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小卖部没有名字。

　　它在煎饼摊和包子铺中间，夹在一个铁皮棚子里，门脸不大，两扇玻璃门，门上贴满了广告——冰红茶、方便面、火腿肠、某品牌香烟。广告纸被太阳晒得发白，边角翘起来，风一吹哗哗响。门口摆着两个塑料筐，一个装空瓶子，一个装纸壳，有时候会多一个筐，装着没人认领的快递。

　　老板娘姓周，大家都叫她周姐。四十出头，圆脸，眼睛不大，笑起来眯成一条缝。她常年穿着一条花围裙，围裙下面是一件黑色的毛衣，把身材裹得很紧。她的头发染过，棕红色，扎一个低马尾，耳边总是有几缕碎发掉下来。

　　我第一次去小卖部，是搬来的第二天。

　　屋里很暗，日光灯管只有一根亮着，忽明忽暗。货架上摆着各种东西，方便面、饼干、罐头、辣条、酱油、醋、卫生纸，乱糟糟的，但大概能看出分类。冰柜在角落里，里面冻着冰棍、雪糕和一些不知冻了多久的速冻水饺。

　　“要什么？”周姐从柜台后面站起来。她在看手机，屏幕上是某个短视频，一个男人在用夸张的声音卖货。

　　“有烟吗？”

　　“什么牌子的？”

　　“中南海。”

　　她从身后的柜子里拿出一条，拆开，取出一盒，递给我。她的手指很白，指甲涂着淡粉色的甲油，有些地方已经掉了。

　　“七块。”

　　我扫码付款。她看了一眼手机，确认到账，又坐回去继续看视频。

　　我注意到柜台上放着一个本子，牛皮纸封面，卷了边。本子旁边放着一支圆珠笔，笔帽不见了，笔杆上有很多牙印。

　　“那是赊账本。”她看见我在看，说了一句。

　　“还能赊账？”

　　“老顾客呗。”她说，“忘带钱了，或者月底手头紧，就先记着。发工资了再来还。”

　　她翻开本子给我看。一页一页的字迹，歪歪扭扭的，有的写着名字和日期，后面跟着“欠15元”“欠8元”“欠23元”。有些名字被划掉了，旁边写着“已还”。有些没划掉，日期已经很旧了。

　　“这个，欠了半年了。”她指着一个名字说，“人走了，联系不上了。”

　　“那怎么办？”

　　“能怎么办？”她合上本子，“算了吧，也没多少钱。”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在那个本子上停了一下，像是在摸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人。

　　后来我成了小卖部的常客。

　　不是因为需要买很多东西，而是那里有一种奇怪的引力。有时候下班回来，不想回出租屋，就在小卖部门口站一会儿，和周姐聊几句。她话不多，但不冷，问什么答什么，不问就安静地看手机。那种安静不尴尬，像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不需要刻意找话题。

　　有一次我问她：“开店多久了？”

　　“八年了。”她说，“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开的，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

　　“孩子在哪上学？”

　　“昌平，住校。”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点空，像是被抽走了什么，“周末才回来。”

　　“你老公呢？”

　　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不是警惕，也不是不悦，而是犹豫——在说不说之间犹豫了一下。

　　“在城里上班。”她说，“一个月回来一两次。”

　　后来我才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老公在外面有人了。这种事在村子里不稀奇，男人进城打工，女人在村里带孩子，时间长了，总有管不住自己的。有人闹，有人忍，有人假装不知道。周姐属于哪一种，没人说得清。

　　她从来不提这件事。但有时候深夜，我在小卖部买水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面前放着一瓶啤酒，没开，就是放着。她盯着那瓶啤酒看，也不喝，也不动，就是看。

　　我拿了水，扫码，说“走了”。她点点头，眼睛还盯着那瓶啤酒。

　　深夜的小卖部，是另一种样子。

　　十点以后，村子安静下来，只有小卖部的灯还亮着。那根忽明忽暗的日光灯管在深夜里显得格外亮，把门口的空地照得像一个舞台。偶尔有人走进那道光里，买一包烟、一瓶酒、一袋花生米，然后又消失在黑暗里。

　　有一个男人，几乎每天深夜都来。

　　他四十来岁，瘦，脸上没什么肉，颧骨很高。穿着工装，衣服上总是有灰。他每次来都买同一包烟——红塔山，七块五。有时候还买一瓶啤酒，二锅头那种小瓶的。他付钱的时候从不说话，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拿了东西就走。

　　有一次他走了之后，我问周姐：“那人是谁？”

　　“工地的，住村西头。”

　　“每天都来？”

　　“嗯，好几年了。”她顿了顿，“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一个人在这儿。”

　　一个人在这儿。这句话包含了太多东西。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过年。一个人在这个六环边上的村子里，白天在工地上搬砖，晚上来小卖部买一包烟一瓶酒，回去喝完，睡觉。第二天重复。

　　我想起赵大爷说的那句话：“活着，就是熬。”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回来，已经快十二点了。经过小卖部的时候，灯还亮着。周姐站在门口，靠着门框，手里拿着一根烟，没点。

　　“还没关？”我走过去。

　　“睡不着。”她说，“今晚人多，闹到很晚，现在反而静下来了，睡不着。”

　　我站在她旁边，两个人在深夜的小卖部门口，沉默着。

　　“你一个人住？”她忽然问。

　　“嗯。”

　　“不找个人？”

　　我笑了一下：“找谁啊？”

　　她也笑了一下，那个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理解，又像是同病相怜。

　　“一个人也好，”她说，“省心。”

　　但她说完这句话，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在深夜里，什么都藏不住。

　　我看了一眼小卖部里面。柜台上的赊账本翻开着，最新的一页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后面跟着“欠7元”。旁边放着一瓶没喝完的可乐，盖子拧着，吸管插在里面。

　　“周姐，”我说，“你一个人守着这个店，不闷吗？”

　　她想了一下，说：“习惯了。”

　　又是“习惯了”。这个词在这个村子里被说了太多次，每一次都像是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不重，但多了，就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她慢慢地说，“晚上关了门，一个人坐在这儿，会觉得这屋里太静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把手里的烟捏了捏，没点，又放回口袋里。

　　“但开着门，有人来买东西，说两句话，又觉得挺好的。”她说，“至少还有人记得你。”

　　深夜买烟的那个男人又来了。

　　他从巷子里走出来，步子很慢，低着头，像在想什么事。走到小卖部门口，看见我和周姐站在一起，愣了一下，然后点了下头，算是打招呼。

　　“红塔山。”他说。

　　周姐转身进去，从柜子里拿了一包，递给他。他付了钱，拿了烟，没走。

　　“借个火。”他说。

　　周姐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打火机，递给他。他点着烟，吸了一口，吐出一大口白雾。烟雾在灯光里散开，模糊了他的脸。

　　“今天工地上出事了。”他说。

　　“什么事？”周姐问。

　　“一个兄弟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了。三层楼，腿断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手指在抖，“送医院了，老板出的钱，但后面怎么办，还不知道。”

　　他深吸了一口烟，又吐出来。

　　“他老婆在老家，还等着他寄钱回去。”

　　没人说话。

　　他抽完那根烟，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

　　“走了。”

　　他走了，消失在黑暗里。

　　周姐看着那个方向，沉默了很久。

　　“这些人，”她慢慢地说，“都是把命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转身回了店里，开始收拾东西。把赊账本合上，把圆珠笔放好，把柜台上的零钱一张一张理整齐。

　　“关门了。”她说。

　　“嗯，早点睡。”

　　她拉下卷帘门，哗啦一声，把灯光和人都关在了里面。

　　我站在门外，看着那扇关上的门。

　　小卖部的灯灭了。村口只剩下煎饼摊的日光灯管还亮着，惨白的光照着空荡荡的空地。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尘土和干草的气味。

　　我转身往回走。经过槐树的时候，看见赵大爷不在，石头空着。经过垃圾站的时候，看见流浪汉已经睡了，被子裹得很紧。经过快递小哥的车库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打呼的声音。

　　这个村子睡了。

　　但我知道，小卖部的灯虽然灭了，周姐不一定睡了。她会坐在黑暗里，一个人，听着自己的心跳。

　　就像那个赊账本上那些被划掉和没划掉的名字一样——有些人还在，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但不管在不在，日子都得过。

　　明天晚上，小卖部的灯还会亮起来。

　　赊账本上还会添新的名字。

　　深夜买烟的男人还会来。

　　我们都在这里，在这个六环边上的村子里，用各自的方式熬着。

　　熬到天亮，熬到月底，熬到过年。

　　熬到有一天，不用再熬了。