呢？“建国问。

　　“孩子？“老周头笑了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孩子跟着她走了，改姓了，不认我了。“

　　建国沉默了。

　　他想起老周头认他做“半个儿子“时的样子，眼眶红红的，像是想哭，又忍住了。

　　原来，老周头是把对儿子的念想，寄托在他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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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老周头转过头，看着他，“你有喜欢的人不？“

　　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有过。“

　　“现在呢？“

　　“嫁人了。“

　　老周头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是又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他说，“你想留的，留不住；你想走的，走不了。“

　　建国没说话，只是看着酒杯里晃动的酒液，像是看着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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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建国起得很早。

　　他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在村里，大年初一也要早起，去给长辈拜年。

　　但现在，他没有长辈可拜，只能去工地上转转。

　　工地空荡荡的，脚手架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像是一个个被遗忘的人。

　　建国走到自己砌的那面墙前，停下来，看着。

　　墙不高，只有一米多，但每一块砖都是他自己放的，每一铲泥都是他自己和的。

　　他看着那面墙，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你砌的？“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建国回过头，看见刘包工头站在他身后，穿着一身新衣裳，脸上难得地带着笑。

　　“嗯。“建国点点头。

　　刘包工头走过来，仔细检查了一遍，点点头：“不错，有模有样。“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建国：“压岁钱。“

　　建国愣了一下，没接：“刘老板，我……“

　　“拿着。“刘包工头把红包塞到他手里，“过年嘛，图个吉利。“

　　他说完，转身走了。

　　建国站在原地，攥着那个红包，愣了很久。

　　红包里是一张崭新的五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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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工棚，老周头已经起来了，正在煮饺子。

　　饺子是昨天包的，白菜猪肉馅，放在外面冻了一夜，硬邦邦的，像是一块块石头。

　　“回来了？“老周头问，“去哪了？“

　　“工地上转转。“建国说，然后把红包递给老周头，“刘老板给的。“

　　老周头看了一眼，笑了笑：“收着吧，他难得大方。“

　　“您也有？“

　　“有。“老周头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红包，“每年都给，习惯了。“

　　建国把红包收好，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

　　五块钱。

　　在村里，五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但在这里，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红包，是老板给员工的压岁钱，是……

　　一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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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饺子，建国去县城里打了个电话。

　　电话在邮政所旁边的小卖部里，一分钟五毛钱，贵得很。

　　他拨通了村里的电话，是邻居接的，去叫他母亲。

　　等了很久，母亲的声音才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电流的杂音，有些模糊。

　　“建国？“

　　“娘，是我。“建国说，声音有些哽咽。

　　“你咋样？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母亲一连串地问，“有没有人欺负你？“

　　“没有，都好。“建国说，“娘，我过年不回去了，工地上有活，双倍工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好，你忙你的，家里都好，不用担心。“

　　“爹呢？“

　　“你爹在呢，要叫他？“

　　“……不用了。“建国说，“娘，我寄回去的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收到了。“母亲说，“你别老寄钱，自己留着花。“

　　“我够花。“建国说，“娘，您和爹注意身体，别太累。“

　　“好，好。“母亲说，然后突然压低声音，“建国，杏花……杏花让我告诉你，她过得挺好，让你别担心。“

　　建国愣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了。“

　　“她还说，那双鞋垫，让你别舍不得用，垫着舒服。“

　　“……我知道了。“

　　电话那头，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建国，你……你好好的，啊？“

　　“嗯，娘，我好好的。“

　　挂了电话，建国站在小卖部门口，愣了很久。

　　杏花让母亲带话，说她过得挺好，让他别担心。

　　还让他别舍不得用那双鞋垫。

　　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个。

　　但他知道，那双鞋垫，他会一直留着。

　　不是为了用，是为了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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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工地，老周头正在晒太阳。

　　冬天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像是母亲的抚摸。

　　“打电话了？“老周头问。

　　“嗯。“建国在他旁边坐下，“给我娘。“

　　“说啥了？“

　　“没啥，就是问问家里好不好。“

　　老周头点点头，没再问。

　　两个人坐在太阳底下，看着远处的山梁子，那里有一弯月牙，淡淡的，像是谁的眉毛。

　　“建国，“老周头突然说，“你想过以后不？“

　　“以后？“

　　“就是以后，你想干啥？“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先把活儿干好，多挣点钱，供我妹妹上学。“

　　“然后呢？“

　　“然后……“建国想了想，“然后找个媳妇，成家，过日子。“

　　老周头笑了笑：“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建国说。

　　老周头没再说什么，只是看着远处的山梁子，眼神有些飘忽。

　　建国知道，老周头在想什么。

　　他在想自己的以后，想自己的过去，想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但建国不想想那么多。

　　他现在只想把活儿干好，多挣点钱，寄回家。

　　其他的，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